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女大学生失眠30晚藏入地窖自杀（19岁女大学生失眠30晚藏入地窖自杀）

才貌双全的19岁女大学生，在一次征文大赛中，得到了去纽约杂志社实习的机会。

纽约的灯红酒绿、浮华奢靡的气息，让她迷失了自我。

男友的道貌岸然，暗地里的背叛，让她对婚姻和女性的角色厌倦。

一个月后，她结束实习回到家乡，繁华与沉寂的巨大反差，让她迷惘无助。

当她得知自己唯一的希望——她报名的写作班——没有录取她时，她的精神世界崩塌了。

接下来，她会彻底坠入深渊，还是获得新的转机？

看过了《西尔维娅·普拉斯自传小说<钟形罩>快读》的上半部分（19岁女大学生从纽约回到家乡，巨大落差与男友背叛引发精神失常），今天我们继续——

经过了一夜的失眠，我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

我翻开书页，看到那文字，像魔鬼一样长了犄角。

我无法入睡，无法阅读，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我无助地去找特莱莎。她是我的远房亲戚，也是我们的家庭医生。

她在纸上给我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戈登大夫。

戈登大夫，是一位精神病医生。

来见他之前， 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换衣服，没洗头，没睡觉了。

今天洗完，明天还要再洗，我觉得那样做蠢透了。

我依然穿着那件廉价的村姑式裙子，感觉呼吸的都是沉闷酸腐的气息。

我本来期待见到一位长得挺丑，但富有直觉的男子，他能体会到我不能体会的东西。

可眼前的戈登大夫年轻英俊，自鸣得意。他怎么可能帮助我呢？

我用平板的语调，诉说了我失眠、食欲不振、无心阅读的状况。

不过，我有意隐瞒另一个问题——无法写字。

那天上午，我想给多琳写封信，询问能不能去弗吉尼亚和她住在一起。

可我写出的字，一个个有斗那么大，歪歪斜斜。我把它撕了，放在口袋里，以防精神病医生想要看看。

可现在，我不想给他看了。我要控制他对我的印象。

他聊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约我一周后见面。

可一周之后，戈登医生还是那样愚钝，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连续两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读不进书。

我把口袋里那封信的碎片，纷纷扬扬地洒向他。

于是，他跟我母亲说，我需要到他的私人医院，接受休克疗法。

又过了一个星期，妈妈陪我来到了私人医院。

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双臂胡乱挥舞，喊着：“我要从窗口跳下去！”

一个壮硕的斜眼护士在我耳边说：“她没法跳，因为所有的窗子都上了铁条。”

我跟着戈登大夫和斜眼护士，来到了一个光秃秃的房间。

我躺在一张冷冰冰的床上，斜眼护士将气味强烈的药膏，抹在我的太阳穴上。

戈登大夫将两片金属片，分别按在我脑袋两侧，再把一根皮带箍在我前额上，然后给我一根电线咬在嘴里。

我闭上眼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阵短暂的寂静后，不知有什么东西扑过来，让我不住地摇撼。

空中闪过一阵噼里啪啦的蓝光，我感到骨头散架了、骨髓迸裂了一般，似乎到了世界末日。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坏事，要受这样的刑罚！

回家的路上，我的头还一直晕晕乎乎。我对妈妈说：“我下星期不想来了。”

母亲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会下决心好起来的。”

我已经三十个晚上没睡了。我很惊讶，自己居然没死。

我开始看小报上那些关于自杀、死亡的新闻。那天上午，我开始动手了。

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将浴缸放满温水，然后取出一片吉列刀片。

可手腕那煞白无辜的皮肤，让我怎么都下不了手。

也许我该找个地方练练手。于是，我将刀片在右腿肚子上割下去。

一阵轻微的战栗，一道鲜红的血流出来。

大半个上午过去了，想到我在玩儿完之前，妈妈就会回来。我赶紧包扎伤口，乘73路汽车去了波士顿。

我坐在鹿岛监狱附近的海滩上，筹划着一会儿被潮水淹没。

我会把鞋留在沙滩的树桩上，它们会像指南针一样，指向我消失在世界的方向。

冰冷的浪打在我的脚上。一股寒气袭来，脚踝疼得钻心。一阵胆怯在心里涌起，我的肉体在这样一种死亡面前退缩了。

第二天上午，我尝试自缢。然而，我们家的天花板很低，灰泥磨得平平展展，瞧不见一个可挂绳索的地方。

干脆勒死自己吧。好几次，我将带子勒紧，可每当我感到耳朵嗡嗡作响时，手便没了力气。

看来，我的身体善于施展各种伎俩，比如说让我在关键时刻，双手绵软无力，这样它就能脱离虎口。

这样下去，我会困在它愚蠢的牢笼里，二十年，五十年，直到没了脑子……

我打听到了墓园的位置。那儿埋葬着我的父亲。

说来奇怪，自从我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家谁都没来扫过墓。

父亲生前最宠爱的就是我，我想要是他还活着的话，会教给我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会教我德语希腊语拉丁语……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不过，我终于知道要怎么动手了！

