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里的红色故事（省台纪录片走近）

摄制组在日本

和特工有关的话题总是引人入胜。今年“十一”期间，黑龙江卫视播出的纪录片《红色国际特工》，让全国观众惊叹于主人公的胆略，也对他们为信仰牺牲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两年前该片首播时，本报曾做过专题报道。近日，本报记者再访《红色国际特工》一书的作者和同名纪录片摄制组、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工作人员，请他们全景讲述了当年那个神秘群体——红色国际特工。

揭开面纱：神秘的“格柏乌”

上个世纪，共产国际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红色国际特工》讲述的正是在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人员。龙广电纪录片部副主任董长青介绍：“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秘密交锋。他们隐姓埋名，抛妻舍子，甚至连自己的国籍都失掉了，忍受着种种误解，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惊人的业绩。作为后人，有必要了解先辈们所做的一切。”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省台纪录片部派出摄制组，远赴俄罗斯、德国、日本以及国内的上海、北京、大连等地采访。制片人姚冬梅介绍：“我们在上海寻访故址，可是时过境迁，老房子有些已经拆迁，门牌号也换了，只能一个一个地找。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他们的资料保留下来的并不多，除了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知情人做口述采访、请专家点评，片中很多镜头我们都是采用整理史料或情景再现方式，配以视频特技制作完成的。”

《红色国际特工》一书的作者之一张晓宏说：“提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要首先介绍一下格柏乌。格柏乌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二战’ 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被情报界视为样板的情报网：欧洲的‘红色管弦乐队’秘密电台网，日本的‘拉姆扎’情报小组，在中国建立的‘满洲情报组’、‘梅杰姆’小组……还有设在中立国瑞士的“拉多”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作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研究者，张晓宏认为，这段历史的研究为进一步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我省的各研究部门应增强综合研究意识，深入挖掘红色基因，讲好地区革命历史故事。

那些明明可以“拼颜值”的年轻人

《红色国际特工》一共六集，每集都有一个主人公：第一集的主人公是“红色谍王”佐尔格；第二集介绍了佐尔格在中国的两位得力助手——德国女特工索妮娅和日本特工尾崎秀实；第三集的主线是在哈尔滨从事情报活动的杨佐青、张逸仙；第四集的主人公是张永兴、张克兴兄弟；第五集讲的是以纪守先为首的大连放火团的故事；第六集刻画了一个特殊集体群像：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

和电影中看到的特工一样，我们在《红色国际特工》中，看到了一张张高颜值的面孔：男特工英俊潇洒，女特工漂亮迷人，斑驳的老照片掩饰不住他们曾经的光芒和风采。片中，我们多次看到对他们相貌的描写。在第一集的开篇，红色谍王这样出场：“1930年1月的一天，一艘外轮在上海码头靠岸了。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一位西装革履的欧洲白人走下旋梯。他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尽管有些跛足，却丝毫掩盖不了他潇洒不羁的气质。他的护照上显示着——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

该集导演姚冬梅介绍说：“佐尔格看上去风流倜傥，性格左右逢源，所以很快就在上海社交圈里混得风生水起，成为不用撬保险柜就能拿到情报的神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采访中表示：“佐尔格很讨女士的欢心，很多情报由于这样一种关系获得。再加上德裔的背景，因此他跟德国的外交官打成一片。比如说当时的德国大使，在一战时曾经是个军官，而佐尔格也参加过一战，他当然也伪造一些经历。因此两人第一次见面就非常投机，德国大使把佐尔格引见给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比如何应钦，就曾经跟佐尔格有过交流。所以从那些方面，也获得了很多的资料、档案和情报。”

“红色谍王”佐尔格

那些不用“拼”就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情报工作的危险性不言而喻，除了足够的勇敢，更需要处变不惊的应对。该片向观众展示的情节，足以令人拍案叫绝。为了获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密码，佐尔格开始有意接近密码设计者——一位娶了中国太太的德国工程师。国防大学教授夏一东介绍说：“他太太年轻貌美，佐尔格就在这个太太身上做文章，先是贿赂她，送她些香水来博得好感，然后教她怎么去照相，制成胶卷。最后这个太太被说服了，回到家把一些密码以及本子都拍一拍，然后交给拉姆达小组。这位太太并不知道自己拍了什么，但拉姆达小组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就破译了这个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通信密码。”

