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刘文静被错判谋反是哪一集 名将刘文静被错判谋反

一、刘文静之死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唐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并加剧。而晋阳起兵的功臣刘文静之死，则是唐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首次显现。

刘文静曾在晋阳“定非常之谋”，立有首谋之功。自晋阳起兵后，刘文静被李渊委任为大将军府司马，奉命出使突厥，为李渊解除了出兵之后突厥带来的后顾之忧。随后，为保证李渊向关中顺利进军，刘文静又圆满完成了对付河东隋将屈突通的重任，为李渊建唐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因为在讨伐薛举的战争中作战不力，刘文静受到了处罚。

统一战争结束后，李渊在论功行赏时又想起了刘文静的功劳，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重新起用刘文静，任命他为民部尚书。就这样，刘文静又成了唐朝的一员重臣。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李渊的心腹大臣，而且对唐王朝的建立都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在唐王朝建立后，刘文静的地位却排在裴寂之下，这让刘文静内心颇为不满。另外，裴寂和李渊私交甚好，李渊对他非常宠信，言无不从。每次上朝，李渊都不叫裴寂的名字而称他为“裴监”，还给裴寂安排座位，甚至允许裴寂出入自己的卧室。这让自认为是第一功臣的刘文静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文静在高墌之战中吃了败仗，遭到了“除名”的处分，而裴寂讨伐刘武周时在度索原（今山西介休东西介山下）惨败，一下子失掉了晋州以北的大片城镇，结果李渊不但没有处罚裴寂，还特意对他好言安慰，并让他镇抚河东。同是功臣，在朝中地位相当，刘文静认为自己的才干和军功均在裴寂之上，但待遇却远远不及裴寂，心中常常闷闷不乐。由于心有不满，刘文静每次廷议总是与裴寂互相勾斗，慢慢地，他们二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对头。

嫉妒往往会让人陷入险境。有一次，刘文静和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几杯酒下肚后，他又想起裴寂地位高于自己的事情，于是当场拔刀击柱，大声说道：“必当杀死裴寂。”谁知一句酒后之言却被失宠于他的小妾告发。李渊知道此事后，马上派裴寂、萧瑀调查此事。刘文静向萧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不平，但对于要杀死裴寂一事，刘文静坚决予以否认，当场向李渊上奏申辩说：“对于裴寂如此受宠，我的确有些不服气，但要杀死裴寂只是醉话，请皇上宽恕。”萧瑀、李纲与刘文静认识多年，知道他的为人，都认为刘文静无罪，帮他向李渊求情。然而，李渊看完他们的奏章后，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对大臣们说：“刘文静既然能这样说，肯定有谋反的心思。”

秦王李世民见情况对刘文静不利，极力想为刘文静开脱，他对李渊说：“晋阳起兵前，刘文静先定非常之谋，然后告知裴寂。大唐建立后，因为跟裴寂待遇悬殊，刘文静确实心有不满，但儿臣敢保证他绝无谋反之心。”裴寂认为此时正是除掉刘文静的绝佳机会，于是在揣摩李渊的心意后说：“刘文静的确才略过人，但他是个性情奸恶之人，如今出此恶言说明他对皇上心怀忿恨，谋反迹象已经显露。如今天下局势未定，如果赦免他，肯定会留下后患。”李渊向来对裴寂偏听偏信，于是就给刘文静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并于武德二年（619年）九月将其处死。这位才略过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开国元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竟会以谋反之罪而被诛，临刑时他悲愤地说：“高鸟逝，良弓藏，这句话还真是不假呀！”

实际上，刘文静之死并非李渊糊涂，更不是他意气用事，可以说刘文静至死都不知道他的死有着深层的政治原因。李渊作为深谋远虑、处事慎重的政治家，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认识。

唐朝建立之后，和其他开国皇帝一样，李渊从未忽视对功臣的严密防范。裴寂的靠山是李渊自己，李渊认为裴寂不可能背叛自己。反观刘文静，自恃功高，多次表达出对自己地位和待遇的不满，李渊认为刘文静对地位不满就是对皇帝不满，因此对刘文静存有戒心。此外，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与李世民私交甚好。而李世民在四处征战的过程中笼络了大批贤才，势力足以和太子相提并论，这是李渊不愿看到的，一旦太子和李世民发生权力斗争，势必造成兄弟相残的局面。如果功勋显著、才略过人的刘文静和实力强大的李世民结成同盟，无疑会对太子构成很大的威...

