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齐尔的书籍评论（穆齐尔的创作与思想）

穆齐尔往往和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并列在一起，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所抵达的高度的证明，不过尽管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大致可以推断出的是，穆齐尔是几个人里被阅读和讨论最少的一个。从几人的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看，穆齐尔也相对不太讨喜，他似乎在用一张面无表情的脸提示着自己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而无论是卡夫卡那双让人既恐惧又羞愧的澄澈眼睛，还是乔伊斯自信又高傲地岔开双腿、两手插兜，或是普鲁斯特略带贵族气息的坐姿和微扬的下巴，都能彰显出他们的部分个性和内心世界，让人印象深刻。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把主人公乌尔里希设定为“没有个性的人”，而他对“个性”的定义则具有否定意味，因为在穆齐尔看来，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为“个性”的东西无非是既定规则、习俗、惯例乃至外部世界的一切对“我”的塑造甚至宰制，这些看似具有鲜明特征的“个性”其实和个人内在的独特性没有关系。

关于这一点，徐畅在《现代性视域中的“没有个性的人”》中有详细、精当的阐述。穆齐尔本人曾说：“我就是没有个性的人。”这句话很像是在简单复制福楼拜的那句名言——“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实际上，穆齐尔本人很难说是他所定义的“没有个性的人”，而是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又在这些经历的影响下书写着自己极具原创性的作品。

2022年4月15日是穆齐尔逝世八十周年，也许我们可以借此契机，走进相对陌生的穆齐尔的世界，一窥他本人及其文学的个性。

在之前的推送“《没有个性的人》作者穆齐尔：以逗号结束的人生｜纪念穆齐尔逝世80周年”中，我们回顾了穆齐尔的人生，以及激发了他创作灵感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风貌。今天的这篇访谈，则进入了穆齐尔的心灵世界与风格各异的作品之中，希望能够借研究者的视角，更全面地揭示穆齐尔的独特魅力。

尽管大半生献身文学，还因此穷困潦倒、终无所依，穆齐尔留下的作品并不算多。从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到《三个女人》再到未能完成的巨著《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的写作循序渐进又在思想和认知上彼此勾连。关于如何具体、深入地理解上述三部作品的意涵，我们采访了相关译者和研究者。

《没有个性的人》：现代人到哪里寻找新的精神靠山？

新京报：《没有个性的人》的重要性如今已经确立，不过对读者来说，这部作品和《尤利西斯》一样让人望而生畏。对于如何阅读这部作品，有什么经验或建议吗？

吴勇立（复旦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现代作品和古典作品有很大的不一样，只要具备一定的识字量或文化程度，古典的作品基本上是不分男女、老少皆宜的。但是现代作品非常不一样，个性非常突兀，对读者有严苛的要求，只有跟作者有相似经历或精神体验的人读起来才会有感觉。比如现代著名戏剧《等待戈多》上演时观众直呼看不懂，但拿到监狱里演出，反而在囚犯那里获得了共鸣。《没有个性的人》《尤利西斯》这样的现代经典长篇作品，对普通读者的耐心是种巨大挑战，德国的“文学教皇”垃尼茨基善意提醒读者说“没有受虐心理准备的人还是趁早放弃为好。”

《没有个性的人》，[德]罗伯特·穆齐尔著，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8月。

新京报：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被穆齐尔定义为“没有个性的人”，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点之一，即是如何理解穆齐尔所说的“没有个性”以及“个性”。你如何理解作者赋予“没有个性”和“个性”这两个词的涵义？

吴勇立：“个性”这个词在德文里叫Eigenschaft，此概念有多个思想渊源，而且是很高明的理论。在穆齐尔那里，对“个性”（Eigen–Schaften）处理得有些滑稽，它指的是大众化的、人所皆能的“共性”（Aller–Schaften），穆齐尔1927年在纪念诗人里尔克的大会发言中就是这么说的。在小说中乌尔里希还直言：“拥有一切个性的人等于什么个性都没有。”讲到这个概念还有一则有趣的轶事：穆齐尔对《没有个性的人》的英文标题“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和法文翻译“L’homme sans caractères”很不满意，法国诗人安德烈·纪德并不懂德文，他感觉自己对这篇小说要表达的要旨心有灵犀，他怯生生地问穆齐尔，“L’homme disponible”（无安身之处的人）这个译法如何？穆齐尔大喜过望，说就是这个意思！

