季羡林书法作品鉴定（季羡林先生文化书法之美）

季羡林先生文化书法之美

王岳川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领域多个领域，勤奋耕耘近一个世纪，承往圣继绝学，在绝门学术上有极高的建树和重大的开拓：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究；2.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3，糖史以及科技史和文化史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研究；5.印度古代文学《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和研究；6.德国及西方文学研究；7.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8.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9.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10.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我与季老近三十年交往中的诸多往事，感慨季老的朴实与伟大并重。季老高度重视学术传承，他言传身教，对有志于学的青年人关爱有加；季老学问严谨，勤奋著述，笃信“楼有多高，地基有多深”。“君子不器”，不能命定般的将季老列入一个对号入座的学术范围。可以说，季老的“齐奘”笔名显示出他见贤思齐的“玄奘精神”，更表征了他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新世纪文化战略的深远眼光。

一 文化大师的精神高度

2001年在季羡林先生书房合影

当今文化领域自命为大师者颇为不少，而贬低大师的人也往往不在少数。这大抵是一个令人焦灼的时代——大师在不断地升值，也在不断地贬值，不断地浮出水面，又不断地掉入污水。在一个自命大师的时代，无疑把大师当作廉价广告而消解之。故而，季羡林先生率先表示辞谢“大师”、辞谢“泰斗”、辞谢“国宝”。他在强调“大”文化视野的同时，用自己的笔拓展了大散文的维度。

今天，一些学者忙于写晚明史，书画家忙于走晚清路。在大国崛起的时候，文化却在无力地呻吟。我们知道，晚明和晚清是中华民族惨痛的一环，有些人却在津津乐道晚明那点事，拍卖市场把晚清作品拍成天价，那些晚清和民国的东西实在是大国衰败的纪实。今日中国作为大国必须和他的文学品格、美学品格相配合，这就是“正大气象”的审美风范。

在我看来，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理论，坚持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强调“西化”必将让位于“东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我认为，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

在对季老的思想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看到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半个多世纪凌晨即起的生命写作对季老的意义是沉重的，这是中国历代“立言不朽”的铭刻性和战胜速朽生命的感悟性使然。通过语言铭刻的方式进入历史和未来，或许是季羡林写作中的本真性所在。不难看到，季羡林已经醒悟到世俗生活的飘逝性，那些世俗生活方式以及码字经验就已经对他失效了。因为他的写作已然成为生命中不得不写作的必然宿命！

季羡林先生通过自己的笔，表明在中国文化复兴问题上必须具有正大气象和守正创新。“守正”是需要勇气的。“正”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树立一种遗世独立的尺度。“正”就是“正宗，正脉，正路”。天下有很多路，今人选择走捷径，但捷径往往是死路、断路和无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正路。正路最难走，但是是唯一能走通的道！季先生是孤独的，因为在这个反文化反文学的后现代时代坚持“正”是艰难的。但是我从他的笔下感受到了种先秦史官的中正之正——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庄公姜光，齐国太史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崔杼又杀。太史的二弟接着写，崔杼见状，不敢再杀。因为历史将这样记录并铭刻下去，他将遗臭万年。我们不要相信地球上会满地都是圣人，我们也不能期待中华大地满地都是哲学家。中国有季先生这样一群知识分子足矣。他们可以用笔把这个时代的弊端和时代呼唤的正气，都凛然无误地表达出来。因为守正前提下的“创新”的关键在于塑造中华群体文化雕像。

2005年王岳川到301医院看望季老

季先生要画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雕塑群像，要用学术之笔写出一部中国思想史长城，使人从中能感到一种真正的人的尊严。“大”境界可为“哲性散文”、“哲思散文”之性格。强调境界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大。季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横跨经、史、子、集。他通过他笔，他的学养，他的眼光做到大手笔书写，规避了小趣味、小卖弄。“气”是浩然之气，孔颜气象之气。大气盘旋之“气”充沛于天地。而我们很多人都在憋气、怄气、生气，天下只恨财聚无多，恨房子太窄，恨金钱太少，恨官帽太小。季先生却一身清气，遗世独立，有浩然之气。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可以做到“粪土当年万户侯”。“象”是孔颜气象之“忧道不忧贫”，是汉唐气象的辉煌大气。当下中国文化应该从晚明、晚清至民国的败国之象中走出来，从一地鸡毛的文学自恋中走出来，而重新呼唤正大气象！