我拿起一个浅蓝色的信封，费了好大的劲儿写下几个字：“我出去散步，要走很远的路。”

然后，我到最高的架子上，取下一只小巧的保险箱，从别处找到一个首饰盒，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保险箱。

那瓶安眠药就在那里，虽然妈妈藏得隐蔽，我还是找到了它。

要是等妈妈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发药给我，我得等五十个晚上才能凑够这些药片。

那时，学院已经开学，弟弟会从德国回来，一切都晚了。

接着，我钻进了地窖，找到了一个装木材的洞口，深深地藏到了里边。

我打开药瓶，一片又一片吞食下去。当吃到瓶底时，红色蓝色的光，开始在我面前闪烁不定，药瓶从我手中滑落。

仿佛是浪潮褪去了，我一生破败的残骸都裸露出来……

“妈妈，妈妈……”我在黑暗中喊着。

光线，仿佛是一把凿子，砸开了我的眼睛。

妈妈微笑着朝我走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跟在她身后。我后来认出，那是我弟弟。

我住在市立的一家医院里。在我的要求下，护士给了我一面镜子。

我简直分不出镜子里的人是男是女，头发剃光了又长出来，像一簇簇鸡毛，半边脸是紫红色的。

我微微一笑，镜子在地上碎了。

我不喜欢这家精神病院。医生查房时和我对话，跟在他旁边的学生看着我发出窃笑。

就连他们的送餐工，都带着有色眼镜，低声叫我“臭大粪小姐。”

我趁护士不注意，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护士给我量体温，我将装有温度计的托盘，偷偷踢到床下去。

一粒粒水银，仿佛天国的露珠微微颤动。

那护士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故意的，我看见了。”

来了两个护理员，将我推到了禁闭室里。

我看到窗外，那个被我踢过的送餐工，正得意地盯着我看。

我将手指打开一条缝，对着手上那颗水银粒，笑啊笑。

我转院了。是吉尼亚夫人在巴哈马群岛，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的新闻。

她是一位作家，也我的赞助人。据说，她在事业巅峰期，也曾在精神病院呆过。

她给妈妈打来电话，妈妈便渲染说，是我因为写作受挫，才患上了精神疾病。

于是吉尼亚夫人将我从市立医院接出来，送到一家私立医院。

那里有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她还将支付我的一切费用，直到大夫将我治愈为止。

我知道，我应该对她心怀感激。可我什么都感受不到，就算她资助我环游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分别。

不管在哪里，我仿佛都困在同一个钟形玻璃罩里，在我自己吐出的酸腐空气中煎熬。

办完住院登记后，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来，告诉我她是诺兰大夫，是我的主治医生。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这里的人并不会因为我是患者，就对我另眼相看。我认识的第一个病友，是一个长着馅饼脸的瓦莱丽，她总是那么沉静。

诺兰医生第一次找我谈话，我跟她谈到了戈登大夫的休克疗法，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操作错误，”她说，“不应该是那样的，如果操作得当，应该会和睡觉一样。”

之后她承诺我说，在这儿不会给我施行这种疗法，就算要做这种疗法的话，也一定会预先通知我，不会让我受之前的那种折磨。

在这儿，我可以平静地接受治疗，每天打针、吃药，散步，尽量和新来的病友和平相处。

瓦莱丽给我看了她的伤疤，在刘海后边的前额上，就像被割掉犄角留下的。她说，她接受了脑蛋白质切除手术，现在每天都感到很平静。

她还告诉我，这里不同的大楼，收治着严重程度不同的病人。比如韦麦克楼，收治的是最严重的病人。而我们现在住的开普兰楼，住的是病情一般的病人。如果搬到贝尔沙兹楼去，就说明快要痊愈了。

我问她出院以后打算做什么，她哈哈笑了起来说：“我没打算出去，我很喜欢这儿。”

不久后，护士告诉我，隔壁住进了一位我的老朋友。虽然我并不怎么感兴趣，但还是敲了敲邻居的门。

一个人高马大的姑娘，出现在门后。

“琼！”我试探地叫了一声。琼喜笑颜开。

还记得，琼是比我高一年级的校友。其实，我一直很讨厌她。她是学校里的红人，我的前男友巴迪曾经和她约会过。

她告诉我，她暑假时给一个兄弟会打工，老板刚和老婆分居，每隔一会儿就会去找琼。

后来，她变得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人，私人医生就将她送到了精神科大夫那里。她觉得糟糕透顶，每天都打算自杀。