埃贡·席勒画作

新京报：在小说第十六章中，穆齐尔提到“一种神秘的时代病”。这种时代病的“症状”大概是一种颓废，一种平庸状态，事物和观念的界限消失，其原因则被穆齐尔称为“寻常已极的愚蠢”。你如何理解穆齐尔所称的这种“时代病”及其原因？

吴勇立：穆齐尔对病症描写得很准确，但是他并不知道病原在哪里。“事物和观念的界限消失”这个话概括得太精准了。西方文化是一种形式文化，靠着形式的规定性、概念思维支撑起他们的哲学和思想方式。穆齐尔企图用理性科学思维去精准地把握这个世界，用新兴的心理学更精微地探索人的灵魂。但这种操作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注定要让他失望的。

新京报：关于创作，穆齐尔在随笔中有自己的阐述，笼统地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结合，即“诗人在伟大情感上创造的是情感和理智的相互交织”。如何评价穆齐尔所追求的这种写作方式？

吴勇立：“随笔”这个用词不太恰当，比较准确的译法是“论说文”。“诗人在伟大情感上创造的是情感和理智的相互交织”这个愿景是很美好的，但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分裂普遍存在，诸神远遁，总体性缺场的总前提下，穆齐尔的这个良好愿望只能是空想。能够接触到穆齐尔的读者朋友肯定都知道卡夫卡，这两位代表了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怎么样去安顿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灵魂？到哪里寻找新的精神靠山？或者说，这种靠山是不是还存在？

穆齐尔有很强大的自然科学素养，以及程度相当高的科班哲学背景，所以他的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严密的科学理性精神，为自己的安身立命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这个归宿必须可靠，论证必须严密，表述得必须精准，他特别强调这种实锤性的科学性、严密性，在德文上叫做Genauigkeit。当然他越是强调精密性、严谨性，就恰恰说明，人类的未来前途、人类可以选择的靠山一点也不确定。所以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假说，去推论，去想象。

新京报：大致来说，在德语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没有个性的人》有着怎样的独特性？有研究者视小说主人公乌尔里希为浮士德的“香火继承人”，你怎么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

吴勇立：从思想史上说，穆齐尔可能还只是一位过渡人物，他对这个时代之殇有切身之痛，但由于各种原因他的思想高度还没有触及那个时候大师们的天花板。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创造的“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成为一个烛照后世的文学形象。

乌尔里希跟浮士德在本质上还是很不一样的。浮士德是个古典功力非常深厚的人，他看问题的深度远超常人，可以说达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天花板；乌尔里希有头脑，能敏锐地察知文明社会表面繁荣下掩盖的种种危机和乱象，但他的思想是杂乱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没有达到浮士德所认识到的“将全部世界从内部联系到一起的”“元一”（叶隽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浮士德永不停步地追求满足，他要享受人间最美妙的爱情，要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犯下重重罪业也不在乎，因为他已经不相信基督教堂里的神，也不在乎彼岸来世，他也看透了一切知识皆是虚妄，像尼采说的“有用的伪造”，浮士德就代表了近代德国的整体形象，是尼采的先驱。

穆齐尔也和同时代的文人思想家一样深受尼采影响，尼采看破了世界的真相是虚无，但他并不厌恶世界，要用一种超人的意志承受住虚无，发挥权力意志，创造生命的奇迹。穆齐尔（乌尔里希）在个人气质上没有尼采的这种超人意志，所以他还不是尼采或浮士德的继承人，他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也没有那样的担当。他因为个人禀赋上的先天软弱，而选择了浪漫派，也就是编造一个不虚无的东西，努力地去实验它，希望它变成现实。

新京报：《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未竟之作，这也发生在卡夫卡身上。《没有个性的人》之不能完成，原因有哪些？

吴勇立：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普及一点古学的知识。《大学》上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尚书·商书·兑命》上讲“念终始典于学”，为什么古人说“终始”，不说“始终”？之所以把“终”放在“始”的前面，是因为古人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万物皆根源于道，归属于道，道无所不备，无远弗届；在西方也一样，古希腊人开创了西方的形式思维，形式的最终目标是理念，是“至善”。所以我们看希腊史诗里的英雄，纵然有千难万险都无所畏惧，他们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近现代则是一个秩序与真理观念渐渐瓦解的过程，人们嫌秩序太“妨碍”个人自由。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丢掉了秩序与真理，人在精神上等同于自废武功，没有了靠山，也失去了存在的方向感。