根据隋文帝的教训，李渊深知太子之位的稳定关系到国家大局，太子乃国之根本，如果太子之本动摇，其他皇子将产生非分之想。李渊认为，只有削弱对太子之位构成威胁的李世民的势力，才能稳住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处死他就能让李世民失掉最得力的助手。所以，李世民为刘文静求情，不但救不了刘文静的性命，反而坚定了李渊诛杀刘文静的决心。李渊是想杀鸡儆猴，借诛杀刘文静向李世民势力示警，阻止李世民凯觑太子之位。可惜李渊这样做不但没有阻止李世民，反而让李世民的心腹感到恐慌，促使李世民加快了夺取太子地位的步伐。

李渊坚决处死刘文静，还因为刘文静与突厥的密切关系。晋阳起兵时，出于对突厥的不信任，李渊对于要不要向突厥称臣感到犹豫不决。而刘文静为了让李渊没有后顾之忧，坚定起兵的信心，曾率所募之兵在兴国寺扬言：“唐公假如不能与突厥交好，我们也肯定不能跟从唐公起事。”此举迫使李渊接受了向突厥称臣的现实，免除了起兵后的后顾之忧，但李渊一直将此事记在心里。起兵后讨论唐军所用旗帜的颜色时，刘文静曾要求与突厥保持一致，改用白色的旗帜。老谋深算的李渊虽觉不妥，也不便公开表态，最后为保留唐军的独立地位，采取了绛白杂色旗这种折中的办法。李渊起兵时需要突厥帮助，而刘文静和突厥关系密切，于是便派刘文静前往。李渊和突厥交好只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想借助突厥的实力增强自己的力量，但他内心一直以和突厥苟且为耻，而刘文静因为往返于突厥和唐之间沟通，了解诸多内幕，一旦口风不紧，将有损于李渊的颜面，这也是李渊坚决处死刘文静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兄弟相疑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刘文静被处死了，但是很显然，李渊所期待的兄友弟恭的局面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江山一统，边疆平定，迎来了太平盛世。一天晚上，在都城长安的乾元殿内，李渊和三个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儿子一起举行家宴。作为家宴的主角、三个皇子的父亲，李渊在旁边仔细端详自己的三个儿子，只见坐在自己左侧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直交头接耳，轻松交谈，而在自己右侧的李世民则独自闷坐，一言不发。兄弟三人关系的远近厚薄，一眼就能看出。

李渊作为一个父亲，很想让兄弟之间和谐相处，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他很清楚，皇子之间不可能相互关爱，因为谁不想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唐王朝建立后，刘弘基、殷开山、刘文静、长孙顺德等大臣曾劝说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李渊还是遵照“立嫡立长”的惯例，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担任尚书令；四子元吉则封为齐王。

唐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周边存在多方势力，一直征战不断。在征讨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徐圆朗等势力时，都有用兵神勇的秦王李世民的身影。军功显赫的李世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觊觎皇位的政治野心。李渊也不是没想过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自古立长不立少，太子之位为国之根本，轻易更换会导致国家政局不稳。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以致天下大乱就是个血淋淋的教训，李渊当然不愿重蹈覆辙。

而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也起了猜忌之心。李建成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战功赫赫，但也曾横刀立马征战沙场。而且他为人仁义、宽厚，处事温和，是太子的合适人选。李世民知道自己若想争夺皇位，优势并不明显。不过，在长期的征战生涯中，李世民积累了无数的人脉资源和很高的威望，这似乎让他在王位争夺中抢占了先机。

当初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前，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李世民见隋室大乱，暗藏大志的他就倾心结交贤能之士，为自己网罗人才。随着战功日渐显赫，李世民开始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产生了无限向往，心中逐渐产生了与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人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更加注重谋势，积极吸纳贤才，积蓄力量，开始为建立自己的基业精心谋划。

长期在外领军打仗，不但锻炼了李世民的能力，而且使他招揽了一大批将帅之才，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张士贵、屈突通、李君羡、薛万彻、张公瑾、戴胄等人。这些人在李世民的合理安置下，成为他的军事决策顾问。他们对李世民忠心耿耿，为后来李世民争夺帝位提供了有力的武力保障。

李世民深知谋略在任何时候都是取胜的王道，因此他非常注意网罗智谋之士。攻取长安之后，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加入了李世民集团。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隋朝末年曾任隰城县尉，后被革职，迁居上郡。李渊率军入关后，他冒着大雪在渭北拄杖拜见李世民，李世民与他一见如故，后来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从此，房玄龄成为李世民的心腹谋士，忠心耿耿，一直追随李世民左右。

武德四年（621年），太子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调秦王府的兵曹杜如晦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对李世民说：“秦王府中虽然调走了很多人，但这些人大都不值得可惜。但杜如晦跟他们不一样，此人通达事理，聪慧贤明，是个王佐之才。如果大王只想做一个毫无建树的王爷，杜如晦调离也无所谓，但大王如果有夺取天下的志向，则离不开杜如晦的辅佐。”

房玄龄口中的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当时在秦王府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属官。李世民见房玄龄如此重视杜如晦，非常吃惊地说：“如果不是先生建言，我可能就失去了这位贤人！”于是，李世民亲自出面请求李渊仍留杜如晦在秦王府中。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引为心腹，参与筹划军事大事。杜如晦能剖析事理，决断迅速，面对繁多的军务能从容应对，深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任命房玄龄和杜如晦为尚书省左、右仆射，协助处理政务，被称为“房谋杜断”。

我们无从得知李世民想当“天子”的念头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过有个故事可能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遐想的空间。在平定王世充时，李世民曾和长孙无忌、房玄龄一起拜访一个名叫王远知的道士。虽然事先没有说明身份，但王远知一见面就开口道：“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天命所归之人，难道是秦王来了吗？”李世民听了，知道自己的身份隐瞒不下去了，只好向道士行礼，并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时，王远知对李世民说：“殿下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希望殿下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希望殿下登基后能体恤百姓，爱惜民力。”李世民闻言默不作声。