我似乎和她有了共同话题，情不自禁地卷入她的情绪当中。

她接着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于是就来到了这里。”

琼说完，给我带来了她的剪报，上面是关于我自杀的系列报道：

第一篇：《奖学金女生失踪，母亲焦虑万分》

第二篇：《安眠药不翼而飞，担忧姑娘带走》

第三篇：《发现少女，仍然活着》

报道里描述，妈妈怎么到地窖找东西，突然间听到了微弱的呻吟声。

琼接着给我看了她雪白手腕上的粗大伤痕。

也许是药物和疗养起了作用，我的睡眠变得好了起来。

诺兰大夫约我见面，给我带来个好消息：“在一段时间里，你不会再有访客了。”

“太好了。”我不由自主地说。

我总是要应付一长串的访客，有从前的雇主，有中学英语老师，还有吉尼亚夫人。

他们或是带着虚假的同情，或是露出发自内心的痛苦，都让我痛恨。

母亲是访客中最糟的一个，她总是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

一夜安眠后，我听到了厨娘准备早餐的声音。

我盼望着冒着热气的蓝瓷茶杯端进房间。然而，却没有人送来。护士告诉我说：“你今天的早餐会晚一点儿送。”

这句话，往往意味着患者要接受电击休克疗法了。

我感到愤怒，我直奔大厅的一个角落，用毯子蒙住了脸。让我震惊的不是休克疗法，而是诺兰大夫居然背叛了我。

我喜欢诺兰大夫，把自己的信任拱手给了她，她也曾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当然，如果她前一天晚上告诉我，我一定会彻夜难眠，可这个理由也无法让我原谅她。

诺兰大夫找到了我，她像母亲那样搂住我。我冲她嚷嚷，对她喊叫，她却慈爱地说：“我怕你昨晚睡不好，所以今天才来通知你。而且我要亲自带你去，我会一直呆在那儿，确保一切操作正常。”

我顿了一会儿说：“那你得保证留在那儿等我。”

“我保证。”她说。

她带我来到了一扇绿色的门前。我平静了一会儿，走了进去。

我躺到了电疗室的床上，护士一边用令人宽慰的语调和我说话，一边把软膏涂在我的太阳穴上，再将两枚小电钮按在我头部两侧。

“绝对没有问题，你什么也不会感觉到，只需要咬住……”她一边说，一边将什么东西放在我舌尖。

我感觉自己仿佛黑板上的粉笔字一般，被黑暗抹去了……

等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诺兰大夫的脸，她正温柔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当我跟随着她穿过一道门，来到蓝天之下的新鲜空气里，所有的闷热和恐惧都涤荡一清。

那个我脑中的钟形罩，仿佛被人提起在半空中，我终于可以呼吸到流动的空气了。

“跟我说的一样，是不是？”诺兰大夫问我。

“没错。”我回答。

没想到，我只治疗了五次，疗程就结束了。我得到了进城的权利，这让琼羡慕不已。她的病情有些反复，活动范围又被限定在庭院里了。

她拿出一个浅蓝色的信封，对我说：“你猜，是谁寄来的？”

我说：“哈，真巧。”我也取出一个同样的信封。

巴迪给我们两个都写了信，他在信里说他的肺结核康复了，他已经出院了。

琼告诉我：“我并不太喜欢他，我只是喜欢他的家人，尤其他的妈妈，对我十分和善。”

她问我：“你会嫁给巴迪吗？”我坚决地说“不会”。

琼继续说，她其实一直都不喜欢巴迪，他总是以为很了解女人。

虽然我对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却不谋而合，她的思想和情感，仿佛是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影子。

一天，和诺兰大夫聊天时，我发表了自己关于婚姻的看法。

我对她说，一想到要受男人支配，我就愤愤不平。男人在这世界上无忧无虑，而女人却要背上孩子的包袱。

诺兰大夫若有所思地说：“要是你不用担忧生孩子，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说：“会。”

于是，诺兰大夫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让我考虑好了之后去找她介绍的这名医生。

于是，我来到了这家诊所，准备为放置子宫帽做检查。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也在不停地思索：为什么我这么缺乏母性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像我的邻居渡渡那样，为一个又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奉献一生呢？

然而，我想要是我没日没夜地伺候婴儿，我会发疯的。

当我爬上检查台时，心里想着：我是在爬向自由，不用再担忧因为和一个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了。

我利用进城逛商店的权利，干了一件多么漂亮的事啊。从此以后，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

