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瘟疫怎么消失的（大流行可能是太）

历史上瘟疫的大流行催生了卫生革命，基础卫生设施逐渐完善，各种抗菌产品开始占据我们的生活，这确实大大减少了像鼠疫、天花这样的瘟疫的发生，但是卫生革命也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同瘟疫一样在现代人群中流行，被称之为“现代瘟疫”。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干净一点比脏一点更好”。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人类健康而言，我们可能将到达错误的目的地。我们在出生时、婴儿期和儿童早期身体中所建立的微生物群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塑造着我们的健康，并决定我们是否会患病。我们内部环境的变化造成了我们从未预料到的健康挑战，并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疾病的出现。

现代瘟疫

1932年，美国胃肠病学家Burrill Crohn博士及其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和他在西奈山医院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14名在手术中小肠有不同于以往任何发现的特殊发现的病人。这些异常发生在小肠末端，也就是回肠，因此他们将这种新的疾病称为末端回肠炎，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克罗恩病”。

炎症性肠病，比如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们代表了一类新生疾病，有时也被称为“现代瘟疫”，出现于上个世纪，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1型糖尿病、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湿疹等疾病。无论影响什么器官，它们的特点是免疫系统对人体自身的健康组织发起攻击，导致慢性炎症。

有近百种不同类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的身边很有可能就有人患有这类疾病。通常同一个人就可能受到多种不同类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响，表明这是共同病因导致的不同表现，而不是多种不同的疾病。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共同的原因到底是不正常的免疫系统对环境中的正常刺激反应过度，还是正常的免疫系统对不正常刺激的反应。

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

• 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
• 斑秃（Alopecia areata）
•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 乳糜泻（Celiac disease）
•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
• 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 糖尿病（Diabetes）
• 湿疹（Eczema）
• 桥本氏甲状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
• 红斑狼疮（Lupus）
• 荨麻疹（Urticaria）
• 白癜风（Vitiligo）
• 皮肌炎（Dermatomyositis）
• 多肌炎（Polymyositis）
• 硬皮病（Scleroderma）
•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 牛皮癣（Psoriasis）
• 牛皮癣性关节炎（Psoriatic arthritis）
•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 幼年型关节炎（Juvenile arthritis）
• 结节性心肌病（Sarcoidosis）
• 结节性脉管炎（Vasculitis）
• 嗜酸细胞性食管炎（Eosinophilic esophagitis）
• 格雷夫斯病（Graves’ disease）
•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 间质性膀胱炎（Interstitial cystitis）
• 雷诺现象（Raynaud’s phenomenon）
• 斯耶格伦综合征（Sjögren’s syndrome）
• ……

了解我们的免疫系统、微生物环境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对于弄清楚人们为什么会患这些疾病以及如何治愈它们至关重要。由于我们所携带的大多数细菌和超过一半的免疫系统都位于我们的肠道，从肠道菌群出发去了解这些疾病可能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细菌的存在还是细菌的缺失？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Crohn博士的观点，但是他确信这种引起炎症、体重减轻和腹泻的新兴疾病是细菌感染的结果。当时，克罗恩病多见于有犹太血统的人，所以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克罗恩病是一种遗传疾病，而不是感染性疾病。这里所讨论的细菌是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它会感染牛和其它反刍动物回肠的同一区域，导致这些动物患上克罗恩病样的腹泻病。

除了感染部位和症状的相似性，还有另外两个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Crohn博士的观点，即细菌感染导致克罗恩病。首先，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从克罗恩病患者的肠道中分离出来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第二，由于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能在巴氏杀菌后存活下来，所以在各种奶制品中都能检测到它，这为它从奶牛身上传染给人类提供了一种可能途径。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患有克罗恩病的人都有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事实上，大多数克罗恩病患者的鸟分枝杆菌副结核亚种检测呈阴性。因此，在进一步的研究无法证明其明确的因果关系后，“克罗恩病是细菌感染的结果”这一想法基本上被否决了。

几乎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克罗恩病的发生，不过有大量的推测：从麻疹、大肠杆菌和肠道病毒等的感染，到吸烟和压力等生活方式因素，再到牙膏和冰箱的使用等常见的看似无害的行为。与Crohn博士最初的观点一致，新出现的证据表明，细菌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由于细菌的存在，而是由于细菌的缺失。

卫生假说（Hygiene Hypothesis）

20世纪50年代末，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David Strachan教授开始对英国儿童的花粉症和湿疹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人口离开农场进入工厂工作以来，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一直稳步增加。这项研究对17000名儿童从出生追踪到成年，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关联，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与家庭大小、家中年长同胞的人数呈负相关。大家庭里年龄小的孩子，花粉热和湿疹的发病率都更低，因为哥哥姐姐会为弟弟妹妹们带来一些细菌或其它微生物，弟弟妹妹的免疫系统从小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发病率最高的是家庭规模较小以及个人卫生标准较高的富裕家庭。这一发现与我们以前对细菌的了解完全相反。接触更多的细菌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更清洁的生活方式真的会让我们更容易生病吗？