回去的路上，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王远知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神人，他的话通常能够应验，如此说来殿下日后可以登上帝位，所以希望殿下今后加倍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再亲自冲锋陷阵了。”李世民当即斥责长孙无忌口无遮拦，并告诫他说这件事万万不可对别人提起。一旁的房玄龄说道：“以殿下的功绩，就像当初的周公一样，登上帝位也是众望所归，如果没有周公，周朝怎么会有800年的基业呢？”李世民将这话一直记在心里，“眷言风范，无忘寤寐”。

武德四年（621年）七月，李世民率部自东都洛阳班师回到京城长安，当时他身披黄金甲，身后紧随着25员大将、万匹铁骑，整个长安为之震动。

冬十月，李渊认为自古以来的官号都无法显示出秦王对大唐作出的巨大贡献，应另加封号以表其勋德，于是给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设天策将军府，陕东道大行台，待遇在王公之上。李渊甚至诏令天策府可置属官，里面设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咨祭酒二人，典签四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仓、兵、骑、铠、士六曹参军各二人，参军事六人，总计34人。此外还可以置炉铸钱币。陕东道大行台还享有潼关以东的治理权。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但掌握了独立的经济大权，而且可以治民理事。秦王府成为大唐王朝统治下的朝中之朝，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然而，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言，即使李渊再为秦王加封，如果不能登上最高的位置，他始终是个臣子，功劳太大反而会让帝王产生猜忌之心，甚至有性命之忧，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如果能登上帝王宝座，所有的担忧便不复存在了。于是，众人借李世民加封天策将军的机会，献计说：“既然皇上许可将军府可置属官34名，殿下可以把往日追随自己的武将文臣安置在天策将军府内，组成自己的军事决策机构。”李世民认为此计可行。随后，在众多谋士的建议下，李世民又以“海内浸平，儿臣需要汲取知识”为由，向李渊提出设立“文学馆”，为收罗四方文士做准备。这个要求得到了李渊的批准。很快，李世民延揽许多博学之人入馆资政，而他本人以尚书令之职开始专心学习治国之术。这时李世民只有24岁，但他的举动已经充分显示出他经营天下的宏伟抱负。

文学馆设立之后，李世民在延揽到的众多文士中，选择优秀者组成“文学馆十八学士”，这些人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

李世民对这十八人尊敬有加，不但供给锦衣玉食，还将他们分成三批，在阁中日夜陪伴自己。遇有重大问题，李世民总是与他们商议后再做决定。文学馆学士大多来自世族，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知识渊博，善于处理政务。李世民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请教，思想逐渐由崇尚军事转变为注重政治。

文学馆实际上成了李世民的政治顾问和决策机构。这些学士由于身逢乱世，报国无门，如今在李世民麾下找到了用武之地，自然是忠心耿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李世民的私党。李世民由于身兼大唐尚书令之职，需要处理许多军国大事，理政经验开始丰富起来。

自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以左、右领军大都督之职，共同参与了大唐王朝建立的战争，而且当时他们互相扶持，共同进退，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前期的战争中，他们并肩作战，战功相差无几。

二人的差距产生于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唐朝初建，繁杂的政事使李渊一人很难应付，非常需要一个帮手。但是处理国家大事，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就会给人民带来很多痛苦；况且唐朝初建，李渊不敢完全相信外人，于是把辅佐治理天下的重担压到了太子李建成肩上。李建成从此只能留在长安帮忙处理政务。

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各方势力，李渊派李世民统率大军继续南征北战。在统一战争中，李世民以赫赫战功而威震天下。随后，李世民的部将李勣、李神通等人又南下攻灭徐圆朗，并和顺江而下的李孝恭、李靖等人共同平定了辅公祏叛乱。此时李世民的威望渐渐高过了在长安辅政的太子李建成，这使太子李建成感到惶惶不安，他知道李世民绝对不会甘心久居自己之下，所以，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提高自身的威望，同时压制李世民的势力。而刘黑闼的二次起兵为李建成提供了机会。

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曾被李世民战败的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再次起兵，攻打唐朝统治下的河北等地，声势很大。刘黑闼曾是李世民的手下败将，这次由李世民再次率军出征再合适不过。但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考虑到李建成之所以被立为太子，仅仅是因为他是嫡长子，他的功绩与声望远远不及李世民，只有通过创立军功，深自封植，李建成才能维持太子的地位。因此，他们建议道：“殿下被立为太子是因为您是嫡长子，不过与战功赫赫的秦王相比，您没有骄人的战绩，因此很难让人信服。现在刘黑闼部已是人心散乱，资粮匮乏，势力微弱，如果殿下这次率军出征，定能取得令世人信服的大胜，而且还可以结交各路山东豪杰，或许这些人今后会对殿下有很大的帮助。”李建成觉得他们言之有理，便向李渊请求出征。李渊也想增强东宫的实力，当即任命李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并节度河南、河北诸州，同时命令齐王元吉辅助太子出兵作战。