国家硬实力不行，一打就败，文化软实力不行，不打自败。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未来蓝图的设定，需要千百万知识分子努力践行，从而完成这一蓝图。我不赞成五四时期一些学者“打倒孔家店”的呓语，“全盘西化”地置换民族DNA，“废除汉字”的殖民主义倾向。那种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并虚无化的做派，只是在后人懦弱得断了脊梁而仰仗西方发出的卑微的怅叹。我们应当自我反省而不应自嘲自虐，应该从审父走向审己，减少文化误读，纠正国人在西方视野中的被妖魔化形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这意味着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而是对等交流的彼此的文化和精神。

面对“河东河西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事实上，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我们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2007年王岳川到301医院看望季老，将主编的《季羡林学术精粹》四卷本奉上并合影。

真正的人生是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的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的人。季老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照彻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文化精神新境界的是大写的人！

二 学者散文的深情冷眼

当今中国文化界的散文种类繁多：女性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情感散文、生活散文、日常散文，还有写“我的鼻涕”、“一地鸡毛式”的反文化散文。我把季先生的散文称为“哲思散文”。他的散文不仅是文学家的散文，而具有了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风采和锐利。

季羡林有两只笔，一支笔写学术论文和著作，一支笔写散文随笔。这是的他在学术研究上“一览众山小”，在散文创作上，也“语不惊人死不休”。季羡林的散文大抵属于学者散文，换一支笔也换一种思路一种情性。但是创作散文一点也不轻松，用季羡林的话说，是“惨淡经营，简练揣摩，煞费苦心”的。足见作者的严肃认真态度。

季羡林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据不完全统计大致有以下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留德十年》、《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牛棚杂忆》等近二十部散文集除去各集散文有少量的重复收入，总计约三百余篇。其数量之多涉及之广也是颇为惊人的。

真情实感加上惨淡经营，构成了季羡林散文的美学特征。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说：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在《追求一个境界》中写道散文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散文是对生命历程的生命诗意记录，季羡林面对多姿多彩而又充满坎坷曲折的的生命历程，具有清澈的童心和真挚的情思，世界对他呈现出来并变得更加明晰，当他具有超迈的慧眼和形而上之思，就能洞悉人性的深度而大爱无疆，当他具有铮铮侠骨，其刚性的原则使他获得人性的光辉，当他具有深沉的柔情，就会在不忍之心中将爱心广被万物。

l980年，季羡林为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季羡林选集》（散文选集）写的《跋》中说：“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这真是高明之见！

我曾经在读韩国金容沃《石涛画论》时被这段话所打动：“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笔，而在于笔传达的永恒；不在于墨，而在于墨引发的时空。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山，而在于静寂的本质；不在于水，而在于生命的活跃性。艺术创作的本质不在于古本身，而在于它拥有的原初性和开放性；不在于今本身，而在于它创造了坦坦荡荡的我的瞬间自由”。当今世界，我们面前有了金山银山，但是失去了绿水青山。人们的钱包鼓了起来，灵魂却瘪了下去。没有灵魂生命就会轻飘飘。季羡林散文在深沉的历史剖析中，隐含对现实的批判。现代人丧失了对不可企及不可确知的未来的一种本真担扰，过去千载悠悠已逝，来日千年又默默而至，在这夹缝中的人们现在活着，岂能毫无隐忧？忧虑使人思索，思索预示着命运的深度。反之，倘若我们对未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而按部就班去过那样的生活，我想那是相当乏味的。

季羡林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人物，坚持散文情感魅力之中必须寓有哲理。仔细考察，他的散文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洞穿世俗的眼光，基于他国学根基深厚，多种外语的驰骋运用，一生艰难敢吐真言，仁厚心境恪守中庸，这些统统表征在散文中：举重若轻而又文含深意，臧否人物而又留有余地，时出锐利而又旷达宽容，信手拈来而又令人唏嘘。

