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有能力和李渊对抗吗（李世民为什么能逼李渊下台）

李渊可能是中国历朝历代开国皇帝中存在感偏弱的一位：尽管都知道他才是唐王朝的开国之君，然而他在史书中的形象往往被自己的儿子李世民所掩盖，甚至可以说李世民倒更像是唐王朝的开国之君似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也就是说唐高祖李渊能得天下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劳。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在晋阳（今太原）起兵是李唐王朝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关于晋阳起兵的前因后果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李世民见隋朝气数将尽，所以就和李渊身边的亲信裴寂商议起兵事宜，然而当时李渊却满足于现状而不愿起兵。后来裴寂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在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事后裴寂对李渊说：“安排宫女侍奉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你下定决心起兵啊”。李世民也趁机向李渊进言。李渊大惊之下甚至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

最终李渊沉思片刻后又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次日李渊与李世民进行了一番长谈。正是在这番长谈之后李渊才说道：“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个故事在《新唐书》中被解读为李渊本就没起兵的意图，只不过是在李世民的谋划下才勉强被动起兵。按照这种说法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了晋阳起兵，而李渊就像是李世民手中的提线木偶一般。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种说法：纵观《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晋阳起兵的全过程中所用谋略皆是被李渊设计,而李世民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而已。李渊果真对时局缺乏清晰的认识吗？他确实没图谋天下的雄心吗？恐怕并非如此，只不过他表现得比李世民更为慎重而已。当时的李世民只有二十岁，既无官职在身也没什么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当时的李渊已五十二岁，身为唐国公的他手握重兵。

无论从哪方面看李世民都不大可能越过他的父亲李渊直接一手策划晋阳起兵的所有事宜。李世民在晋阳起兵这一历史事件中实际上所扮演的是具体事务经办人的角色，而李渊则是在宏观上把控全局的决策者。正因为李渊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所以他才会表现得相对更为谨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此评价道：“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

不能否认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以及后来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李渊绝不是像传统史书中所塑造的那样一个坐享其成者。李渊并不是李世民手中任意操弄的提线木偶。事实上李渊在位的武德年间身为皇帝的他权力是远远大于李世民的。如果李渊真是李世民手中随意操纵的提线木偶会立李建成当太子吗？李世民还需要发动玄武门之变来夺取皇位吗？

既然身为皇帝的李渊远比李世民的权力大，那么李世民为什么敢逼李渊下台呢？李世民上台后为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通过篡改史书的方式刻意弱化了唐高祖李渊在大唐开国过程中的作用、转而突出强调了自己在大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李世民这样做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强调自己当皇帝要比父亲李渊强，从而为自己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这种形式正名。

尽管李世民在大唐开国过程中的作用又被人为夸大的成分，但如果抛开这些夸张的成分也仍不能否认李世民在大唐开国过程中的确是功勋赫赫。李世民尽管并不是晋阳起兵的最高决策者和组织者，但他在晋阳起兵时作为李渊意志的忠实执行者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当时李世民奉李渊之命到各地招兵买马，结果在旬日之内就募集到数千人。李世民尽管并不是晋阳起兵的主角，但的确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率先占领了西河地区，从而为李氏政权的发展打开了局面。李渊在攻打关中时遭遇隋将宋老生的打击。当时李渊甚至一度想要退回太原，又是李世民在父亲的帐外哭谏才挽救了危局。李渊在长安正式开创大唐王朝后年纪轻轻的李世民就因为自己的赫赫功勋被拜为尚书令和右武侯大将军、封秦王。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胸无大志且毫无才能的皇子只因为出身血统就被封王。

相比之下李世民的爵位和荣誉都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封王后的李世民并没安于享乐，而是转身又马不停蹄投入到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去了。武德元年六月到十一月李世民任大元帅西征：在历经诸多坎坷后平定了割据陇右的薛仁杲政权。李世民凯旋回京后官拜陕东道行台、尚书令。至此整个关东地区的兵马皆受李世民节制。武德二年到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平定了宋金刚和刘武周。

至此李唐政权在西北部的威胁已被完全肃清，可以腾出手来专心与东部的各路割据政权交锋了。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李世民奉命率大军攻打洛阳王世充。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用1000玄甲精兵斩杀俘虏王世充6000余人。王世充在这种形势下只好向割据河北的夏王窦建德求救，李世民则用3500名玄甲精兵为前锋增援虎牢关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

洛阳城中的王世充见到夏王窦建德的十几万大军都被消灭了，于是只好率领文武百官向李世民投降。虎牢之战中李世民率领麾下的玄甲军一举消灭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强敌。在虎牢之战前隋末群星逐鹿尚不知鹿死谁手，虎牢之战后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趋势就明显了。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登基起先后发动了旨在统一天下的六次重大战役（这其中李世民就指挥了四次）。