武德六年（623年）正月初五，李建成俘虏刘黑闼，河北地区再次被唐占有。在这次东征中，李建成不但胜利铲除刘黑闼之乱，而且采纳魏徵之计，广为结纳山东英豪，瓦解了其军士同盟，很快就平定了山东。这标志着李建成开始注重与地方势力结交，全面开始了对秦王府势力的弹压。

三、明争暗斗

作为一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太子，李建成很了解人才的重要性，他把当时的著名谋士魏徵、王珪等人招到东宫，视为心腹，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魏徵、王珪很感激李建成的知遇之恩，都对他忠心无比，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李建成也很重视这些人才的意见，王珪、魏徵等提议李建成亲自征讨刘黑闼，并在山东一带广交豪杰，培植地方势力，然后和幽州的燕王李艺、庆州都督杨文干结成统一战线，都一一得到了采纳。

同时，李建成还利用自己的太子身份，积极结交李渊的宠妃。他经常向张婕妤、尹德妃等人送礼，指使她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久而久之，李渊对李世民的猜疑越来越重，而对李建成更加信任。

为了谋求支持者，李建成极力和朝中大臣搞好私人关系。宰相裴寂是李渊的老朋友，而且是晋阳起兵时的重要谋士，深受李渊信任。李建成设法与裴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裴寂的支持后，他又利用太子身份取得了执政大臣封德彝的支持。

在与李世民对抗的过程中，李建成还得到了另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的支持，那就是齐王李元吉。李元吉在实力上虽然不如两位兄长，但自从武德三年（620年）平定王世充起，他也参加了数次大战，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回到长安后，他们兄弟三人各自拥兵自重，形成了朝中的三大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李元吉的态度非常重要，他倒向哪一方，另一方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想争取李元吉的支持。

武德五年（622年），李建成在平定刘黑闼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齐王李元吉正式加入李建成的阵营。那么，一直犹豫不定的李元吉为何做出和东宫联合的选择呢？其中原因不难分析：

首先，李元吉自己势力不强，他选择联合的条件肯定是能从谁手中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建成本身就是太子，登上皇位的可能性显然比李世民大。

其次，李渊原本就偏袒东宫，如果李元吉和东宫联合，李世民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只要李建成能顺利当上皇帝，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了。

再次，李元吉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迷信武力，认为掌握兵权才是夺嫡的制胜砝码，当时他和李建成都掌握了很多军队，所以获胜的概率更大。

最后，李元吉选择李建成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他一向行为浪荡，不守法纪，而李世民执法严明，如果李世民登基，他恐怕没有好日子过。

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李元吉与李建成最终结成了联盟，李建成在这场斗争中暂时获得胜利。

为了避免被李建成、李元吉的谗言陷害，李世民得知李建成在后宫寻求李渊宠妃的支持后，也开始让妻子长孙氏去李渊宫中，把自己多年来在外征战所搜获的珍宝献给各位妃子，表达倾心结交之意。同时，长孙氏又亲自出面在李渊面前表现夫妻二人对父亲的孝顺，尽量弥补李建成等人给李世民造成的亲情间隙。

李世民知道李建成已经得到了裴寂和封德彝的支持，于是也开始和其他重臣结交。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效的，萧瑀、刘文静、陈叔达等大臣在他最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宝贵而又难得的援助。后来刘文静因故被李渊处死，李世民为失去一个支持自己的心腹大臣而痛心不已。不过，这并没有妨碍萧瑀等人对他的继续帮助。李世民即位后，没有忘记萧瑀的拥护之功，特意赠诗给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李世民曾经担任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在河南洛阳一带威信极高。针对李建成在山东结交豪杰的活动，他决定在洛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他委派大将张亮统率左右王保等亲兵1000多人前往洛阳。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张亮秘密结交了许多地方势力，这些人后来成为李世民在基层的坚定支持者。同时，李世民又命大将温大雅坐镇洛阳，招募士卒，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势力，以备不时之需，为以后夺权创造条件。

此外，李世民还特别注重对李建成身边之人的策反收买。太子率更丞王晊、玄武门守卫将领常何等人都是李建成的亲信，但在李世民的努力下，这些人先后投靠秦王府。玄武门事变时，如果不是他们两人一个及时通风报信，一个领兵拦截阻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武德六年（623年）下半年，此时大唐已经度过最为艰难的阶段，天下逐渐太平，这样一来，李世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立下显赫军功了，李渊派他驻守并州。年底，李世民从并州回来后，一直遭受来自李建成和李元吉阵营的排挤与冷落。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总算是在朝中站稳了脚跟，同时，秦王阵营与东宫阵营的矛盾也开始呈现白热化。李建成等人再次感受到了李世民的咄咄逼人之势，这让他们深感不安，太子洗马魏徵多次向李建成建议：“与其这样争缠不休，不如直接派人杀掉秦王，秦王一死，他的手下自然四散奔逃，其势力便不足为患了。为了大唐的长久利益杀死秦王，是非常值得的事情。”齐王李元吉也曾规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甚至要求亲自率人暗杀李世民。

