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县隋唐大运河遗址：盱眙历史文化研究

《元和郡县志》记盱眙都梁山：“隋于此置都梁宫，出都梁香，因名。”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记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又载“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太平御览》记载：“隋大业元年，炀帝立宫在都梁。……至十年，为孟让贼于此置营，遂废。”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记载：大业十年（614年）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众十余万，据都梁宫。”胡三省引《隋志》记载注曰：“盱眙属江都郡，有都梁山，都梁宫在焉。山出都梁香，故名。”

依据上述记载，可知大业年间，隋炀帝开通济渠并沿渠修筑四十多座行宫，其中有一座修筑在盱眙都梁山，得名都梁宫。孟让虽占据了都梁宫，但很快就在王世充率领的官军围剿中失败，可惜的是都梁宫也因此毁弃，仅存世十年。

那么在都梁宫存世的十年中，隋炀帝驻跸过吗？驻跸过几次？本文试作考证，以飨读者。

关于都梁山、都梁宫的记载及位置

《太平御览》记载：“隋大业元年，炀帝立宫在都梁，东邻郁，西枕长淮，南望岩峰，北瞰城郭。其中宫殿三重，长廊周回，院之西又有七眼泉，涌合为一流，于东泉上作流杯，又于宫西南淮侧造钓鱼台，临淮高峰，别造四望殿。其侧又有曲河以安龙舟大舸，枕倚淮湄，萦带宫殿。至十年，为孟让贼于此置营，遂废。”

《太平寰宇记》记曰：“都梁山在县南十六里。都梁宫：周廻二里，在县西南十六里。隋大业元年，炀帝立名宫在都梁，东据林麓，西枕长淮，南望岩峰，北瞰城郭。其中宫殿三重，长廊周廻。院之西又有七眼泉，湧合为一流。于东泉上作流杯殿，又于宫西南淮侧造钓鱼台。临淮高峰，别造四望殿。其侧有曲河，以安龙舟大舸，枕向淮湄，縈带宫殿。至十年，为孟让贼于此置营，遂废。”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十二》载：“十二月，贼帅孟让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遣江都丞王世充击破之，尽虏其众。”

《隋书》卷四《炀帝本纪第四下》也有类似记载。说“炀帝立宫在都梁”，这里的都梁就是指都梁山，都梁宫在都梁山范围，因而用都梁名之。按《太平寰宇记》的记载，都梁宫和都梁山都在县南十六里，

这里的“县”指的只能是已被考古证实的位于甘泉山西北麓秦汉古盱眙县，因为乐史撰成《太平寰宇记》是在北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而第一山盱眙城始建于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六年（1136年），就是说《太平寰宇记》成书早于第一山建城约一百五十年，因此可以断定《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县”不可能是一百五十年后才出现在第一山的“县”。

清《康熙盱眙县志》用插图形式，来标注今盱城沿淮诸山：以第一山为起点，向北依次排列出第二山、第三山、第四山。可知它们是并列关系。第一山又称都梁山，其山脉范围包括周围的东山（戚家山）、慈氏山（高家山）、清风山、天台山、陡山（斗山，近年又称象山）等。陡山（斗山）是第一山北麓，陡山之北为第二山；再向北为第三山；第四山北隔四山湖与甘泉山相望。

自甘泉山西北麓秦汉古盱眙向南十六里，正好是陡山北麓，已知陡山属第一山范围，也就是到了第一山北麓。这与考古发现的结果完美吻合。

二零一七年夏，盱眙博物馆在陡山之东（盱眙县盱城社区新华村、红旗医疗器械厂东北方向围墙外）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古建筑遗存，有皇家建筑所用瓦当等材料。邹厚本等南京博物院专家到场进行指导，并认为：“新华村古建筑遗址是江苏罕见的隋唐时期的建筑基址，可能与古都梁宫遗址有关。”

