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鲁迅先生原文（鲁迅先生怀着希望）

在鲁迅小说中，《故乡》无疑是影响广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小说塑造了闰土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与同情，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故乡》提出的“希望”命题小说结尾处那段名言，我们许多人大概都会背诵——“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希望鲁迅先生原文?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希望鲁迅先生原文

在鲁迅小说中，《故乡》无疑是影响广泛的一篇。它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小说塑造了闰土这一不朽的典型形象，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的悲悯与同情，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故乡》提出的“希望”命题。小说结尾处那段名言，我们许多人大概都会背诵——“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为何会结束于对“希望”的阐述？细读小说，能够发现，“希望”是起因于“我”对两代人关系的思考。小说写道：“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就这样，“希望”出现在《故乡》的文脉之中。从“希望”与“我们的后辈”的关系来看，这里的“希望”与鲁迅五四时期的“幼者本位”伦理观有内在的相通。写《故乡》一年之前，鲁迅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寄希望于幼者，呼吁“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鲁迅的“希望”话语体系中，《故乡》的结尾其实是个划时代的起点。此后五年间，鲁迅在《呐喊·自序》（1922年）中，在散文诗《希望》《墓碣文》（1925年）中，多次阐发其“希望”观念，建构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希望”话语体系。

《故乡》中的“希望”是被置于纵向的时间之中叙述出来的。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与此不同，与特定空间发生了关联。这个空间，就是具有国家、社会属性的“铁屋子”。夏夜，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鲁迅与《新青年》编者金心异（钱玄同）展开了对话。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金心异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种回答说服了鲁迅。鲁迅叙述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这里的“希望”，就是打破“铁屋子”、拯救濒死生命的理想。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以“救救孩子……”一语结尾的。这意味着它和《故乡》一样，“希望”也与幼者本位的思想保持着深层的关联。

散文诗《希望》写于1925年1月1日，是在写《故乡》的整整四年之后。鲁迅曾经说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而《野草》收录的这篇《希望》，可以说代表了鲁迅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希望”哲学，是鲁迅“希望”话语的制高点。与《故乡》《呐喊·自序》相比，《希望》中的“希望”话语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希望”以阴暗的心境为背景。鲁迅在《希望》开头就说“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种心境下，“希望”仅仅是发挥着工具的功能，而这工具却无效。“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其二，借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语言来表达。裴多菲的诗句和致朋友的信，都被鲁迅引用、阐发。其三，将“希望”置于与“绝望”的关系之中来认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鲁迅散文诗《希望》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出现了两次，而且整篇散文诗是用这句话结束的。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作为裴多菲的名言，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包含着鲁迅的认同与强调，已经变为鲁迅语言了。此语包含着陡峭的修辞转换，略显晦涩，须结合裴多菲的原话来理解。此语出自裴多菲致朋友的信，原话是“绝望是那样地骗人，正如同希望一样。”所以，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绝望是虚妄的，正如同希望也是虚妄的。”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用此语否定了绝望，同时也否定了希望。那么，此时的鲁迅是绝望了呢？还是依然怀着希望？答案是后者。此时的“希望”已经不同于《故乡》和《呐喊·自序》中的“希望”，而是绝望于“希望”之后的希望。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大概就是“反抗绝望”或“背水一战”。鲁迅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正与这种“希望”观相表里。写《希望》约半年之后，鲁迅在散文诗《墓碣文》中再次确认了这种绝望式的“希望”，即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得救于这种“希望”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国民性认识的转变就是重要例证。众所周知，国民性批判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鲁迅前期思想中，“国民性”并非中性词，而是贬义词，特指“国民劣根性”，即杂文《论睁了眼看》（1925年）所谓的“瞒和骗”“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等等。但是，晚年鲁迅是自信于中国人的自信力的。他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被他誉为“中国的脊梁”。巧合的是，撰写此文的1934年9月25日，正是鲁迅54岁生日。

短篇小说《故乡》的故事结束于离乡的船上，而“希望”之路一直在鲁迅脚下延伸，并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延伸……

（作者：董炳月，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