李建成认为自己身为太子，继承皇位是早晚之事，没有必要刺杀李世民，况且如果刺杀失败，还会给李世民找到公开与自己对抗的借口，对自己不利，因此一直不同意魏徵、李元吉等人的建议。

武德七年（624年）春，面对皇子们激烈的明争暗斗，李渊命齐王李元吉在家中摆好酒宴，他带领太子与秦王一同赴宴，想借此机会调停三人之间的矛盾。可是，李元吉却背着李渊暗中安排刺客，想杀了李世民，李建成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他。李元吉恼怒地对李建成说：“我只不过是为你谋划而已，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李世民察觉到齐王李元吉的狰狞面目后，不禁哀叹自己“不为兄弟所容”。而李渊的调停也失败了，因为他们三人的矛盾是因为诱惑力极大的皇位而起，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李渊的做法反而使三人互相对垒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四、谋求主动

自古以来，权力斗争是最残酷的斗争，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带来的诱惑力无人能挡。在残酷的权力斗争面前，没有兄弟，没有父子，有的只是胜利者的流芳百世和失败者的身败名裂。

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的斗争也不例外。他们两人阴招奇出、奇谋不断，抱着壮大自己就是削弱对方的思想，无论是后宫、外朝还是地方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斗争的身影。当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有各自的支持者。面对激烈的储君之争，李渊一直采取平衡的办法，力求三个儿子能够各安其所。他坚持嫡长制，始终维护李建成皇太子的地位，不准任何人包括李世民染指；同时他又为李世民提供很大的执政舞台，不允许李建成对李世民进行图谋。应该说，李渊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李建成虽是皇太子，但只要有不对之处，李渊绝不姑息。如果李渊一直偏袒李建成的话，李世民势力再大，只需李渊一声诏令就能彻底铲除，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除了是唐朝皇帝之外，还是一个父亲，而每个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和睦相处。

从当时的政治影响来看，李世民根本无法与李建成相提并论，虽然他在战争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但毕竟李建成是皇太子，大唐王朝的法定继承人，地位尊崇，平时在京城有辅政的权力，每次李渊外出，总是让他留守监国，大小政务由他自行处理。因此，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内宫的妃嫔，包括外地的各方大吏，依附东宫的人相对多些，所以李建成在皇位争夺中占绝对主动的地位。李建成曾经扬言，秦王如果留在京城，只是一位丝毫不能动弹的普通人而已。

从平定刘黑闼的战役中同样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刘黑闼曾是李世民的手下败将，如果没有政治斗争的掣肘，征伐他的统帅非李世民莫属，而李渊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然而为了建立太子的威望，巩固太子的地位，李渊最后还是选择了由太子担任统帅。后来太子李建成成功灭掉了刘黑闼的势力，但唐军也在此战中遭受了很大损失。这件事使李世民对朝中的政治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解到父皇宁愿在战场上失利也坚决不让自己参战，可见政治斗争的残酷与严峻。同时他也认识到，无论过去有过何种辉煌，一旦在这场争斗中失败，只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形势如此严峻，李世民及秦王府僚属都感到非常不安。李世民曾惶惶不安地对房玄龄说：“危险已经悄悄临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针对目前形势，房玄龄建议道：“现在东宫在京师的势力比我们强，而且他们已经主动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稍有不慎，就会受制于敌。如今要想解除我们的危险，只有率先发动政变，除掉皇太子。”

房玄龄的提议倒很符合李世民的心意，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李靖、李勣原来都是李世民的手下将领，对他非常忠心。李世民曾和时任灵州大都督的李靖一起谋划这件事，结果李靖坚决不同意。于是，李世民又想拉拢行军总管李勣，想让李勣出谋划策，但是李勣坚决不干。李世民很清楚，他们拒绝并不是为了向李建成示好，在两派斗争尤其是这种继承人的争夺中，稍有不慎就会祸及九族，更何况秦王府当时正处于劣势。胜负难以预料，置身事外也许是最好的结局，因此他们不愿冒这种风险，这也是人之常情。

李世民当不当皇帝，李靖、李勣都能保持目前的地位。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则不同，他们都是李世民最亲近的人，一旦李建成当上皇帝，他们三人就会遭到疯狂的报复，别说做官，能不能保住性命都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只有对李世民以死效忠，处处为李世民着想，努力把李世民推上皇位，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认为，现在只有果断地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李世民虽有杀李建成的意思，但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他们三人开始密谋策划。不幸的是，他们密谋之事被人泄漏出去，虽然没有给李世民带来危害，但房玄龄、杜如晦却被逐出了秦王府。之后，长孙无忌、高士廉以及秦府将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更是感到了事情的紧迫性，因此日夜策划，并力劝李世民早做决定，掌握主动权。

皇太子的地位、朝廷官员的偏向以及李元吉的加盟，使得李建成的势力日渐增长，此消彼长，李世民的处境则越来越危险。为了扭转局势，李世民急需寻找一个反击东宫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正值暑天，长安天气炎热，李渊向来有出宫避暑的习惯。这一年也不例外，他命李建成留守长安监国，自己带着李世民与李元吉前往宜君县仁智宫避暑。李渊的目的是将他们三人分开，以免他们闹事。然而李渊没有想到，此时一桩密谋正在积极酝酿之中。

