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心中的一根刺（毛主席心中的一根刺）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临时中央的求援信，在信中，上海临时中央想请瑞金方面支援一些经费，来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的9名地下党战士。

虽然瑞金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但毛泽东还是把一批从战斗中缴获的黄金首饰熔铸成了共重120两的12根金条， 命令交通员紧急送往上海。

然而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这120两黄金在到达上海后竟然“不翼而飞”了，因为没有收到黄金，营救行动无法进行，被捕的9名地下党战士因此牺牲。

勃然大怒的毛泽东当即下令：“一定要严查，到底是谁偷走了黄金！”

然而，这120两黄金足足找了18年，也让毛泽东耿耿于怀惦记了18年，到底是谁将黄金劫走了呢？

这个故事，还要从1931年顾顺章叛变开始说起。

毛主席

窘迫的临时中央

1931年4月下旬，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乘游轮由武昌到达武汉口时，被叛徒王竹樵认出后，并于不久后被武汉国民党当局逮捕。

顾顺章被逮捕后押解至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作为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顾顺章还未经敌人严刑拷打就选择了叛变，供出了我党位于武汉的大量机关，我党位于武汉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顾顺章

因为顾顺章心里清楚，我党在南京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有卧底，所以他在被捕后直接要求面见蒋介石，并要求武汉国民党当局不要向南京方面发电通报自己被捕叛变的消息。

结果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还是将此事通报给了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想办法通知了位于上海的临时中央，使临时中央提前转移至新地址，避免了被国民党当局一网打尽的危险局面。

钱壮飞

然而虽然国民党当局没能端掉临时中央，但是顾顺章作为我党特务组织主要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位于上海秘密机关的大量情报，直接导致我党位于上海的地下党几乎完全被敌人摧毁，大量地下党成员被敌人所逮捕。

临时中央既要花钱疏通关系营救被捕同志，又要为侥幸逃脱敌人搜捕的同志们提供医疗费用，很快活动资金就不够了，甚至到了连房租都快交不起的窘迫地步。

就在此时，又有9名同志不幸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为了营救这9名同志，上海临时中央只得向江苏瑞金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求援。

失踪的铜箱子

当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收到这封来自上海的求援信后，当即决定将以前在战斗中缴获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送给上海临时中央救人。

不过这些金首饰毕竟太过显眼，而且零零散散的，哪怕丢了一个都是莫大的损失，因此毛泽东决定将它们熔铸成方便携带的金条，然后交给可靠的同志带去上海。

上世纪金条（非丢失金条）

这批黄金首饰最终被熔铸成了12根金条，每根金条有10两重，共计120两黄金。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党中央决定将运送黄金的任务分别交给7名交通员，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们需要运送的是什么货物。

交到交通员手里的只有一块儿被劈成七块的，印有“快”字的棋子碎片、一把锁、一把不相配的钥匙，而传递的货物则是一个看起来很破旧的小铜箱子。

切成7块的棋子

交通员带着小铜箱子到达指定地点见到交接人员后，必须先拿出棋子和对方配对，如果看起来是同一颗棋子的话，带着货物的交通员会拿出自己的那把锁，让另一位交通员打开，只有对方手里的钥匙打开锁后，带着货物的交通员才会把铜箱子交给对方。

货物交接完毕后，两位交通员会将手里的七分之一棋子做交换，完成任务的交通员将对方的棋子邮递回瑞金。

如此周密的安排，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出现意外，而临时中央那边却没有收到这笔经费，因此从11月底至12月22日，一连向瑞金中央政府发了5封催促电报。

按照常理讲，第1位交通员在11月初就已出发，最多一个月黄金就能到达上海，然而已经过了两个月，上海还没有收到黄金，瑞金方面当即认识到：出事了！

120两黄金的失踪，直接导致临时中央营救行动破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9名同志因此牺牲。

毛泽东因此挨了临时中央的批评，中央甚至有人批评他“说谎”，毛泽东心里又是愤怒，又是悲痛，当即下令：“一定要严查，到底是谁偷走了黄金！”

苏区政治保卫局接到命令后，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

保卫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后发现：七名交通员的行动路线为：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截至松江为止，黄金还一直在交通员的手里。