1914 年2月27日卡夫卡给穆齐尔的一封信的信封，信的内容涉及《变形记》的出版问题。

前面讲到浮士德与乌尔里希的区别，在这里可以延伸一下：浮士德是承认世界有秩序、有真理的，只不过他是要用理性和主体意志去完全掌控秩序与真理，而乌尔里希是看不到真理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发明或者设计一个真理聊以自慰。浮士德知道真理的方向，但是打开方式不对，乌尔里希不知道方向，终生都在摸盲盒做实验。伟大的作家都是真诚的，不会糊弄读者，更不会自欺。没有明确的方向了，作品走过漫长辽远的道路之后怎么收尾？就像一个旅行的人上了路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所以卡夫卡、穆齐尔的长篇无一例外烂尾。

新京报：穆齐尔小说原文的语言有怎样的特点？

吴勇立：最起码有两点吧：一个是论说性质，另一个是反讽。论说文的性质我在前面提过了，再一个是反讽。年轻气盛的作家遇见不平之事会义愤填膺，血气上涌，慷慨激昂地痛责腐朽、破败之乱象，成熟的作家则不然，他们会和风细雨地做一番客观描述，让读者自己去领会这里面的荒谬。比如穆齐尔的中篇《结合》，是互不相关的两篇中篇小说文集，写的其实是很荒诞的结合，通篇你可以感觉到满满的反讽意味：男女双方都只是各取所需的肉身交欢，没有灵魂的对话，彼此之间最多称得上熟悉的陌生人。再看歌德最负盛名的《罗马哀歌》第五首：

在这古典国度的土地上，我欢欣鼓舞，

往昔和如今的世界一起对我言说，声音清亮、

优美；我遵从劝告，勤勉地翻看

古人的作品，每天都获得新的享受。

然而爱神却让我多少个夜晚忙着另外的功课。

纵然只得到一半的学问，却感到双倍的快活。

当我窥探她迷人的前胸线条，将手滑向

她的后臀，难道这不是新的学问，新的所得？

这时我才真正懂得大理石像：我思忖，我比照，

用可感的眼凝视，用能视的手感受。

纵然最爱的人抢走了白昼的几多光阴，

她却在夜里用美好的时辰加以补偿。

我们并不只顾拥吻，我们也理智地交谈，

当她酣然入睡之时，我便躺下思索良久。

常常还在她的怀抱里我就诗性勃发，

手指在她的玉背上轻轻叩弹

六音步诗行的节拍，她在香甜的睡梦中呼吸轻盈，

温热的气息一直照透了我我深深的心窝。

爱神挑亮了将熄的灯，让我想起在古时候，

他也为三位诗人做过同样的事。

各位可以看到，两两相对的概念：古代与今时、神与人、男与女、白昼与黑夜、触感与视觉、直观与理智、相爱与作诗……在艺术活动介入之前，这所有的一对对都是离散的、死寂的、互不相属、趋近于质料的状态，直到在诗人的艺术气质的感召下才聚合到一起，成就了一曲生动而神圣的爱的华章。可是穆齐尔的笔下情侣、夫妻都是白发如新，同床异梦地过日子，几乎没有例外，相知相得的恋人夫妇居然成了濒危物种。现代人就是这样行尸走肉地活着，见怪不怪地满足于质料状态的生存。穆齐尔就是这样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事中无情地揭开了现代文明华丽外衣下所有的丑陋和不堪。

《学生托乐思的迷惘》：西方文明总危机的折射

新京报：穆齐尔二十五岁完成处女作《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出版后引起轰动。这样一部带有青春残酷色彩的小说之所以能畅销，背后的原因有哪些？这与德奥“世纪末”颓废-唯美美学风潮有关吗？

罗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穆齐尔1880年生，1902年开始写《学生托乐思的迷惘》，1904年春完成，1906年发表，1907年时便已在维也纳出版社再版四次，这也是他生前最为畅销的作品。

之所以畅销，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是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即小说以客观冷静的笔法和心理化叙述手段等别样的文学方式触及了被视为禁忌的题材：青春期的性、恋母情结、施虐狂和受虐狂等行为；其次是小说扣人心弦地描写了一个青年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自我体验和现实体验以及伴随这种体验所出现的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感；第三则是小说的这种基于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正好切中了时代精神的要害。