六月中旬，正在仁智宫避暑的李渊突然接到东宫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密奏：“庆州都督杨文干准备谋反，现已查清他谋反所用的盔甲全部是东宫暗地运送的。”李渊一听到谋反且和东宫有关，精神立刻高度紧张起来，他马上加强仁智宫的防卫，然后以自己哮喘病复发为由，急命太子上山送药。

东宫怎么会糊涂到为谋反之士杨文干运送盔甲呢？原来，李建成曾私自招募长安及各地骁勇2000余人为卫士，以对付秦王府的势力，他让这些卫士分别屯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杨文干曾是守卫东宫的卫士将领，与李建成关系很好。这次李建成留守长安，曾私下安排离长安不远的庆州都督杨文干招募士兵，一旦长安城中有变，可以尽快支援。同时，李建成又派人给杨文干运送盔甲，供招募使用。

李建成此举很难说是攻是守，也许是对李世民攻势的一种回应吧。但李建成并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早已在秦王府的监视之下。很快，李建成接到了上山送药的诏令，心中有鬼的他一直忐忑不安，最后在谋士赵弘智的建议下，他决定上山向李渊澄清自己。然而，令李建成没想到的是，他刚到仁智宫就被恼羞成怒的李渊扣押。随后，李渊传杨文干到仁智宫觐见。杨文干知道密谋之事已经传到李渊耳中，太子也被扣押后，惊慌不已，马上下令正式起兵造反，这样一来，李建成真是百口莫辩了。

面对杨文干造反一事，李渊龙颜大怒，急召李世民，亲口许诺道：“杨文干谋反一事与东宫关系密切，如果处理不当，恐怕响应他的人日益增多。现命你亲自领兵前去平叛，平叛结束之后我会宣布立你为太子。”李渊还说，虽然他不会像隋文帝那样诛杀被废掉的太子，但准备在李建成被废之后封他为蜀王，蜀地狭小偏僻，很难再兴风作浪。李世民得到父亲的许诺后，立即亲率大兵平叛。杨文干虽然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但实力不强而且不得人心，所以李世民的大军还未到达前线，杨文干就被部下杀死了，叛乱就此平定。

然而，李世民带兵出征后，李渊的妃嫔和李元吉纷纷为李建成说情，加上大臣封德彝的劝说，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仍以李建成为太子，遣还京师居守。同时，他把罪责归结到东宫官属王珪、韦挺以及天策府官属杜淹身上，“此三人不守节操，无端挑起事端，祸及社稷，所以把此三人流放隽州，以示惩戒”，就此为杨文干事件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世民刚刚击溃杨文干的部队，又传来了突厥入侵并州的消息。自李渊建立唐朝以来，虽然屡次遭到突厥的攻击，但此次规模之大，兵锋入大唐国土之深实属罕见。大为震惊的李渊急令边关守将做好迎战突厥的部署，并下令长安城进入战争状态，命裴寂动员百姓共保长安。

东突厥铁骑一向强悍，唐朝一直是采取妥协的办法，从来没有对突厥进行过大规模用兵，因此，听说突厥进犯的消息后，大臣们全无战意，有些人甚至提出：“不如舍弃长安，迁都江南。”这些人认为自古草原骑兵很少有直下江南的，比如当初苻坚有百万军队，都无法渡过天堑，并且说迁都只是权宜之计，等以后实力强大了，还可以再出兵夺回失去的土地。右仆射裴寂也极力赞成此策，李渊本想派兵迎战突厥，但也没有胜利的把握，只得让裴寂开始着手准备迁都之事。

李世民得知迁都之事后，马上面见李渊，说：“从古至今，中原就有戎狄之患。中原打败戎狄的先例也曾经有过，汉朝就有霍去病立志灭匈奴的例子呀！自父皇晋阳起兵以来，所向无敌，这次突厥进犯，我们肯定也能战败突厥，怎么能轻言迁都呢？如果大唐迁都，不但会动摇国家根本，而且还会被天下人耻笑！汉朝的霍去病只不过是一名将军，尚且立志灭掉匈奴，我作为父皇的儿子，对保全国家领土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假如父皇可以给我几年时间，我定能生擒颉利。”李世民的慷慨陈词让李渊信心大增，他感慨道：“国家每遇关键时刻，你总能为国为朕分忧，有你真是国家的幸事呀！”于是，李渊下诏派李世民、李元吉共同督军出豳州，抵抗突厥，并严禁商议迁都之事。

李世民率大军刚刚抵达豳州前线，就遇到了连日阴雨，双方只能按兵不动。李世民待在军营里，内心忐忑，尽管唐军驻扎在低地，隐蔽得很好，颉利不知唐军虚实，短期内不会对唐军形成多大的威胁，但连日阴雨，唐军驻地因地势低洼，雨水汇集，将士们苦不堪言，长此以往，士气定会受到影响。