而且他们也邮回来了6块棋子，唯独带有“快”字那一撇的棋子没有回来，而承担上海最后一站运输工作的交通员，也离奇失踪了。

虽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请了上海的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协助调查，但是上海白色恐怖盛行，因此特科情报人员不敢闹出太大动静，此事最终只得不了了之，成为了一桩悬案。

旧上海

18年后的调查

离奇失踪的120两黄金一直是毛泽东心中的一根刺，尤其是为此牺牲了9名战士，更是让他感觉追悔莫及。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向华东局下达了彻查18年前的“黄金失窃案”的命令，华东局则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悬案办公室第三侦察组组长蒋文增，组员胥德深，邬泓、徐立鼎奉命调查此事。

然而这起案子难度极高，该案卷宗只有两页纸，而且已经过了18年，上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想要找到18年前失踪的一个人，难度无疑是极大的。

而且此事由中央督办，毛主席都关注着此案，蒋文增等人感觉压力极大，不过也正因为中央关注着此事，在坚持不懈的调查下，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第6位交通员叫刘志纯，现在在江西南昌生活。

4位调查员到达南昌见到刘志纯后，得知刘志纯是在1931年12月3日下午4点，于松江一家名叫“汉源”的旅馆内遇见的第7位交通员。

那一天，一位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顶黑帽子的男子，进入旅馆后就大声地问旅馆老板道:“掌柜的，今天有没有一位操着杭州口音的客人住店？”（刘志纯的路线是杭州至松江）旅店老板指着坐在大堂里吃饭的刘志纯说：“那位就是！”

民国时期旅店

刘志纯和那名黑衣人对完暗语、配对完棋子又用钥匙开了锁后，放心地将铜箱子和自己的“撇”交给了对方。

在刘志纯离开旅馆之前，曾看到那名黑衣人钱包里有一张蓝色的住店押金条子。

调查员们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为在1931年的松江有“宵禁”的传统，下午5点就会正式关闭城门，而离松江最近的火车站在15公里之外，黑衣人当天根本不可能直接离开松江，一定会在松江住一晚才离开，而那张住店押金条子说明那人一定住在松江的一间旅店里面，只要调查1931年12月3日松江所有旅社的入住记录，就一定能查到那第7名交通员的去向。

因此调查员们当即马不停蹄地赶往松江进行调查，这时就彰显了我党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只用了三天时间，调查人员就确认1931年12月3日当天没有任何外地人借宿松江居民家，且当时松江的三家旅社也没有接待过一位穿着一身黑的客人。

“山东厨子”立大功

就在调查员们感到一筹莫展之际，调查员之一的胥德深得到一个消息：他在部队时的老战友杜复明如今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当参谋。

杜复明知道胥德深来到松江后，想邀请他去司令部尝一尝新来的山东厨子做的鲁菜。

胥德深叫上组长蒋文增一起去了松江军分区司令部见杜复明，到饭点后，他们三人一起在军分区食堂吃了顿便饭，胥德深吃了两口山东厨子做的大肠后连声叫好，让杜复明把那名山东厨子叫出来“喝两杯”。

经典鲁菜：九转大肠

酒足饭饱后，蒋文增和胥德深聊起了自己等人最近正在经手的案子，讲到那名“人间蒸发”了一样的黑衣人时，胥德深不由得唉声叹气了起来。

那名山东厨子听了蒋文增和胥德深的抱怨后，放下酒杯擦擦嘴，说道：“老胥啊，我倒知道点儿情况，老蒋当政的时候，松江这片儿有个警备团招待所，那个招待所一般不对外营业，只招待警备团里面的官儿。知道那地方的人没几个，想要住那个招待所，必须得有营长的签字才行，我前几年曾给一个团长做过菜，在里面住过几次。”

山东厨子的这番话让蒋文增和胥德深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辞别杜复明和厨子后，赶紧回到旅馆叫上另外两名调查员，一起前往山东厨子说的原国民党警备团招待所调查。

经过审阅1931年12月3日的住客名单，他们发现当天晚上只有一名叫做梁壁纯的“上海祥得源国药号”制药伙计入住，入住事由为：“到松江批发药材。”