二十世纪初叶的德奥地区，虽然有普朗克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科技的突飞猛进，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依然十分有限，科学进步瓦解了传统的认知和价值体系，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观念，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反而带来更多新的矛盾和冲突。与此同时，同世纪之交转型紧密相连的“世纪末”情绪也充斥整个社会，一部分人对普遍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导致的传统瓦解感到悲观失望，呈现出颓废萎靡之势；另一部分人则正好相反，兴奋地把这种世纪更迭看作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起航。这两种对立的“世纪末”情绪在此书中都有体现，总体上积极姿态胜于消极姿态。至于唯美，小说中也一再将性、道德和美联系在一起，把主人公的性渴望部分地描绘为一种美的体验，把主人公曲折寻找自我的过程定义为面对生活和现实的一种唯美姿态的获得，故而可以说小说畅销与当时的“世纪末”颓废唯美风潮确实存在一定关联。

新京报：如小说名所示，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迷惘”。概括来说，托乐思所迷惘的是什么？

罗炜：这篇小说结构上分为四部分，一头一尾交代小说中心事件发生背景和最终结局，篇幅很短，中间两部分占据全书百分之九十篇幅，细致描绘主人公托乐思随着情节展开而出现的一系列精神和行为上的混乱与偏差。其中，第二部分主要涉及托乐思的知识性迷惘：如托乐思仰望天空而产生的对无穷大的冥想令他感到个体的渺小和无助，这与学校和社会之前向他灌输的人定胜天的人道主义大相径庭；再如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数学这种普遍被视为理性的科学，居然也充满非理性因素，居然会有无理数、虚数、两条平行线的相交；而被万众膜拜的康德哲学、歌德和席勒的古典文学以及被学生景仰的数学教授面对托乐思的迷惑不解竟是那样的迂腐和无能！思想混乱导致行动失控，托乐思开始和不三不四的同学混在一起，一步步滑向堕落的边缘。

《学生托乐思的迷惘》，[奥地利]罗伯特·穆齐尔著，罗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9月。

小说第三部分便聚焦了他的那些道德迷惘，尤其是在性道德上的摇摆不定甚至是放纵下流而不自知：如一再把母亲和妓女相比；又如不仅不制止其他两人对巴喜尼的虐待，反而还能从旁观中获得所谓美的享受和性的快感，直至最终不可遏制地和后者发生同性关系等。托乐思的这些迷惘其实就是当时欧洲已十分突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精神等各方面危机在一个典型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简言之，就是西方文明总危机的各个层面通过青春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折射出来。

新京报：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青少年托乐思认识自我的一小段旅程，是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时对一种“确定性”的渴望。在这一过程中，情欲扮演了重要角色，你如何看待情欲书写在这部作品中的作用？

罗炜：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奥地区基本处于谈性色变的状态，全社会对于青少年的性问题更是守口如瓶，这种禁锢的直接后果便是世纪之交青少年犯罪率的急剧攀升，从而倒逼国家和社会不得不给予关注。《托乐思》发表的1906年正好是这样一个青少年性问题开始受到公开直面的时间节点，也是在这一年德奥地区第一家性科学杂志和第一本性启蒙书籍面世。由于是刚刚放开，《托乐思》一书的情欲书写所引发的轰动仍极具丑闻色彩，令穆齐尔身份尊贵的大学校长父亲深感难堪。对于受众的这种过度的情欲解读，穆齐尔本人颇有微词，一再强调小说里出现的变态性行为并非刻意，实属偶然，他真正的意图是探讨认识论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一个当时的科学哲学前沿问题，小说包括情欲在内的所有描写都从属于此目的。

新京报：临近小说结尾，托乐思在校长、老师面前做了一次自我陈述，集中呈现了他的思考。托乐思感到，“一个巨大的认识的进行，只会是一半在大脑的光圈里，另一半在黑暗的心底”，“在我心里却有着另外一个并不是用理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的生命。”如何理解托乐思这次陈述的内容？