一段时间后，诺兰大夫告诉我：在她的推荐之下，学院决定让我下学期回到学校！但是大夫反对在我开学前搬回家，所以这段时间我还得留在精神病院。

让我嫉妒的是，琼已经被获准搬出医院，和一个护士住在城里。

而随着治疗接近尾声，我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出入自由。

在图书馆里，我遇到了欧文。他大概26岁，是一位收入丰厚的数学教授。他样貌虽然挺丑，却透着聪颖。

因为手表坏了，他问我现在几点了，我们便聊了起来。接着，我同意了他一起喝杯咖啡的请求。

之后，他终于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坐坐。

我给诺兰大夫打了个电话，请她允许我在剑桥城和琼一起过夜。其实，这一晚我是在欧文家度过的。

自从得知巴迪的不忠后，贞操一直像磨石一般压在我脖子上。我已经花费了五年时间保护它，现在腻味了。

不如找一个今后不会再有瓜葛的人，卸下这块磨石。

欧文一把将我揽进怀里，此时我才喃喃地告诉他，我还是个处女。

他哈哈大笑，将我抛到床上。几分钟后，我听到他的一声惊呼，表明他并没有将我的话当真。

我只感到一阵尖锐的、令人惊诧的、钻心的疼痛。

过了一会儿，暖融融的血流了出来，居然浸透了半条毛巾。我摸出琼留下的地址，对欧文说：“我还是回家吧。”

开门时见到我，琼既惊讶又高兴。她絮絮地说着话，告诉我护士去开普兰楼值夜班去了，却没注意到血正顺着我的腿流着。

我脱下靴子，将其倾斜，里面的血流了出来。

“我的天啊，这是怎么了？！”她终于惊呼道。

“大出血。”我答道。

幸好，剑桥城的医院留了值班的医生。医生检查后告诉我说，100万人当中，只有一例像我这样的情况，不过他能治好。

当我回到精神病医院，休息了一个礼拜之后，一个午夜，琼的主治大夫奎恩敲响了我的房门。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事刺激了琼，一个礼拜前，她搬回了贝尔沙兹楼。

然而，这一晚她被获准到城里看电影，半夜却没有回来。

没有见到琼，奎恩焦急地离开了。我再难入睡，眼前总是浮现出琼的脸庞。

又是一记叩门声，奎恩再次出现，像个影子那样憔悴。

“琼已经被找到了，”她说，“在树林里结冰的湖边。”

我张开口说不出话。她继续说：“她死了，是在树上吊死的。”

又下雪了。白雪覆盖了精神病院。再过一个星期，如果我通过医院的面试，就可以返回校园了。

诺兰大夫找我谈话，坦白地对我说，到时很多人会对我小心翼翼，甚至会躲避我。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她带着特有的温柔的微笑说，“就把这一切，权当一场噩梦吧。”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我记得一切的一切，然而就让遗忘像这皑皑白雪，将这些记忆全都覆盖吧。

巴迪来看望我了，他的车陷在了雪堆里。我借了把铁锹，帮他将雪铲到一边。

太阳从灰色的云海中露出脸来，洒下夏日般灿烂的光芒。我停下手中的活，眺望着清新的景象。

巴迪带着几分怯意，问了他想问的问题：“我一直在琢磨，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叫女人发疯？”

我不能自已地纵声大笑。他勉强说下去：“我跟琼约会过，后来跟你恋爱。先是你发了疯，后来是琼……”

“当然不是。”我毫无犹疑地回答。

我曾问过诺兰大夫，是不是我的原因，才导致琼自杀。她第一次带着怒气说：“当然不是，是她自己的责任，就连最好的精神病医生，也会碰到病人自杀的事件。”

于是，我继续告诉巴迪：“你跟我们的事毫无关系。”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时，他像带着点儿报复心理似的说：“真纳闷儿，现在谁还会娶你呢？你在这个地方呆过。”

当然了，我在这个地方呆过，我不知道谁还会娶我，我一点也不知道。

面试前，我给欧文打去电话。我告诉他，这儿有一张账单，是12月某日急诊和复查的费用，一共20美元。医院说，他们寄给他的账单没有回音，所以就寄给了我。

“没事没事，我现在就开一张支票，”他说，“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永远见不着了。”我说，然后果断挂掉了电话。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自从琼死了，看她的护士搬到别处，欧文找不到我了，我完全自由了。

病人出院的面试开始了，我在门外等待着。

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长筒袜的线缝是笔直的，我的皮鞋虽然龟裂却擦得锃亮，我的红色纯毛外套，就像我的计划一样鲜艳夺目……

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标志重生的仪式。正在我思考时，诺兰大夫走了过来，她拍拍我的肩膀，我跟着她走进了一扇开启的门……

后记：这部小说是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发表后不久，作者便自杀身亡。这部小说带有半自传性质，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她与抑郁症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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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大学生从纽约回到家乡，巨大落差与男友背叛引发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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