可以说李世民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说唐朝江山有一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也并不为过。立下赫赫功勋的李世民在官职上也是一升再升，到了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可以说已到了权势熏天的地步。武德四年的洛阳之战后秦王李世民因战功赫赫导致李渊封无可封，最后只好创造性地设立了一个“天策上将”的职位。这个在此之前从不曾存在过的官职其实就是专门为李世民量身打造的。

专为李世民而设的天策上将究竟是多大一个官职呢？这一职务凌驾于朝廷文武百官之上，仅次于皇帝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天策上将李世民同时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务。天策上将在政治上享有开府、自置官署的特权。这就相当于可以在朝廷的官职体系之外自己招募一帮幕僚属官构建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这本来是只有东宫太子才能享有的一项特权。

李世民的秦王府甚至享有一项连东宫都没有的特权——发行货币。武德四年李渊改革币制时特意赏赐秦王李世民三个“铸钱炉”。这意味着李世民的秦王府拥有像朝廷一样在全国发行货币的权力，而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却只能靠朝廷财政拨款来运作。李世民每攻占一个地方最关心的不是争夺金银财宝，而是遍访各地的能人志士收为己有。李世民延揽人才从不看出身门第，只要能为己所用就会千方百计拉拢过来。

尉迟敬德本是刘武周手下的将领。自从尉迟敬德归顺以来李世民就对他关怀备至：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秦叔宝本是瓦岗寨李密的部下，李密兵败后秦叔宝归顺于李世民。李世民让秦叔宝统领秦王府的右三军。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也没辜负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他们作为李世民的左右手为其效忠一生。李世民既延揽了像尉迟敬德、秦叔宝这样骁勇善战的武将，同时也延揽了一大批文人儒士为自己出谋划策。

李世民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培养出了自己强大的势力集团：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孔颖达、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如此之多的谋士猛将都被李世民吸纳到了自己的秦王府。这时的李世民有功勋、有权势、有班底，因此实际上已在无形中对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这时岂止李世民自己生出了取而代之的心思，他手下的将士也无不想拥立自家主子登基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

这时的李世民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李建成方面自然也不会心甘情愿坐以待毙。李建成面对李世民的威胁势必会强烈反弹——无论这威胁是来自李世民主观上想取而代之的意图或者仅仅只是李世民的地位已构成了客观上的潜在威胁。在这样的局面下无论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其实都没有任何退路，因为一旦对方登基那么势必会对自己进行清算。

这时二人的妻儿以及部属势必会在一旁煽风点火，因为一旦对方登基后展开清算行动势必牵连到他们。由于玄武门之变最终的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以为李世民在储君之位的争夺中处于强势的一方，然而事实上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李建成作为父皇李渊明立的太子其优势在于就法统而言由他继位是名正言顺的。

李建成的劣势则是人望相对欠缺（注意是相对欠缺——实际上李建成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只是相比李世民的而言没那么强势而已）；李世民的优势在于在漫长的开国战争中收揽了大量人才和人心，然而随着国家局势的日益安定这一优势呈逐渐削弱的趋势——毕竟在和平年代李世民的人望是不足以同李建成的法统抗衡的。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储事件原本是一起宫廷政治斗争。

宫廷政治斗争比拼的自然是政治资本，而不是看谁手下兵强马壮。李建成作为合法的太子拥有比李世民雄厚得多的政治资源。李建成的政治实力在当时的唐朝统治圈乃至整个关中统治核心区是远超李世民的：李建成作为太子在平时是要协助处理一些朝政大事的。如果皇帝出外征战或视察，那么太子就要代行国政。当时李建成身边还掌握了部分京城的军队。

李世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不少文武人才，但这些人在逻辑上首先是唐朝的臣子。尽管这些人与李世民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但至少在理论上这些人是由皇帝李渊指派给秦王府的。既然这些人是由皇帝指派给秦王府的，那么这些人的调动权自然也在皇帝手中。尽管这些人内心深处直接的效忠对象是李世民而非李渊，然而如果身为皇帝的李渊非要下圣旨调动这些人是无法抗拒的。

公元622年李世民击破刘黑闼、进逼徐圆朗时李渊就下了一道诏书让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李元吉后只身回朝汇报情况，不久之后这些人马就在李建成的指挥下彻底扫除了刘黑闼势力。公元626年突厥来袭时李渊一声令下就把众多秦王府武将调给了李元吉指挥。李世民手下确实有尉迟敬德、秦叔宝、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猛将，然而李唐王朝的谋士猛将并非全都集中在秦王府。