调查员们迅速赶往上海祥得源国药号调查，药店的魏老板对梁壁纯深有印象，说：“那小子在民国20年（1931年）去松江出了趟差，从松江回来后跟我说累了想休息一上午，结果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民国31年（1942年），他老婆陈孝贞和孩子也离奇的失踪了，为这事警察还来找过我呢。”

民国药店

魏老板的这番话透露出了重大信息：梁壁纯很可能就是那第7位交通员，而且他在得到那一箱子黄金后曾经回过一趟家，有重大作案嫌疑。

梁壁纯

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调查人员很快找到了梁壁纯妻子陈孝贞的踪迹，并顺藤摸瓜地找到了隐居在浦东洋浜镇的梁壁纯，此时的他已改名为“申继谷”。

让调查人员感到迷惑的是，梁壁纯目前以经营一家钟表修理摊为生，看起来过得并不富裕，并不像是一个有着120两黄金的人。

梁壁纯看到调查人员后一点也不吃惊，当调查人员问他把偷来的黄金藏哪儿了后，梁壁纯只是用手指了指砌在外面的灶台，当调查人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扒开灶台的砖头后，发现里面并不是金灿灿的黄金，或者破破烂烂的小铜箱，里面只有一封薄薄的信封。

梁壁纯待调查人员将信封取出后，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黄金是什么，如果你们是指1931年的那个小铜箱的话，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它不在我这。”

1931年12月，梁壁纯战战兢兢地带着小铜箱子乘船赶到上海曹家渡后，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心想只要将这个小箱子交给组织，自己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了。

曹家渡

为了尽快将小箱子交给组织，他离开渡口后就叫了一辆黄包车，让他将自己送到法租界金神父路（今为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

不一会儿黄包车就走到了曹家渡桥，因为这个桥比较抖的缘故，黄包车夫拉起车来非常吃力，就在梁壁纯想自己要不要先下车时，从旁边窜出来了两个“热心人”，二话不说就帮着黄包车夫推车，梁壁纯不由得感叹道：“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

然后他就被一只从后方伸过来的手帕给迷晕了。

黄包车夫

当梁壁纯睁开眼睛后觉得天花板有些陌生，从床上爬起来后，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原本还有些昏昏沉沉的梁壁赶紧搜寻自己的衣物，想确认财物有没有损失。

在确认自己的钱包还在后，他不禁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梁壁纯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小铜箱呢？

梁壁纯像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一名旅店伙计看到梁壁纯后，热心地说道：“先生，您的三位同伴昨天晚上就已经走了，住店前他们已经结过了。”

梁壁纯和旅店伙计交涉后得知，昨天晚上不省人事的他被三名男子给扶到了旅店里，那三名男子说梁壁纯“喝醉”了，让旅店给他开一间房，还煞有介事的告诉旅店伙计：“等我们兄弟醒了后你告诉他，我们在老地方等他。”

梁壁纯并不知道“老地方”是哪里，他只知道那个小铜箱子里面一定装着重要的东西，要不然组织不会搞那么麻烦的交接仪式。

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把小铜箱子给丢了，自己说不定很可能被上海的“锄奸队”当成叛徒给暗杀掉，因此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

梁壁纯刚走出旅店大门转念一想，如果自己就这么跑了，那组织上肯定彻底认为是自己吞了小铜箱，因此让旅店老板给自己开了份证明，证明自己是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被别人拖进旅店的，然后急匆匆的跑到祥得源跟药店老板请了个假，然后急匆匆的离开了，从此以后上海祥得源少了一个伙计，洋浜镇多了一个钟表修理摊。

为了确认梁壁纯说的真假，调查人员急忙赶往梁壁纯说的旅店查证，旅店老板证实了调查人员说的话，当年的伙计还告诉调查人员：当初将梁壁纯送到旅店的黄包车，车牌号似乎是“大牌照”，车牌号码是300169。

黄包车

旧时代的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分别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

在最开始三界都发放自己的车牌，导致上海的车辆行驶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三届当局经过协商后决定发放一种全市通行的“大牌照”，按照当时的规定，300169的意思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然而因为战火连天的缘故，调查人员无法根据这块牌照寻找犯人，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