罗炜：陷入迷惘之前的托乐思是用非黑即白的简单方式来认识世界：一个是稳固、理智、秩序井然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黑暗、秘密、血腥和惊奇的冒险世界。当他从光明的世界误入黑暗的冒险世界时，之前被他认定的那种界限消失了，这令他陷入迷惘，他之前的世界观崩塌了。而通过在这个黑暗世界里的一系列极端事件和情境，他最终体会到这两个世界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而是模糊不清，甚至是彼此相连、一体两面。因为获得了这样的认识，托乐思最后才能够在校长和老师们面前侃侃而谈，不再有负罪感，不再迷惘，这说明他已经克服二元对立思维，已经能够在意识中将之前所认为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进行有机整合，也能够接受世界的两面性。他现在懂得，不是客观现实有两张面孔，而是他拥有观察事物的双重可能性。他认识到，正是那“不断变换着的灵魂的视角”让世界显得疑点重重，而世界除了理性的一面，还有感性的一面，他开始学会搭建沟通二者的桥梁，把感性、性和性感作为他的自我的组成部分，也作为他父母生活的一个必然的部分来加以接受。

埃贡·席勒画作

新京报：译序里提到这部作品的接受史，这部作品一度被视为对纳粹专制的预言。小说展现出的这种预言性，其根据是什么？

罗炜：纳粹暴政不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根源。对此学界有各种解释，比如德国作为“迟到的国家”在1871年俾斯麦建国之后迅猛的现代化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和极端化，比如十九世纪整个欧洲流行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而国外穆齐尔研究界则偏向于从普鲁士军国主义、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教育制度中寻找原因。希特勒1889年生于奥匈帝国靠近德国边境的布劳瑙镇，穆齐尔1880年生于奥匈帝国南部城市克拉根福，两人既是国人同胞，又是年龄相差不大的同辈人，生活和成长在同一个大的国家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后来纳粹身上所体现出的所有特征，实际上对这一代德国人都是再熟悉不过。

不过，这种纳粹专制预言说仅仅只是小说众多解读中的一种，有其特殊的局限性。仅就人性本身而言，人性中黑暗和兽性的一面，其实一直是一个超越任何时代、国家和民族而永远存在的事实，穆齐尔对此予以承认并同时否定了启蒙以降的理性主义对人类进步所持的乐观看法，正如穆齐尔传记作者薄格汉所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一举打破那种以为人类本能可以被驯服、理性不可战胜的乐观神话，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写下的目光最为敏锐的书”。

《三个女人》：理性与非理性的辩驳

新京报：《三个女人》中写到的三个女人（作为三个男人的某种对立面）都有一种野性、幻想性或原始感。似乎也因为这三个女人的这种特质，小说也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比如山洞、梦境、病猫。你如何看待这些具有神秘感或象征性的因素在小说中的作用？

江汀（诗人）：这种神秘感或象征性，我也曾在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中读到过，比如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汤》和诺瓦利斯的《奥夫特尔丁根》，他们是穆齐尔的前辈。而在穆齐尔的同代人之间，表现主义的文学艺术也常常借助神秘感来达成美学效果，只是可能有点过分了。通读《三个女人》，我意识到它们都关乎人的“命运”。我想，穆齐尔使用神秘感或象征性的因素，是因为生命中本来就有神秘和象征。它们也像是一个个路标，将生活或小说的方向标示出来。

《三个女人》[奥地利]罗伯特·穆齐尔著 朱刘华译 译林出版社 2013年8月

新京报：除三篇小说外，书末附了一篇穆齐尔的随笔《诗人之认识随笔》，论述了他如何看待“理性领域”和“非理性领域”。你如何理解穆齐尔对两种“领域”的看法？

江汀：《诗人认识之随笔》写于1918年，《三个女人》出版于1924年，它们之间确实有脉络存在。“理性”与“非理性”是西方文明长久以来的自我辩驳。《诗人之认识随笔》中提到，“在这里，在最底层，地基也在摇晃，从逻辑上讲，数学的最深刻的基础也是不稳的，物理原理只是近似而已，而天体是在一个根本没有原点的坐标系统中运动”。也就是说，在穆齐尔所在的时代，经典物理学已开始瓦解，“理性”这一概念所倚赖的基础不复存在。当然，人们仍然可以凭借“固定物”建立起“静态伦理”；然而在“诗人的家园”，诗人的任务是“不断发现新的解、关联、情况、变体，……发明内在的人”。其实在现代主义文学领域，崇尚非理性一直是“显学”。

采写｜张进

编辑｜宫照华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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