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妈妈吴君如（神奇妈妈吴君如）

《妈妈的神奇小子》于2021年9月4日在国内上映，根据残奥冠军苏桦伟的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他从出生患病，到2008年参加北京残奥会的故事。上映当天，正是东京残奥会的倒数第二天。

本片导演是尹志文，曾作为编剧和彭浩翔合作过多部电影，其中包括《伊莎贝拉》，还有《志明与春娇》的第三部。也和现在大火的《少年的你》导演曾国祥联合导演过《恋人絮语》和《醉后一夜》等电影。

尹志文也是本片的编剧之一，另一位编剧是卢文骏。剪辑则由彭正熙负责，他曾参与著名的《无间道》系列的剪辑工作。

本片的制片人兼主演是吴君如，这位就不用多做介绍，需要提及的是她2010年在《岁月神偷》里也演了一个儿子生病的妈妈，这算是她除喜剧之外的另一个经典形象。

主角苏桦伟分为不同年龄段，其中成年苏桦伟由梁仲恒扮演，此前他一般都是在港片中演配角。

扮演苏桦伟教练的是张继聪，是港片老面孔了。2019年在《反贪风暴4》中说的一句台词曾被多次转发。

其他老面孔还有钱小豪和卢海鹏，分别扮演苏桦伟的爸爸和外公，在片中戏份并不多。

吴君如在《岁月神偷》和《妈妈的神奇小子》里演了两次妈妈，都是催泪向，并且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比如《岁月神偷》上映后，香港政府决定保留电影取景地永利街作为怀旧景点。相信《妈妈的神奇小子》上映之后，也会让更多人关注到残奥会，乃至残障人士这一群体。那样的话，吴君如也堪称“神奇妈妈”了。

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要予以肯定。

大概是因为演过《岁月神偷》，所以吴君如演起苏妈来比较驾轻就熟，在片中她与苏桦伟这个角色可以算是双主角，撑起了大部分的戏。

不过这样一来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在观看影片的前半段，我一度以为这是一个单亲家庭。因为全程多数都是苏妈与苏桦伟的互动。而关于苏爸这个角色的刻画，影片是比较欠缺的。

其实可以理解主创想把感情戏集中放在母子上，这样剧情推进起来比较简单直接。如果是纯虚构作品，大概编剧会选择直接把主角写成单亲家庭，又或者将父亲刻画成一个负面一点的人物。

但这部电影毕竟有人物原型在，所以出于尊重，还是保留了父亲这个角色。后期也补了一段爸爸受伤导致家庭出现经济危机的戏份，稍微给这个角色增加一些推动剧情的作用。只是前期爸爸可有可无，仅从剧作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些缺陷。

对比一下近期口碑不错的《健听女孩》，一个聋哑家庭里面，妈妈拒绝与外界接触，爸爸玩世不恭，哥哥追求独立，每个人物都有各自性格特点和行为动机，让电影的观感变得丰富起来。

《妈妈的神奇小子》主打情感，被打动的人会觉得催泪，而没有被打动的人则认为煽情。众口难调的事情这里不多说，我个人倒是对影片打造情感关系的意识颇感兴趣。

这里可以同时跟《健听女孩》和印度的《摔跤吧！爸爸》做对比。这些电影里的孩子，主线故事都是追求梦想，电影中所传达的理念却不尽相同。

《健听女孩》最终表达的是父母要放手，让孩子自由闯荡。比较特殊的是这个家庭里父母是弱势群体，女儿作为无障碍人士反而更像家长，但不管谁在家中占主导地位，最后双方都在各自独立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而《摔跤吧！爸爸》和《妈妈的神奇小子》则相对更强调父母的作用。前者是爸爸直接当了女儿的教练，又多了一重指导身份。后者的苏妈不是运动员，但在苏桦伟成长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通常我们说起东方，脑中的概念都不包含印度，主要就是指东亚儒家文化圈，不过在这一点上，东方电影倒有些一致。

当然这两部东方电影还有一个区别，《摔跤吧！爸爸》的最后，爸爸被人关在更衣室，没能到现场观战，女儿最终还是独立战胜了对手。这又有点偏向西方培养独立意识的理念。

《妈妈的神奇小子》则相反，妈妈不在场的时候，苏桦伟连败两场，到最后是妈妈到了现场才重新获得精神力量，夺得金牌，是相对传统的“母慈子孝”结局。

另外影片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一场戏，是苏桦伟靠在苏妈的背上，说自己要为妈妈赢很多金牌回来，这里可以看出主创传达出来的是家庭伦理至上的价值观，通过为母亲争光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这与《健听女孩》是两种不同的观念。

严格来说，这些观念当然不是明确地存在东西之分，在东方也有不少人是崇尚实现个人价值多于服从家庭伦理的。不过主创们按照这个方向去创作，则说明在他们心中，持有这样观念的观众是目前的主流。

至于如此判断是否准确，那就看观众买不买账了。

于我个人而言，《妈妈的神奇小子》是一部社会属性大于电影属性的作品。它为残障群体发声，让观众看到这个群体的一部分生活状况，本身就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有一说一，本片的电影技法，并非我所好，尤其是每次出现煽情段落时，配乐就一直往上顶，这样的设计大概有一部分观众已经免疫了。

肯·洛奇曾经凭借《我是布莱克》夺得戛纳金棕榈。这部电影同样是为社会底层发声，不过当时也有人质疑，作为电影它仍不够出色，只是因为立场正确而加分。我们看电影的确很难仅从电影属性一个方面去观看，这个问题大概还会争论下去。

我认为既然电影可以作为商业的工具，倒也不必苛责它成为社会活动的手段。从感性角度我们都希望它们能在社会层面取得反响，这对工具本身来说要比一座金棕榈更有意义，正如《熔炉》之于韩国法律，《岁月神偷》之于永利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