太子府这边文有魏征；武有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由于李建成长期坐镇后方负责粮食和兵源征集，所以他真正上前线统兵打仗的时候并不多。这导致太子府在人才数量上确实不及秦王府，不过像魏征、薛氏兄弟这些人都还是拿得出手的。况且当时唐朝实力最强的两位名将李靖、李勣可都不是秦王府的人——他们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中更多是保持中立。

这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保持中立的人在本质上仍是要听命于皇帝李渊的，所以李渊的态度是决定储位之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李渊选择立李建成为太子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以前李建成和李世民使用各种司空见惯的宫廷政治手段展开了诸轮斗法，然而在这一系列斗法中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太子李建成压制的状态。事实证明要用宫廷政治手段撼动李建成作为合法太子的地位是不现实的。

这时李世民面前只剩一条路——就是利用自己残存的威望迅速发动一次以军事武力作为后盾的政变。如果真等到天下大定之时李世民将彻底失去和太子李建成对抗的资本。事实上这时的李世民已是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孤注一掷，然而李建成身为合法的太子自然不会那么急迫去发动一场政变——毕竟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若非走投无路是没人敢轻易尝试的。

李建成作为合法的太子似乎完全没必要冒风险去发动一场政变。李建成和李世民尽管都是能力突出的当世人杰，然而他们两人的能力其实是表现在不同方面的：李建成拥有更多的是阳谋，而李世民则擅长于阴谋。作为太子来培养的李建成主要精力是用在辅佐父皇治国理政上，所以他更擅长的是治理国家这样的阳谋。至于争权夺利的阴谋也不能说他不会，然而他还是更倾向于用传统的宫廷政治斗争手段。

李建成从来也没想过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也没想到对方会用武力解决问题。相比之下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一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在正常的逻辑下他是当不上皇帝的，所以只有搞阴谋搞突击杀掉李建成才能扭转局面。李渊和李建成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忘了自己所身处的时代是由乱世向盛世过渡的时期。李建成作为合法太子的法统优势在这时日益占据上风，可李世民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人望优势也不容忽视。

可李渊、李建成、李元吉都低估了李世民在危急关头采取断然手段的决心，所以始终热衷于通过牵制平衡的宫廷政治手段对付李世民。这时的李世民深知：如果自己按对方设定的游戏规则玩下去注定被玩死，于是索性把心一横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应该说李世民放出的这一大招完全出乎李渊和李建成的预料之外，所以李世民此举可以说是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骨干，在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针对大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发动了一次斩首行动。在李渊和李建成的预案中从没设想过李世民会发动政变，可以说对此他们是没任何准备的。

李世民恰恰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李世民向父皇李渊举报称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淫乱，又说李建成和李元吉准备谋杀自己。李渊表示将在第二天召集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就此事展开对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得知皇帝召他们入宫的消息后以为不过又是一次寻常的宫斗而已。李建成和李元吉丝毫没意识到李世民已下决心用武力直接将他们肉体消灭。

既然他们以为只是一次寻常宫斗，那么对质就对质有啥可怕的？如果不去反而显得好像是自己心虚。李世民赌的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会这么想，因此早早就率领秦王府的私家兵马提前埋伏在玄武门。事实上直接介入玄武门之变的军队并非李唐王朝的正规军，而是太子东宫、秦王府、齐王府各自的私家兵马。在征战天下的过程中李渊充分授权于每个儿子，这就使他们获得了自行募兵的权力。

这些私家兵马不是领朝廷俸禄的，而是由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自己出钱供养的。因此这些兵马直接听命于自家主子，而不是对当朝皇帝李渊负责。这和李唐王朝的正规军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玄武门之变发生时的李世民尽管并没控制天下兵权，可对自家的这支私家兵马却具有绝对的指挥控制权。同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麾下也各自有一支唯自家主子马首是瞻的私家兵马。

当时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麾下各自的兵力对比大致为：太子李建成麾下有长林军2000人左右，而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各自的私兵数量大约在七八百人左右。很显然只拥有这七八百私家兵马的李世民并不具备挑战父皇李渊的实力。这时的李世民即使是面对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无优势可言，事实上玄武门之变对他而言其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无奈之举。

正因为李世民并没必胜的把握和绝对的优势，所以他决定在玄武门设伏打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个措手不及。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守卫玄武门的大唐官军会让李世民的私人武装在此设伏？究竟是因为李世民隐藏得好导致他们没能发现呢？还是他们根本就是有意放纵李世民在此设伏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当时的玄武门守将究竟是谁。

其实当时唐王朝在城门管理上是有一套监督制约机制的：唐朝的城门由城门郎、监门将军、中郎将三名官员共同管理，只有经三名官员全部核对勘合符无误后才能开启城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个官员私通外敌，以致于威胁到皇宫的安全。当时玄武门的城门郎是常何、中郎将是吕世衡、监门将军是敬君弘。正是这三个人在关键时刻站在了李世民一边，从而锁定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胜局。