被西方谍报界称为“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的索妮娅，也是一位才貌双全的传奇女性。她出生在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精通多国语言，成为情报人员之后，她的语言能力为她从纸媒和各种资料上梳理线索提供了天然优势。据说她曾经冒险给东北抗联部队买过炸药原料，还长途跋涉给杨靖宇部队送过密码本。长期从事谍报工作的她，竟然一直没有被丈夫发现，这一点连佐尔格也佩服不已。外人眼中的索妮娅，无非就是一个每天打牌、喝茶、跑马、遛狗，生活奢华又无聊的富家太太。直到1977年《索妮娅的报告》出版，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间谍的传奇故事才为世人所知，她也获得了“最完美间谍”之名。

哈尔滨特工张逸仙曾在苏联的特工学校参加培训，他列出过详细的课程明细：主要课程包括爆破、军用化学，射击技术、秘密工作、开汽车、政治和游击战术，其中爆破和燃烧为主课。学习结束后，苏军情报部最高首长别尔金出席了毕业典礼，校长缪勒尔少将这样勉励学员：你们将来每个人的战斗力都将超过一个师。

纪录片还展示了情报人员在工作中的一些技巧。“有一次杨佐青在沈阳被特工人员盯上，没甩掉，他就走到河边，背过身假装点烟观察对方，对方继续向前走，当走到杨佐青身边时，杨佐青突然将对方推入河中，等对方上来，杨佐青已经没影了。”

编导张思宇说，特工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往往都以多重身份示人，这也让他们在被后世研究时，遇到了不少质疑，甚至误解。这些为理想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入世”的俗人模样：开照相馆、开饭店、做铁路工人，看上去在哪儿都吃得开，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喝酒，与日本宪兵一起打牌，为日本摄影师点头哈腰地洗照片，然后一转身，关于这些人所在机构的重要情报就被传到了苏联红军的情报机关里。

那些最终因为精神而永垂不朽的年轻人

除了索妮娅，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姚冬梅介绍说，俄罗斯佐尔格纪念馆原馆长维阿列塔·尼古拉耶夫娜研究佐尔格多年，谈起这位英雄非常崇敬，称他是整个国家的骄傲。她描述的佐尔格就义时情景令人泪目:“日本监狱长伪警察、牧师走了进来，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佐尔格说没有想说的，他自己把绳子套向了自己，口里喊着：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

哈尔滨的红色特工牺牲得更为惨烈。31岁的张慧忠、39岁的原美臻被捕后都被“特别移送”到了731部队，被日军进行了残忍的活体实验。大连放火团共有12人被日本关东军判处死刑，其中有三人在执行前就被折磨致死。

被叛徒出卖的张永兴、张克兴兄弟，在狱中同样忍受着敌人的严刑拷打。日军请张永兴的妻子“软化他”，面对儿子一声声“爸爸”的呼唤，张永兴拒绝了家人带来的毛毯，告诉妻子：“拿回去吧，等将来生活困难时把它变卖了，给孩子们买吃的，让他们吃点好的。要有信心，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驱逐出境！”

1987年，随着原侵华日军齐齐哈尔宪兵队士兵土屋芳雄出版了回忆录——《我的忏悔》，书中有很多关于张永兴兄弟不实的介绍，这让张永兴家人非常气愤。中方经过调查，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土屋芳雄所言并不属实。土屋芳雄后来也在日本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关于张永兴兄弟的记忆有误，并于1990年专程来到哈尔滨，向张永兴兄弟的墓碑谢罪，向烈士后人谢罪。编导张思宇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张永兴的儿女起初并不接受土屋芳雄的道歉，后来土屋芳雄直接被带到了张家人面前。“当时场面挺尴尬的，土屋芳雄开始就是通过翻译说对不起，张家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表态。然后土屋芳雄突然跪下了，痛哭流涕。后来在一个工作人员的调解下，才算圆了场。张永兴的身份也影响了后代，他的大女儿早年就被苏联送出去培训，可是后来就没有了消息，至今生死不明。”

如今，莫斯科有了佐尔格大街，齐齐哈尔矗立着张永兴、张克兴兄弟的铜像，长眠着大连放火团英烈的旅顺监狱旧址，被一代又一代后人瞻仰、祭拜。这些智勇双全的年轻人，把生命定格在了最美好的年华里，最神圣的事业上。本报记者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