依据对考古发现点附近地形的分析，结合史书的记载，推定都梁宫遗址应该在考古发现点与原红旗医疗器械厂后门之间，因都梁宫建筑损毁年代久远，疑似的遗址上均为现代建筑所覆盖，无有任何蛛丝马迹可寻；唯原红旗医疗器械厂后门外那泓泉水，长流不竭，难免让人联想起有关都梁宫院“之西又有七眼泉，涌合为一流，于东泉上作流杯”的记载。

隋炀帝三次驻跸都梁宫

都梁宫自大业元年（605年）建成，至大业十年（614年）年底毁损，仅存世短短十年时间。那么，在这十年中，隋炀帝驻跸过都梁宫吗？驻跸过几次？这是个让人饶有兴趣的话题。

综合《隋书》卷四《炀帝本纪》与《资治通鉴》等典籍记载，隋炀帝即位后共三次巡幸扬州；因都梁宫于大业十年（614年）被毁，故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三次巡幸扬州的隋炀帝也无驻跸都梁宫的可能性，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记载，隋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是从陆路坐车经巩县、梁郡而趋江都的。后炀帝在江都宫被杀葬于吴公台，因此隋炀帝第三次巡幸扬州是没有回程的。那么排除掉第三次往返，隋炀帝入住都梁宫的可能性最多是四次。

揆诸史料，四十余所行宫的兴建与开通济渠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齐头并进的，渠通宫成，都梁宫也是随着通济渠通航而竣工。又因盱眙都梁山面对通济渠入淮口，据此也可以认为，隋炀帝只要走通济渠巡幸扬州，就有入住都梁宫的可能。又因都梁宫地理位置特殊，上距泗州（时在宿豫境内）下离山阳均在百里左右，这就使得隋炀帝选择入住都梁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再按《太平寰宇记》所记，杨广在晋王任上驻扬州时，每年都由陆路到都梁山避暑，还在扬州至都梁山途中修筑都梁驿宫，说明隋炀帝在登上大位之前，就钟情于都梁山，登上大位后开通济渠并沿途置行宫，也许都梁宫就是由隋炀帝亲自确定的，宫址早在晋王任上就有了选择。综合诸多因素，隋炀帝走通济渠巡幸扬州途中，驻跸都梁宫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大业元年八月，隋炀帝开启第一次巡幸扬州大幕。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巡幸线路，但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点，可以确定是走通济渠。首先是出洛阳显仁宫，至洛口乘龙舟，文武百官随行，用“挽船士”达八万余人，其中着“锦綵”为袍的“挽漾彩”（又称殿脚）九千多人；还有骑兵“翊两岸而行”。其次是在开凿通济渠时，就在渠旁“筑御道”，为沿岸牵船的殿脚及护卫骑兵预留好通道。再说巡幸时间就是通济渠开通之间，可知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江都，也就是首航通济渠。

返回东京（洛阳）是在第二年三月，《资治通鉴》记：“三月，庚午，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东京。”用现代汉语表述，就是在大业二年三月十六这一天，隋炀帝从江都出发返回东京，四月二十六日，从伊阙排列千乘万骑的车驾仪仗进入东京。胡三省注曰：伊阙县原称新城，开皇十八年更名。北距东京（洛阳）二百余里。分析这个返程路线，表明隋炀帝龙舟没走通济渠，而是经淮河溯流而上，转入颍水逆行至伊阙附近的阳城，转陆路返回。尽管往返线路不同，但都经过盱眙都梁宫，因而可以认为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扬州往返都曾驻跸都梁宫。

史书记载隋炀帝第二次巡幸扬州是大业六年（610年）三月，均没有直接记载巡幸所走路线。仅在《隋书》卷六十五《吐万绪传》中发现这样一段记载：吐万绪“拜左武侯将军，大业初，转光禄卿。贺若弼之遇谗也，引绪为证。绪明其无罪，由是免官。岁余，守东平太守。未几，帝幸江都，路经其境，迎谒道徬。帝命升龙舟，绪因顿首陈谢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

