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三种表现方式（诗经评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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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时候，古人都是以注疏的传统方式解读《诗经》，这也是属于经学的范畴。《诗经》的经学研究主导了古代《诗经》研究两千多年，却很少涉及诗的文学内涵这一局面到了晚明《诗经》文学评点的出现被稍稍打破，从此在《诗经》的研究中，文学的阐释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诗经》作为中华元典之一，处于至高的儒家经典地位，以诗文和戏曲小说的批评方式对其评点，实在是一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而《诗经》的评点之所以迟迟在晚明才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密切相关。

诗经的图像

对于晚明开始出现的施之于儒家经典的评点现象，学界少有论及。郭绍虞曾把孙鑛（字月峰）评点经书的发生归结为“清代人对于六经看作都是史，那么明代人也不妨把六经看作都是文。六经皆文，所以不妨加以批评。这正是明代学术自然的趋势，所以能成为一时风气”但这样讲未免简单化了。清代人把六经看作史和明代人把六经看作文之间并没有逻辑关系，也缺乏可比性，当然谈不上“不妨”，也谈不上“是明代学术自然的趋势”。如果是“自然的趋势”，这“自然的趋势”自应有它内外之因。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版中则着重说明了“何以孙氏会注意到评经，何以评经会成为一时风气”。他所总结的原因有两点，一为受茅鹿门“宗经”主张的影响，为“七子”复古文论的影响。这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精彩处实为最后一段：明人于文，确是专攻。任何书籍，都用文学眼光读之。所以以唐诗的手法读《诗经》，而《诗》之味趣更长；以《史》《汉》的笔路读《尚书》，而《书》之文法愈出。以视唐、宋人之于诗文，或偏于讲关键，讲式例，或偏于讲道德，讲经济，确是更高一着。

《尚书》的图像

然而眼光只局限于文章，毕竟所得有限。月峰《与赵梦白论文书》云：“念古人虽广搜博取，然所得力者不过一二种，若子厚之于《国语》，永叔之于韩文，明允之于《孟子》皆是也”（《月峰集》九）所以他也想得此等一二部以涵咏讽诵之。他的目的，只想对于经书涵咏讽诵之后，而于文事方面有所得力此段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明人以文学眼光读书，是孙氏评经的前提；二、“于文事方面有所得力”，是孙氏评经的目的。虽然这前提和目的只是针对孙氏而言，但却具有普遍性，这“以文学的眼光读书”和“于文事方面有所得力”也是时代文化思想变迁的结果，构成了经书评点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经书评点的根源所在。

《诗经》的评点，虽然也包括在经书评点之列，但性质上又不同于其他经书评点。虽然《易》《书》《礼》《左传》也有文学成分，但它们的首要属性并非文学，而《诗》的首要属性却是文学。评点对象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评点本身性质的不同。因此，《诗经》评点的发生，应该也有别于郭绍虞先生所说的“一时风气”。实际上，明末开始出现的《诗经》评点，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对于传统《诗经》阐释与接受的有力反拨。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评点这一批评文体的全面成熟与流行的推动。

《诗经》的图像

除此之外，还受到当时八股时文点评、通俗文学的创作与评点、刻板印刷业的发达、文学的世俗化等因素的刺激。本节即着重探讨晚明社会文化思潮与《诗经》评点产生的关系。明代的哲学思想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那就是正德以后心学的风靡一时及相伴而来的禅悦之风的兴起。宋代以还，居于官方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一直是程朱理学。理学属于后起的新儒学，它援佛入儒，重义理而轻事功，带有内省的倾向。心学是理学的别支，其要义即王阳明倡导的“致良知”之说，认为“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心学的兴起，对于传统经学影响甚巨，所谓“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经学衰微，无非也如四库馆臣所总结的那样:“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失其本旨。”在这种趋势下，对于经典的阐释，多随心率性而为，被指责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虽然语带贬义，但“其学各抒心得”倒也点明了特点所在。而此时开始出现的《诗经》评点，其区别于传统《诗经》阐释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各抒心得”。刘毓庆先生曾论及心学对于明代《诗经》文学研究的影响，他说:

刘毓庆先生的文章记载选词

而《诗经》评点又是《诗经》文学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那么，《诗经》评点的产生自也与心学的影响密切相关了。心学思想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禅悦之风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的意识情趣和审美态度，被称作市民思潮。这些流行思想对于文学的批评发生了许多影响，不仅表现在心学一派的文学批评中，也表现在与心学无干，甚至对心学持批评态度的人的文学批评中，显示出时代共有的特征。这一点与《诗经》评点的产生相关。

前面已经说到，在传统的《诗经》研究中，研究者由于受传统经学思想的束缚，看重的是附着于诗的本文之外的政治、伦理、社会的教化功能，而于诗作者的真正的自我之内心毫不理会。其实无论诗所表达的感情到底怎样哪怕真是所谓的“淫”，那也是发之于诗作者内心的“真”，而“真”恰恰是“善”的前提。《诗经》中那些被道学先生所指责的“淫”，尽管以“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来看是不合伦理的，但在产生《诗》的时代或许就是非常合乎伦理轨范的极正常的行为。后世道学正是由于认为它们不正常，所以昧心地掩盖这层真，明明是爱情的记录、渴求或颂歌，却说成是刺淫奔。