为了速战速决，李世民效仿汉朝飞骑将军李广百骑退匈奴的故事，让尉迟敬德率100余骑到颉利帐前叫阵，他自己则率亲信紧随其后。颉利可汗和二可汗突利听到尉迟敬德的叫骂后，率军走出大营。后面的李世民一看到颉利就大声叫道：“阿史那咄苾（颉利可汗的名字），我用这100多人与你的整个大军对抗，你可有胆量与我对战？”颉利以为这是李世民的激将之法，满腹狐疑之下，要求李世民率全部大军之后再行决战。李世民不理颉利，转而看着二可汗突利，说道：“突利可汗，我对你有话说，请到这边单独交谈。”说着用马鞭指向旁边的空旷之处，示意突利到那里谈话。二人在空旷处站定之后，李世民故意凑到突利的耳边，小声说了一些“颉利志大才疏，贪财狡诈，何必为他卖命”等离间的话语。突利对李世民的话感到疑惑，一直小声追问所言何意。远处的颉利见李世民与突利聊了这么长时间，心中产生了疑惑，忙命突利返回营帐。

兵法有云，上兵伐谋抑或攻心为上！李世民的这些举动，使颉利和突利之间产生了心理隔阂，两人相互猜忌，导致突厥军队内部不和，无法再前行入侵。颉利只好率军返回漠北，此次突厥入侵之患暂时解除。

这一次李世民巧施妙计解除东突厥之患，使他再次显现出自己的强大威力。在众人的注目之下，他又重拾了以往的自信，不过，处事冷静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战功再显赫，对他与东宫的争斗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前面仍有非常艰难的路要走。

五、政变夺权

武德九年（626年），贼心不死的突厥派遣数万军队再次骚扰河套地区。这次李渊没有按照惯例派李世民率军抵御，而是根据太子李建成的建议，由齐王元吉和李艺统军北上，抗击突厥。李建成之所以用历练齐王为借口让李元吉出征，就是为了抑制李世民在军中的势力。

突厥的强悍是出了名的，李元吉出发之前，李渊觉得他缺乏经验而且势单力孤，于是再次采纳太子李建成的建议，临时抽调了秦王府中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辅佐李元吉，认为有这些久经沙场的大将辅佐，李元吉定能凯旋。然而李渊不知道，这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先商量好的计谋，想通过这种方式把秦王府的精兵良将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下一步谋杀李世民做准备。

没想到此计被太子率更丞王晊得知，王晊迅速向李世民传递了消息。得到王晊密报后，李世民马上召集高士廉、长孙无忌、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商议对策。这些属僚都坚决主张抢先动手，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决：“兄弟间兵刃相见，从古至今都最让人唾弃，我虽然知道大祸即将来临，但仍然准备等东宫动手后再行动，你们看这样行吗？”

尉迟敬德见事情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世民仍然如此犹豫，不由得站起来大声说道：“人谁不怕死，如今我等以死侍奉殿下，这是上天安排的呀！大祸即将临头，殿下仍然犹豫不决，这样只会祸及殿下性命，一旦殿下有失，江山社稷怎么办？如果殿下不听我等之言，敬德哪怕落草为寇也不愿待在殿下身边束手待毙！”

一向对李世民尊敬有加的长孙无忌也严肃地说：“如果不听敬德的劝告，秦王府必然会灭亡，我决定和敬德一起离开。”

尉迟敬德见李世民仍在摇摆，接着说道：“事情到了这么紧要的关头，殿下仍犹豫不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更不是成大事者该有的举动。现在殿下平日蓄养的800多名勇士都在外边等待消息，如果马上做出决定，大事肯定能成！”

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抢占有利时机，先发制人。他首先下令召回早就被调离秦王府的房玄龄、杜如晦二位心腹谋士，共谋大事。但房玄龄接到李世民的命令后却说：“皇上早就下令我不能再服侍秦王，今日如果我私下与秦王相见，肯定会受到惩罚，所以我不敢去见秦王。”李世民听了勃然大怒，随手解下腰间佩刀，交给尉迟敬德后说：“如果玄龄、如晦二人敢背叛我，你用我的佩刀杀掉他们二人。”

尉迟敬德非常了解房玄龄和杜如晦，知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坚定李世民动手的决心而故意用言语激怒他。所以，尉迟敬德见到他们二人后，马上对他们说：“秦王决心已定，让我来邀请你们共谋大事，事不宜迟，赶快进秦王府商议此事。”房玄龄和杜如晦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听说秦王已经下定决心，为防有变，他们立即穿上早已准备好的道士服装，悄悄赶往秦王府。经过仔细商议，他们决定在玄武门伏杀李建成和李元吉。