Strachan最初的论文题为“花粉热、卫生和家庭大小”（“Hay Fever, Hygiene and Household Size”），1989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奠定了“卫生假说”的基础，这一假设挑战了传统认为的“要避免接触细菌”的观点，提出了早期接触微生物对预防生命后期疾病的重要性。2003年，伦敦大学学院医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名誉教授Graham Rook博士提出“老朋友”（Old Friends）假说，扩展了这一概念，认为与那些与我们祖先共同进化的古老生物有机体（比如寄生虫）的接触减少，导致了现代瘟疫的出现。

看看现在世界各国“疾病地图”，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像克罗恩病这样的疾病在较发达的国家很常见，而在较不发达的国家则很罕见。“卫生假说”解释了这种分布不均的原因，它认为，在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儿童接触细菌和寄生虫的机会较少，这实际上会抑制免疫系统的自然发育，从而增加疾病的易感性。

这一观点也与我们现代社会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迅速飙升有关，比如肥胖、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以及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疾病甚至是某些形式的癌症等等，临床研究表明，所有这些疾病都存在显著的肠道菌群紊乱。我们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保持干净，比如使用抗菌香皂洗手、使用各种抗菌日化品消毒我们的环境、清除我们家里的任何污垢，但是证据表明，细菌可能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对待清洁卫生的方式了。

请“脏”一点

我们需要与细菌相互作用来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如何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说对什么应该予以反映，对什么应该予以忽视。一个在早期不能与足够多的的细菌亲密接触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被父母过度保护的孩子一样，当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就没有能力去处理。接触细菌不足会导致免疫耐受的缺陷，并引发一种高度活跃的好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食物中的基本细菌、蛋白质，甚至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都可能被免疫系统当作敌人对待和攻击，这就可能导致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

那些生活在现代便利设施缺乏的落后国家的人们，虽然遭受自然灾害、贫困和失业影响的风险较高，但是从自身免疫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有一些优势，包括克罗恩病在内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要低得多。一点也不奇怪，随着各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卫生水平的改善，炎症性肠病以及许多其它现代流行病的发病率显著上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克罗恩病在一些以前不存在这些疾病的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然，我们不是说贫困更好，也不是说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坏事，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很多现代做法，比如加氯消毒的饮用水、农业工业化、卫生设施的改善、杀虫剂和抗生素的使用等等，虽然在许多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无法预见的健康挑战。酒精、压力以及高脂高糖低纤维的西式饮食也会抑制我们肠道内的有益菌群，导致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从而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的发生。

如果你正受到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困扰，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试试，选择那些能够增加微生物接触机会而不是杀死肠道细菌的生活方式。

身体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

由于我们的内部微生物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外部环境决定的，所以从一个不那么干净的栖息地迁移到一个超级干净的栖息地，反过来也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微生物群并引发疾病，这一点也不奇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人们移居发达国家后，患克罗恩病和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增加，尤其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移民。

在充满微生物的农村环境中长大所产生的保护作用，似乎也无法完全对抗西式饮食和超清洁的生活方式的有害影响。从发达国家移民或旅行到不发达国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人从一个超级洁净的生活环境到一个不那么干净的地区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会出现严重的胃肠道问题；几个月后，他们的肠道通常表现出慢性炎症。

接触微生物的时机决定一切。很小的时候接触大量细菌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从小生活在十分洁净的环境，成年后突然接触大量细菌，也许就并非如此了。这时入侵的病原体会破坏我们脆弱的细菌平衡，排挤掉那些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重要细菌物种。

肠道细菌调节基因

许多我们通常认为主要是遗传的家族性疾病，比如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结果却受到肠道细菌的强有力影响。我们的基因、环境和免疫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我们是否会生病。

表观遗传学就是一门研究环境如何在不改变基因的核苷酸序列的情况下影响遗传特性的学科。这是一个经典的先天与后天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遗传的基因，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事实上，我们的内部环境——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对我们的基因有着最大的影响，决定基因的开启和关闭，并决定哪些人最终将被表现为疾病。

我们最终所定植的肠道细菌可能比我们的遗传基因更重要。这对于我们也许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基因，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微生物。

绝大多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没有这种疾病的家族史，也没有任何可识别的遗传易感性。许多携带有遗传易感基因的人最终也不一定患病，需要环境因素来触发这种遗传风险并最终导致疾病症状。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环境诱因中的大部分都与肠道菌群的变化有关。事实上，我们通过将一些疾病患者的肠道细菌转移到健康的无菌小鼠体内后，这些小鼠也会出现类似的疾病症状，这充分表明了肠道菌群在许多疾病的发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肠道太“干净”了？

经常使用抗生素与一些胃肠道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腹泻、腹胀、酵母菌感染以及其它类型的菌群失调。但是认为抗生素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观点。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我们开抗生素处方的门槛非常低，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甚至一直在使用抗生素来治疗这些疾病。抗生素的滥用是现代瘟疫急剧增加的一部分原因吗？