在调查人员看来，本案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毕竟除了知道偷窃黄金的人有可能是黄包车夫外加两名同伙和车牌是300169外，一点线索都没有。

但是上级部门却坚决不肯同意就此结案，毕竟本案是让毛主席受过委屈的，不抓住那三名胆大包天的蟊贼，决不罢休，因此调查人员只得继续调查那名神秘的“黄包车夫”和他的两名同伙。

毛主席

提篮桥监狱传喜讯

那么应该从哪里下手寻找蟊贼呢?为了调查这件事情，调查人员选择向旧上海的老警察们求助，在公安局同志的帮助下，4名调查人员将曾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干过的老刑警们全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

当调查人员将本案描述了一下后，那群老刑警立马炸了锅，纷纷表示这种麻醉抢劫的事情在旧上海比比皆是，不过这种案子很难侦破。

一是年代久远谁也不知道罪犯是生是死，是否还在上海；

二是梁壁纯并没有描述过黄包车夫及他的两名同伙的具体样貌，根本无从查起。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位老刑警对调查人员们说道：“要不然你们去提篮桥监狱问问，里面关押着一批解放前的罪犯，他们消息灵通，应该知道是谁下的手。”

提篮桥监狱

调查人员听后认为也只得如此了，于是向提篮桥监狱发了一份协查通知，请他们协助调查“特别经费失踪案”。

让调查人员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提篮桥监狱就发来了通知：有消息了！

原来，提篮桥监狱有个强奸犯叫做冯安宝，他家里解放前开了一家车行，家境也比较富裕。

在冯安宝16岁那一年，有一个黄包车夫因为还不起欠他父亲的债，将一辆七成新的黄包车抵押了给了他家，因为冯家有一辆全新的日本产的黄包车的缘故，这辆黄包车就被冯安宝的父亲送给了冯安宝的表哥吉家贵。

黄包车

12月上旬的一天，吉家贵突然将一辆崭新的黄包车拉回来冯家，摆摆手就离开了。

后来冯安宝听家里人说吉家贵在公共租界开了一间南货店，还因此赚了大钱。

冯安宝前几天听监狱工作人员提及黄包车夫偷黄金的案件后，迅速想到了自己的表哥吉家贵，认为这是给自己减刑的好机会，当即选择了“大义灭亲”，将表哥供了出来。

调查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赶紧前往提篮桥监狱，问冯安宝那辆黄包车车牌是多少？冯安宝回答道：“应该是300169。”

调查人员赶紧对吉家贵进行调查，发现他的确有重大作案嫌疑，1931年12月后吉家贵和他的两名兄弟庄克、刘阿古阔绰了一段时间，后来庄克经人举荐拜杜月笙为师，还参加了“抗日别动队”，之后在一次和日本侵略者战斗中牺牲了。

调查人员迅速向上级做了汇报，上海市政府迅速出动了大批警察对吉家贵、刘阿古以及庄克家进行搜查，很快就从庄克家里搜出了两根金条，据庄克母亲讲，这两根金条是庄克参军前留给自己的。

经过当年制作金条的工匠辨认，这就是当年失窃的那12根金条中的一部分。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吉家贵和刘阿古只得认罪并详细地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931年11月，吉家贵、刘阿古和庄克三人受当时上海市面上“麻醉抢劫”风气的影响，决定“干一票”，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对象。

直到1931年11月初的凌晨时分，他们在曹家渡码头看到了提着一个铜箱子的男子，遂决定拿他下手。

因为是第1次作案所以他们不敢杀人，将梁壁纯迷晕后，就把箱子撬开了，然后惊喜地发现里面竟然是12根金条。

他们一人分了4根金条后，就将从梁壁纯身上搜出来的钱包放回了他的衣服里，然后把梁壁纯送到附近的一间旅馆里扬长而去，三人此后再也没有做过案，此后也基本上不再进行接触了。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梁壁纯则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服刑半年后就被释放了，这起离奇的案件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1931年的这起黄金失窃案充满了戏剧性，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侦破，充满了种种巧合，但也离不开4位侦查人员坚持不懈地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