玄武门在长安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是长安宫城的北门，处于宫廷卫军的中枢位置，兵力雄厚、工事坚固。李世民等人考虑到一旦控制了玄武门，便可以控制整个皇宫，甚至可以控制整个长安。当时负责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李建成率军平定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常何曾跟随李建成出征，可以说是李建成的旧将。武德七年（624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任命常何为玄武门守将。在长安处于劣势的李世民知道内宫里的大多数人都已被李建成收买，无法指望，为了行事方便，他很早就设计收买了常何，在李建成内部安下了一颗隐秘的棋子。同时，李世民利用常何的关系，还收买了敬君弘、吕世衡等玄武门的其他将领。深谋远虑的李世民也没有想到，他所做的这一切，在关键时刻决定了大事的成败。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密奏：“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并多次设计谋害我。”为了表明自己是因平叛有功而遭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猜忌，把兄弟之间相互残杀的责任全部推到李建成和李元吉身上，他按照事先的计划在密奏中还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情，现在他们想要杀我，好像是为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报仇。如果我被他们杀掉，就是到了地府也无法瞑目呀！”李渊看到李世民的密奏后，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下令让李建成和李元吉第二天到宫中亲自解释。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在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兄弟三人入宫之前，李渊召见了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商议对李世民密奏事件的处理办法。大臣们和李渊一样，对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早已知晓，这次仍认为又是兄弟三人在闹矛盾，因此他们只是商讨协调解决的办法。如果他们知道李世民此时已在玄武门布置好人马，知道常何率领长孙无忌、侯君集、尉迟敬德、刘师立、张公谨、公孙武达、杜君绰、独孤彦云、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已经埋伏在玄武门，静静等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他们肯定不会如此气定神闲了。

张婕妤是李渊最为宠爱的妃子之一，她早已被李建成收买，一直是李建成的忠实支持者。当时玄武门内部有张婕妤布置的眼线，他们发现李世民在玄武门的种种行动后，马上告诉了她。张婕妤大吃一惊，赶紧让人通知李建成。正准备和李元吉一起进宫的李建成得到张婕妤的密报后，与李元吉商量应对之策。李元吉认为应该暗中集中忠于自己的兵力，然后以生病为由不去皇宫面见父皇，观察形势如何变化，然后再做决定。但李建成却很自信，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显然，李建成自信过了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属下已经叛变，他在没有采取任何应急措施的情况下，带着李元吉入朝了。当他们走到临湖殿时，感觉情况特别反常，二人互相看了一眼，毫不犹豫地掉转马头，向东宫奔去。情况突然有变，李世民和诸将没有犹豫，赶紧追了上去。一向胆大无畏的李元吉气愤不过，在疾驰中回过头来向李世民出其不意地射了一箭，想凭借自己高明的箭法把李世民射下马来，没想到惊慌之下，他没能把弓拉满，结果没有射中。此时李世民已经追到近前，一箭射死了李建成。随后赶来的尉迟敬德带领70余名骑兵乱箭射伤了李元吉，不过并不致命。受伤后的李元吉拼命逃往武德殿，结果途中被尉迟敬德用箭射死。

很快，东宫和齐王府得到了玄武门出现变故的消息，李建成的僚属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立刻率领2000名精兵，浩浩荡荡向玄武门杀来，与秦王府的将士战到一起。早已被李世民收买的玄武门屯营将领敬君弘与吕世衡，奋不顾身与东宫将士死战，结果被东宫的军队包围，由于敌人人数太多，直至战死他们也未能冲出去。张公谨见状，关闭大门不再出战，东宫的人虽多，但一时半刻也无法攻入。

在双方激烈战斗的同时，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亲自出面鼓舞士气，她亲自给将士们披上铠甲，给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询问伤员的情况。将士们大为感动，感觉为秦王尽忠，死亦无憾。作为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见秦王府的兵力不占优势，急中生智，竟带领忠于秦王的吏卒释放全部囚犯，并且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让他们和李世民一起防守。这一招还真管用，在秦王府将士和众多囚犯的全力抗击下，玄武门始终掌握在李世民手中。

由于玄武门久攻不下，东宫将士开始泄气了。这时，有人忽然高声说道：“既然这里攻不进去，我们不如去攻打秦王府，只要能杀掉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大功。”于是，东宫的将士们准备向秦王府的方向进发。秦王府将士听到东宫欲攻秦王府，大惊失色，因为秦王府中兵士虽精，但人数实在少得可怜，一旦东宫将士进攻秦王府，仅有房玄龄、杜如晦守卫的秦王府肯定失守，这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关键时刻，还是老将尉迟敬德有办法，他二话不说，提起建成和元吉的首级挂在城墙之上。东宫、齐王府的将士看到自己的主人已经人头落地，顿时毫无斗志，如泄了气的皮球，各自逃命去了。

战斗基本结束了，李世民一边安排手下收拾战场，一边派尉迟敬德向李渊汇报情况。当尉迟敬德手持长矛、身穿铠甲出现在李渊面前时，李渊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惊慌不已地问裴寂等人该如何处理。向来支持秦王李世民的萧瑀、陈叔达见太子大势已去，对李渊说：“太子和齐王元吉本身就对天下没有什么贡献，平时他们由于嫉妒秦王为天下作出的杰出贡献，多次在一起商量谋害秦王，有些事陛下也非常清楚。现在秦王这样做肯定是被逼无奈之举。秦王为大唐居功至伟，深得人心，陛下如果下令立他为太子，命他处理今日之事，这次事件很快就会平息。”

李渊见事已至此，只好同意他们的建议，并写下手敕，命令京城所有军队暂时由李世民统一管理，要求他尽快了结此事。随后，李渊派黄门侍郎裴矩向东宫诸位将士宣读诏令，这样一来，玄武门之变总算尘埃落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