与未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儿童相比，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接受抗生素治疗会使其患炎症性肠病的风险增加三倍，而且接受的抗生素越多，患炎症性肠病的风险似乎就越高。在一些广泛使用抗生素的国家，儿童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每年稳步增长约5-8%。一项包含7000多名患者的荟萃分析发现抗生素导致的炎症性肠病风险在儿童中最高，同时也发现，在确诊前几个月服用过抗生素的成年人中新发克罗恩病的发病率有所上升。除了青霉素以外的所有的抗生素都牵涉其中，但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常用来治疗克罗恩病的甲硝唑以及环丙沙星等氟喹诺酮类药物导致炎症性肠病的风险最高。

广泛使用抗生素消灭了大量的细菌，包括具有保护性的细菌和致病性的细菌。更糟糕的是，坏细菌往往比好细菌更顽强，更有可能在抗生素的攻击中存活下来。它们最终大量繁殖并填补细菌总体数量减少所造成的缺口，这就是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典型特征：肠道细菌总体多样性下降，致病性细菌数量增多，而保护性细菌数量减少。

回归“野性”

现在，在克罗恩病这样的病人身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试图像大多数免疫抑制药物那样，在不存在感染风险的情况下抑制免疫系统，那就是接种寄生虫。他们认为，适当感染钩虫等寄生虫可以使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恢复到一个更平衡的状态，从而降低免疫系统对刺激的反应和减少肠道炎症。虽然钩虫疗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比如可能导致皮疹、瘙痒、贫血、腹泻和严重感染，但是一些研究显示，对克罗恩病、多发性硬化症、哮喘和某些类型的过敏具有很大的益处。这些寄生虫以虫卵的形式引入，患者通过饮用含虫卵的盐水而接种，接种量被控制在较低水平，以避免可能导致炎症的严重感染。

因为钩虫不能在人类身上繁殖，因此不会有严重的慢性感染风险，但是需要每隔几周服用一次。现在，一些研究人员用猪鞭虫来替代钩虫。在一项涉及54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试验中，接受猪鞭虫卵治疗的患者中，43%的人病情有所好转，而没有接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7%。在涉及克罗恩病患者的另一项试验中，鞭虫卵每三周注射一次，经过6个月的治疗后，近80%的患者的疾病活性明显降低，72%的患者完全缓解。

寄生虫疗法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但是最终可能证明，这是在适当的环境下朝着使我们回归野性和恢复健康的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以食为药

长期以来，医学界认为只有药物才是治疗慢性炎症性消化系统疾病的最佳方式。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通过饮食改变肠道菌群来治愈肠道炎症似乎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方式。

一些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药物也通常被用于治疗其它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牛皮癣。同样，饮食疗法在有效改善患者的肠道问题的同时，也能改善他们同时存在的一些自身免疫问题，这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发病原因。

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通常可以从调整饮食开始，并大量补充有益微生物，这是一种非常明智且安全的选择。对于一些病情非常严重的患者，在调整饮食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先使用传统的药物干预，一旦症状得到改善，应尽快停掉这些药物，并尽可能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来维持效果。

有研究人员尝试了一些营养干预方案，以评估饮食在改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缓解患者的症状和严重程度方面的有效性。该饮食不包括大多数谷物、糖和淀粉，但是包括健康的碳水化合物，比如水果、蔬菜和豆类。研究分析了12名患者的数据，其中3名患者患有溃疡性结肠炎，9名患者患有克罗恩病，自确诊以来平均10年，其中大约有一半的病人病情严重到做过手术。他们至少遵循了60天的饮食干预，研究人员观察了他们饮食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和疾病活动，包括肠道炎症的改善。

所有12名患者都报告说，这种饮食帮助他们缓解了症状，12名患者中有10人表示症状有了显著改善。三分之二的人在接受这种饮食后能够停止或减少药物治疗。在研究期间，8名患者接受了结肠镜检查，其中6人的炎症有明显的改善，所有患者除了饮食的改变，没有其它干预措施。开始改变饮食到观察到症状改善的平均时间是38天，但是有的患者报告说仅仅3天就有明显的改善，而有的患者花了4个月的时间才注意到症状的不同。

虽然研究规模很小，但足以证实：调整饮食，无论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与药物联合治疗，都是治疗炎症性肠病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它不仅能改善症状，减少或停用药物，还能导致肠道炎症的实际愈合。而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肠道细菌的变化所调节的。

因此，预防和治疗现代瘟疫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可能就是我们的饮食，因为这决定了哪些细菌将在我们的肠道花园中茁壮成长。改变我们的饮食，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将为我们创造持久的健康。

重新思考“清洁”

我们大多数人想到细菌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会导致我们生病，因此一直以来我们所奉行的原则就是“细菌见一个杀一个”。因为，像霍乱和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曾经确实让我们感到恐慌，而且这些传染病现在可能仍然困扰着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但是在更发达的国家，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我们确实远离了霍乱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但是我们却受到了诸如肥胖、糖尿病和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现代瘟疫的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缺乏细菌的结果。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清洁”的问题，过度的洁净，过度的杀菌，不加以控制，最终可能如果导致我们更加接近疾病，而不是远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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