王国维的画像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原则精神是可贵的，他说：“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不能安者”，是一种追求外在附加层面的猜测和比附，是与内心的自然早就鄙其固执了，即便是中智以下的人，也对这种支离破碎的经学节、礼乐制度，而这些又都是圣贤的人伦大道理，谁敢反对？而王阳度，动摇了朱熹学派在思想界的长期统治打破了束缚世人身心的教条，给明末乐于求真的文人以极大鼓舞，促进他们内心的自省，增强了反对的底气。这种改变影响到《诗经》的研究上，无疑会促使一种合不过了。

评点之学以文学趣味为旨归，以一己之感悟为准则，以传当在市民思潮的影响下文学批评呈现侧重于内心探求的特点时，评点便有了应用到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之上的可能性。评点经书的作用，诚如徐奋鹏在《诗经删补序》的《笔峒子自叙》中所说：“于是乎泳之游之，䌷之绎之，为之铲其剧蔓，为之补其漏略，为之疏其理脉，为之畅其论说，为之浃其筋髓，为之足其意趣，毫不敢忤其原旨，毫不敢哆其浮靡，直以一生性灵，偕紫阳公寄傲风雅之林。”虽然借重紫阳公朱熹说事，但“直以一生性灵”无疑宣告了以内心自我为一切铲、补、疏、畅、浃、足之评点工作的立足点。

紫阳公朱熹的雕像

在传统经生眼里，评点与治学无关，一般是不入流的，应用到戏曲小说上，倒也无伤大雅；应用到诗文上，就有些过分，更不用说施加于圣人用来垂教后世的经书上了。徐奋鹏正是因为《诗经删补》的撰写遭人告发，差点丢掉性命。因此，传统经生不能容忍对经书随意圈点涂抹、品头论足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如《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戴君恩《读风臆评》的提要就充满了鄙夷的态度：“是书取《国风》加之以评…纤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因此，把评点这一文学批评手段应用到《诗经》上，须具有很大的勇气。

明代之前，儒家经典没有评点出现；只有到了明代，当倾向于向内心探求的文学批评风气与求真的勇气相鼓荡时，才使得评点这一批评文体终于突破了传统的局限，打入了传统说经的阵营。在这种情形下，《诗经》评点的出现毫无疑问与这一求真而内省的文学批评风气相关市民思潮对于文学批评的第二点影响为尊情的倾向。出于对理学的批判，文学批评中出现了与重理相对立的尊情的主张。同时，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思潮的勃兴，尊情的主张也越来越带有新的与礼教相悖的异端色彩。

《诗经》的图像

言情本是《诗经》的文学本质之核心，魏源《诗古微》谓：“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岂有惧、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即深合文艺以达情的本旨。其实，在魏源之前二三百年，钟惺、戴君恩等已在《诗经》评点中以尊情为研《诗》之关键了。所谓“情”，乃指广义的“情性”，尊情即重视一己之真性情、真趣味。尊情的主张，其实质是反理学的，包括心学这一理学的别枝，所以从逻辑上说，尊情的主张在内容上并非是受了心学的影响，因为尊情是无关圣学的。

但是，尊情也是以个体的内省为前提的，因此，尊情在思考的方法上受到了心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心学催生了尊情的主张。明确标榜情感在诗歌中的作用，尽管很早之前就被认识到了，但“止乎礼义”的过分强调，最终遮蔽了更接近诗歌本质的“发乎情”。尤其是《诗经》的阐释与接受，只看到了王化与忠厚，全没有一些对于情感的体认与共鸣。 就如叶嘉莹曾经这样说:

叶嘉莹的记载选词

明代以还，文学批评中尊情的倾向加强了。如李梦阳强调作诗要“以我之情，述今之事”；李贽标榜“童心说”，倡导真情；袁宏道宣扬发抒情性的“性灵说”，反对以理抑情；汤显祖解释“诗言志”云：“志也者，情也。”并宣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复死，死而不可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冯梦龙则称赞“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山歌。其他如焦竑、徐渭也有关于尊情的论说。凡此种种，都分明有与传统礼教唱对台戏的意味。这种思潮对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巨大，可谓文学批评的一股洪流。

而文学评点的一个特色就是以感性为特点，其中多有率情直说的话语。如钟惺的《诗经评点》中多有以“情”说诗的片言只语，都是读诗时有感而发，如“此诗情至处生出义来，发情止义说不得”（《载驰》眉批）对“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提出质疑；再如“情语到至处，不论邪正，动人则一”（《采葛》眉批），这无疑具有如叶嘉莹所说的“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是“有见于诗歌中感发之生命在本质方面的需要，而不是从外表的社会伦理来作肤浅的判断的”但从为文形式上来说，这种尊情的话语如果放在儒家典籍的传统笺注解说中是很不方便的，难以即情而发、畅情而论，但在评点的体例中就自由多了。

《诗经·采葛》的图像

因为评点多为读书时在正文空隙或天头地脚随时记下自己的感受，不需要的严肃的立论和密的演绎。有则说，无则略，任由性情，无所依傍。对《诗经》这种经书有不同于传统理解的人，正苦于无法表达申说，而评点这种自由的方式恰好给了他们以便利，于是对于《诗经》进行评点也就顺理成章了。试想，像“朱注痴甚”这种有感而发、任情直说的话语放在《诗经》的评点中毫不奇怪，但要放在当时所谓严肃的经典诠释中该是多么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可以说，《诗经》评点的出现，也与这一时期尊情的文学批评风气相关。

参考资料：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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