这段记载提及的“贺若弼之遇谗”一事，发生在大业三年（607年）七月，隋炀帝巡视榆林郡，宴请并厚赐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太常卿高熲、礼部尚书宇文㢸、光禄大夫贺若弼等认为太过奢侈，皆被以诽谤朝政而诛杀。时任光禄卿的吐万绪为贺若弼作无罪证明，结果遭牵连被免去官职。过了一年多，出任东平郡太守，又过去一段时间，隋炀帝巡幸江都经过东平郡，在龙舟上召见吐万绪，吐万绪对隋炀帝重新启用他表示感谢。结果龙颜大悦，在太守的基础上，提拔吐万绪为金紫光禄大夫。

其实这些记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点是隋炀帝在巡幸江都途中到了东平郡。隋东平郡在今山东郓城、巨野一带，有菏水穿其境，菏水西端与济水相连，而济水西端于板渚附近接黄河，由黄河入洛水可达东京。菏水东端连接泗水，沿泗水经徐州达淮阳（晋置淮阳郡，约在今老子山北六十里）附近入淮。据此可知隋炀帝于大业六年（610年）巡幸江都时，没经通济渠入淮，而是经黄河入济水，过东平郡内的菏水，再转入泗水入淮去的江都；据此可知隋炀帝第二次巡幸江都时没有驻跸都梁宫。

不过离开江都时回程是经过通济渠的。《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记载：“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隋书》卷四《炀帝本纪》记载，大业七年（611年）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

综上述之，隋炀帝三次巡幸江都，往返共五次，其中经过都梁宫有三次，即第一次巡幸时往返两次和第二次返程一次。换一种说法就是往江都去时一次，返回东都时两次。

两桩时间疑案迎刃而解

确定了隋炀帝经过都梁宫的时间，资料上记载的两桩关于隋炀帝与盱眙的时间疑案也就迎刃而解。

首先是隋炀帝写的一首诗，二〇一六年由陈光永主编、北京图书出版社出版的《盱眙古诗》一书中，记载隋炀帝不知写于何时的一首《早渡淮》：

平淮既淼淼，晓雾复菲菲。

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

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

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

会待高秋晚，愁因逝水归。

从诗的用语看，“平淮”、“淮甸”是实写淮河两岸，其中“甸”字是郊外之意，“淮甸”指的是淮河流域，仅凭这两个词不能确定具体地点。“森森”、“潮鱼”皆是洪泽湖形成前这个地区特有的物象，那时淮河两岸有白水塘、破釜涧、万家湖等众多湖泊，水面森森；夏秋季节时有海潮逆袭，游鱼戏浪，这些则是淮河中上游所不具备的。“沙禽”是沙洲或沙滩上的水鸟，一般活动在小湖泊密布、沙渚接淮连湖地带，这在淮河流域只有洪泽湖形成前具备这样条件。“晓雾”、“ 晨晖”、“高秋”点明写作时间为秋日清晨。隋炀帝两次自江都返东都都是二、三月的春季，时间上不吻合；再说从都梁宫到扬州，只有盱眙至清口是淮河段，如拂晓离开都梁宫，清晨即可进入下游淮河段；如从江都或山阳溯淮上行，不可能在清晨这个时间段进入淮河。

比较三次驻跸都梁宫行程，只有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江都的时间符合要求，时在八月，序属中秋。据此是否可以说，那首《早渡淮》，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秋天的某个清晨，离开都梁宫乘龙舟航行在淮河上触景生情欣然所作？

其次是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中记盱眙县洪泽浦：“在县北三十里。本名破釜涧，炀帝幸江都，经此浦宿，时抗旱，至是降雨，流泛，因改破釜为洪泽。”说隋炀帝住宿洪泽浦显然是不准确的，但路过破釜涧时遇到抗旱，随即遇降雨且很大以致水流可以泛舟，应该是旱情得以解除。除却改破釜为洪泽的意义不谈，就时间而言可推定发生在大业元年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扬州时，因为洪泽湖地区如果发生干旱，大多发生在夏季或夏秋之际，春季虽也会发生干旱，但春雨难以流泛。