这其中常何早年曾参加李密的瓦岗军，投奔李唐王朝后最先跟随的就是秦王李世民。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斗法时双方都曾挖对方的墙角，而常何就在这一过程中被李建成挖了过去，不过从玄武门之变中常何的表现来看：李建成是给自己挖来了一颗定时炸弹，事实上常何很有可能在太子身边一直扮演着李世民的心腹内应角色。与此同时监门将军敬君弘也是站在李世民一边的。

本来进入玄武门的任何人都是不准携带兵器的，然而敬君弘却公然放纵李世民的人马携带兵器进入玄武门。玄武门事变的当天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入宫后常何就关闭了玄武门。这就等于是将东宫和齐王府的援兵给挡在了外面，从而保证已提前埋伏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的人马有充足的时间消灭李建成和李元吉带入宫中的人马。李建成和李元吉带进宫的人马数量相当有限且没携带任何兵器。

这就使他们在和秦王府人马的火并之中尽显劣势。然而当尉迟敬德率领的秦王府70骑兵赶到时刚才还将东宫和齐王府援兵挡在外边的常何、敬君弘等玄武门守将居然放行了。这就属于明显的拉偏架了。正是尉迟敬德带来的这70名骑兵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李世民已杀死了李建成，但李世民自己却被李元吉夺过手中的弓箭，几乎险些被李元吉用弓弦勒死。

正是尉迟敬德带来的这70名骑兵射杀了李元吉，否则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说不定到头来便宜了李元吉。至此李世民已彻底控制宫中局势：尽管大唐王朝的朝臣和正规军此时仍听命于李渊，然而在禁宫之内李世民由于对自家私兵和玄武门禁军的控制，从而就在宫内形成了局部兵力优势。这时李建成东宫和李元吉齐王府的兵马在冯立和薛万彻带领下在杀死了拉偏架的敬君弘之后闯入玄武门内。

李世民的手下见对方人多势众不免慌张。可李世民本人很明白当前的局势：尽管对手人多势众，可太子和齐王已死，所以东宫和齐王府的兵马已是失去主子的乌合之众。李世民让尉迟敬德拿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给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看。这些人一看主子已死就知道大势已去。带头的冯立对手下说：“我们杀了敬君弘等人算是给太子和齐王报了仇。如今继续厮杀下去也没什么意义，现在大家还是各自逃命吧”。

薛万彻本来想带人攻击秦王府，然而这时手下的人马都已人心涣散。最终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大多选择接受冯立提出的逃命的方案。薛万彻见没几个人听自己的就只好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手下逃入深山，直到后来李世民坐稳江山后赦免东宫和齐王府的旧部时他才带着手下归顺了李世民。冯立、薛万彻带领的这部分人马不是李唐王朝的正规军，而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私家兵马。

他们主要是为了救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驾，然而等他们攻入玄武门时李建成、李元吉都已被秦王府的人杀了。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见到大势已去就作鸟兽散了，随后李世民让部下尉迟敬德穿着盔甲、持着长矛去见父皇李渊。这时李渊就算想召唤正规军前来救驾也无法穿越李世民的包围圈，那年代又没手机可以通知外面，李渊面对已近在咫尺的尉迟敬德又能为之奈何？

当然李渊身边也并不是一点人马也没有——毕竟皇宫里面再怎么也会布置部分兵力对皇帝进行贴身保护的。据《旧唐书》记载：尉迟敬德去见李渊是南衙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犹相拒战。这些皇帝的贴身护卫们在这时仍准备誓死保护皇帝陛下。如果双方真要动起手来胜负仍未可知，然而这时的李渊已没任何选择：尽管他手中仍有一部分兵马，然而李世民已在宫中形成了局部兵力优势。

如果双方动起手来无非不过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时的唐朝统治根基尚不稳固，如果这时发生父子相争之事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李渊还有其他的儿子，但均为庶出且大多年幼，不足以安定大唐天下；在开国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就是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个儿子。如今李建成、李元吉已死，也就剩下李世民堪当大任，如果李渊和李世民强行对抗无非不过就是父子彻底反目。

如果李渊真要和李世民闹个两败俱伤，那么这江山是否还姓李怕就难说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李渊明智地选择退让：尉迟敬德请李渊下旨令诸军兵并授秦王处分，而李渊只好同意把自己最后掌握的宫廷禁军的指挥权移交给秦王李世民。既然身为皇帝的李渊自己都默认李世民抢班夺权的行为了，那么朝臣和军队自然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至此玄武门事变以李世民的全胜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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