忧国忧民的是一切正直知识分子的秉性所在。我认为，季羡林先生秉承了诗人杜甫忧国忧民的道统，将个体生命无常的有限性从浩渺的宇宙时空之中抽离出来，从而形成巨大的审美反差：生命的有限性将人从永恒的时间之维中带出，而还原为一种拂之不去的人生飘逝感；个体的渺小将人从广漠无边的宇宙境界中震醒，而产生出无限大与无限小冲突中的人的不自由感。于是诗意的张力场随每个人的体验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螺旋结构，在心灵震慑的刹那，完成了对宇宙人生的痛苦反思和认同。我们知道，杜甫诗歌强调境界之“高”、情感之“深”，季羡林更进了一步，还加上了视野之“大”，他的散文在这种深沉的大爱中，情不自禁地赞美中华文化辉煌和走向新世纪的更大辉煌：

一是境界高。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中没有世俗的隔靴搔痒或一般文人的无病呻吟。其叙述呈现给我们的是深情冷眼地面对历史和人物，令人悲欣交集。他的笔通过描写一个个国学大师幽微的心境和鲜为人知的细节而提升出高境界，而他本身的精神境界已然清景无限。他通过这种高境界和国学大师对话，只有同样高的两座山峰并峙，才能发出“相见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之叹，那些精神侏儒是很难和高山之境对话的。

二是情感深。情感可以把境界、世界、眼界点活，让它们变得生动、流畅、灵活、入木三分。季羡林说：“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是他的同志，不是他的亲人，而是他的对手”。这一点，颇有历史智慧之眼，看似简单，但举重若轻。他谈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右派，不久自杀，季羡林连续说了两个“可惜了”，后面笔锋一转：“大人物治大国若烹小鲜，艺术之至也可以说是轻佻之至，而小人物为什么不能学一两招消灾化厄的绝招”。其实，这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命运和被玩于大人物股掌中的一种深切的哀悼，在看似不经意中表露出了作者深情冷眼的喟叹。

三是视界宽。季羡林的抒情散文或追忆师友深厚情谊而热泪盈眶，或思念母亲养育之恩难图一报而五内俱焚。其学者散文或追忆往事，或论辩是非，或反省自我，或歌颂先贤，往往涉及到的经、史、子、集的内容，内涵宏阔。他对人类文明史十分熟悉，往往信手拈来，皆成妙文，其间娴熟运用经史子集、文史考古、书画典故和经典原文，眼界之大，用力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三 书法审美与学者书法境界

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和作为作家的季羡林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季羡林却鲜为人知。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季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数次与先生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他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地创作。季先生对学者书法有颇新颖的认识：“学者书法有自己的历史，起码清华过去有梁启超，北大过去有沈尹默等。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好的书法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健康。看怀素狂草，使人心花怒放，看邓石如书法，惊心动魄，看吴昌硕墨荷的笔墨，精神和身体双重振动！”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我在季老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

2001年季羡林先生给王岳川题写子思《中庸》句“极高明而道中庸”。

同样，在题写的兰州碑林中，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真可谓在思想学术大树旁，无心插柳柳成行！

季羡林书写苏轼词

季羡林一生写作大部分是用毛笔写作。这基于他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全世界文字可以成为审美的艺术——书法艺术，只有中国，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书法艺术。中国是书法的原创国，欧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为专门的书法艺术，穆斯林国家的文字有画画的意味，但是仍然不能成为书法。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书法文化，书法有实用和艺术功能，但更重要的是其还有文化传承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书法实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回忆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一位德国人教德文。教室里，前边有一黑板，后边有一黑板。我们学生好奇，上课前，在后边黑板写了几个字。这位德国人一上课就看着后边的黑板不动，学员一看他怎么不讲课？他说，我不认识中国字，我看中国字是看线条。你们写的字，也能看出一些线条来，就是线条美。我认为，过去提倡美育，北大基本上还是有兴趣，过去当政的某些人大抵喜欢书法。提倡美育，有的是与世界一样的。中国书法别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韩国都是中国传过去的。