依据上述，可知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江都途径盱眙离开都梁宫后，应该是心情大好，陶醉于山水之中，其既写诗又赐洪泽地名可算是例证。

史书记载都梁山有讹误

关于都梁山及都梁宫的位置，大家都很明白在今盱眙城沿淮都梁山中，这本该是不争的史实，但众多史料都记载都梁山暨都梁宫在县东南五十里处，让人难以理解。

《大明一统志》记：“都梁山在盱眙县东南五十里，山广袤甚远。隋建都梁宫于此。”

明正德《盱眙县志》也记：“都梁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都梁乡内，《方舆胜览》云隋于此置都梁宫。”

康熙《盱眙县志》记都梁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隋于此建都梁宫。山出都梁香，本泽兰草也；今出草亦不甚香，隋宫亦无迹可考。”

乾隆《盱眙县志》记都梁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都梁乡内。”

《读史方舆纪要》也信誓旦旦地持此说，其记载都梁山：“在县东南五十里。广袤甚远，产都梁香。隋建都梁宫并置城于此。……隋大业二年，炀帝起行宫于山上，殿阁三重，长廊回绕。其下有磬泉，七源并导，合为一流。又于宫西南淮水侧凿钓鱼台，临淮高岸，又起四望殿，前有曲河以停龙舟大舸。其离宫别馆，縈带淮滨，俗呼都梁宫。大业十年，贼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据都梁宫，阻淮为固，王世充破走之。唐光宅元年，徐敬业起兵扬州，武后使李孝逸讨之。敬业屯下阿，使其弟敬猷逼淮阴，其将韦超屯都梁山。……咸通九年，桂林叛卒庞勋据彭城，遣其党围泗州，淮南遣兵赴援，皆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

明清诸地方志说都梁山暨都梁宫在县东南五十里，其依据就是县东南约五十里处有一地方名叫莲塘，而莲塘有都梁驿宫（馆）存在，因此臆断《寰宇记》所说的十五里是五十里之误。此说貌似合理，实是牵强附会，岂不知作为隋炀帝行宫的都梁宫，与作为专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驿站客舍有着天壤之别，其根本原因是忽视北宋及之前盱眙城不在第一山这一历史事实。

《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则有内在的矛盾，其第一句就认定都梁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隋建都梁宫与城于此，并置城于山上，对这个城只能理解为都梁城；随后所云却都是围绕淮河展开的，其结尾处又说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我们知道淮河是从西南方向流经盱眙城的，都梁山暨都梁宫既然在县东南五十里，自然就远离淮河，那么宫西南淮水侧凿钓鱼台，临淮高岸的四望殿，以及前有曲河以停龙舟大舸等等就无从谈起。再说都梁城在盱眙东南五十里了，与泗州如何隔淮相望？

我们暂且设定都梁山在“盱眙县东南五十里”，那么试想一下，隋炀帝是乘龙舟由汴水进入淮河，而淮河在泗州和盱眙之间从西南流向东北；如果都梁山及都梁宫在盱眙东南五十里，这对隋炀帝来说还要弃舟蹬车或坐轿，在崎岖山路上再奔波五十里？事实是都梁山就在今盱眙县城淮河边，在盱眙境内没有第二个都梁山。

张恩钤先生在《都梁山和都梁宫考》一文中认为：史书出现上述讹误，是因为误将都梁驿当成都梁驿宫，再进一步误为都梁宫所致，“因此，都梁宫建在县东南五十里之都梁山的说法应于否定”。

对都梁山及都梁宫在东南五十里的记载，一九六一年姚挹之先生编撰的《盱眙县志》也持不同意见。该志认为：“因为隋炀帝游扬州乘的是龙舟，船不能行到山上，离宫一定要在水边，这是必然的道路。”用浅显直白的语言，说出都梁宫只能在沿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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