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不能讲工资看成绩（职分之内不可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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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不能讲工资看成绩

南宋的吕祖谦认为做官应该“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尽一切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职分之内，不可惰”，否则即为“旷职”。

“职分之内不可惰”，对于为官从政者来说，所做的事情，关乎国家兴亡、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一个政策，能成事也可能坏事；一人之力，能惠民也可能祸民，当然就更需要勤政敬业。“百职如是，各举其业；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则何忧事不允釐，何虑民不受赐。”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做到勤政敬业，则事情就能得到妥善处理，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反之，“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

我国历史上，雍正堪称是勤政敬业的皇帝。他要求自己“以勤先天下”，每天工作到深夜，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现存雍正时期汉文奏折3.5万多件，满文奏折6000多件，雍正皇帝“躬操笔砚，不仰小吏，手阅簿书，不辞劳役”。在位不到13年，光朱批就写有400万字左右。明代的朱元璋也非常勤政，据统计，他平均每天批阅20余万字，处理400余件事。他曾说：“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滞。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

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意思是说，官员一旦得了懒惰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说，是因为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挨一天是一天。

官员是否勤政，是一个朝代兴衰的风向标。南宋的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把古代的圣贤与当时的官吏作比较，前者为了公事“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而后者当中有勤于吏事的官员似乎成了另类，“反以鄙俗目之”，而那些整天“诗酒游宴”的官员，“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

“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更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唐代诗人韦应物曾被派去云阳这个地方赈济灾民，一路上他顶着烈日，马不停蹄地赶往灾区，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夙驾抵府命，冒炎不逞息。百里次云阳，间阎问漂溺”“周旋涉涂潦，侧峭缘沟脉”。其跋涉之苦、使命之重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治军中提出“五勤”之说，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他本人“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

干部干部，以干为先。勤政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应有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方式。没有干部的“辛苦指数”，哪有群众的“幸福指数”。一名干部如果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形如“政坛摆设”，状若“公堂木偶”，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不仅个人蹉跎岁月、庸碌无为，而且贻误了党的事业，破坏了政治生态，损害了群众利益。

周恩来总理的敬业和勤勉举世皆知，他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工作16个小时以上也司空见惯，以至于有外国友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1974年3月26日，他当时身患癌症，饱受病痛之苦，而且已是76岁高龄，体力和精力都很弱。但就在这一天，他下午3时起床，连续工作整整23个小时。

将怠兵必娇，将奢兵必逸。强军兴军的征程注定是一场寂寞的长跑、艰苦的接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官兵奋发进取、夙夜在公的敬业奉献，离不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勇毅笃行，离不开“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的备战状态。“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古代将帅尚且有如此见识和情怀，今天我们更应该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多流“皮肉之汗”和“思想之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

（作者单位：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