季先生认为，中国文字在“五四”时代的改革，最先是鲁迅，他主张的不是文字改革，而是语言改革，改革语言。胡适也是个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语言落后，在当时有点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文字改革当然是与明治维新有关系。“对文字改革委员会，最初是文字改革。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可能是建国后参加的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周总理在日内瓦就很感慨。有什么感慨呢？大会发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国家，第二天可以见报，就这么快。而中国呢，先把外文翻成汉文，再把汉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数字来代替，打回国内，在国内再根据拉丁数字翻成汉文。汉字影响通迅，罪莫大焉。当然实际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意思是废除汉字。当时没有宣传，因为那时牵扯到统战工作，国际统战工作，外界华人反对废除汉字，不敢讲，说你们文改会里边也别公开说。废除汉字毛泽东提出了很原则的一句话：民族之形式，科学之内容。文字委员会人很多，吴玉章是头，后边有老舍、侯宝林、魏建功、王力等，参加会议研究民族之形式。方块字是民族之形式，字母就算是科学之内容。研究后怎么也行不通。后来就反映。第二次指示就说，要把整个的文字去掉，像越南一样改用拉丁字母。这个解放区就曾做过。后来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就是电脑发明了，要输入电脑，字母输入得快。后来，有争议，到现在我不知做到了没有，说是方块字更快”。“书法归书法，应用归应用。我自己作为一个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委员，不应该发表反对意见。文字当然要变，这没问题。从甲骨文到大小篆到隶书都在变，但是由政府来指定变的，秦始皇指定过，一般都是由老百姓开始。”我们现在简化字的问题不少。如前後的“後”和皇后的“后”，云彩的“雲”和当说讲的“云”，老出问题。第五批简化字撤消了。同音代替怎样解决？如“元”、“圆”都用“元”。“元旦”是过新年的元旦，还是圆圆的鸡蛋。这是一种“左”的表现。文字改革都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不是随便改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第五批简化字取消了，把同音代替取消了。要不然用到现在的话，将造成大混乱。至于美术字，毛泽东并不主张不用汉字，就象画画一样，追求线条的美，是艺术的汉字。

王岳川著《季羡林评传》，2016年黄山书社出版。

季羡林坚持认为，画画与书法不同。大概有人把画和书法合在一起，比如写“荷”字，下面看上去是藕，上面是荷叶，看上去像个荷字。这又何必呢 ? “书法是书法，画是画。当然画荷也有各种流派。最近一期《中国书法》的文章，对比王羲之的《圣教序》和《兰亭序》。后来我看那个表，那个字的结构，我觉得中国汉字一个是线条，一个是结构。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那几个字据说也是集的王羲之的。我看了曹宝麟那篇文章，从结构上讲是王羲之的，别的不讲，正符合我的口味。王羲之字的美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感觉着好。书法需要严谨的基本功训练，学者写书法也不例外。学写字必须从楷书入手，横平竖直，有法度规则。现代有的书法家包括不少日本书法家不重视楷书，也不重视行书草书的规则，这样写出来的字不注意的话就是“鬼画符”，很不美。看不美的所谓书法作品，感到心里难受”。

季老认为：学者书法有文化建设意义，不仅老年学者可以多练，中年学者和青年学者都应该好好练习书法，不仅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对中国的书法事业同样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书法艺术中，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勤奋。今天的学者书法展有中年学者参加，表明学者书法后继有人。希望中国的老中青几代学者和青年学生都热爱书法，愿学者书法精神在中国不断发扬，愿中国书法教育和书法艺术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大学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2007年，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题写：文化书法

在我看来，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风表达了中国书法精神中极为精致的文化品位，是形式和内容的协调完美，应该成为大学书法的主流，在此基础上，兼容并包而推陈出新。可以说，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毕业展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从学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学者的文化修养和宽宏眼界，当然学者书法要达到很高的境界也要向书法大师学习。好的书法作品给人精神和身体带来双重好处，使学者身心都豁达健康。学者书法不仅讲求书法的典雅清正，而且要求书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学者书法不仅是艺术，而且是文化，同时也是学者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化。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季羡林先生重视文化书法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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