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的时代楷模（追梦人钟扬我为种子而生）

16年时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复旦大学教授、植物学家钟扬每年跋山涉水数万公里，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个样本，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总数的1/5。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时年53岁。

种子方舟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作为植物学家，钟扬在做公众科普时常会说起这句话。

种子资源为什么重要？“新西兰的第一大经济作物奇异果是培育于中国湖北的一种猕猴桃基因；袁隆平先生利用在海南岛上发现的野生稻子资源‘野稗’，通过反复选育得到了杂交水稻；上海农业基因中心去云、贵、湘山区收集产量并不高的旱稻种子，杂交后得出新品种杂交旱稻，”钟扬在“一席”讲座上时曾举了上述几个案例。

“如果能获得种子，对人类的未来是非常有好处的。种子能为我们提供水果、花卉，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出粮食作物。还有更重要的一种作用是医药，很多医药来源于天然作物，比如青蒿素，就提取于一种叫黄花蒿的植物。”

然而糟糕的是，在生物多样性被了解利用之前，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某些植物就已经灭绝了。植物学家们对种子和基因的研究速度远远赶不上物种灭绝的速度。

成立种子方舟，也被称为末日种子库，是很多植物学家们维护生物多样性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比如座落于北极圈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广泛收集全球种子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美国 NPGS 的种子库。

2005年，由中国科学院主导，在昆明建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这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前三大的种子库。钟扬也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0年，令人震撼的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其中40%的种子由钟扬提供。

追梦人

1984年，钟扬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所，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

“追梦人”和“践行者”，这是钟扬妻子、同济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晓艳对他的评价。两人相识于武汉，张晓艳回忆：“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做一个荷花项目研究，他经常有很超前的想法，那个时候就把计算生物学的一些方法运用起来了。他脑子里充满了梦想，又不断去践行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想法。”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南蓬回忆起30年前与钟扬的相识，“他总有奇思妙想，又能敏锐地洞察事物关联性，幽默又干练，所以他的实验室也成了武汉植物所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场所。钟老师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来和大家分享。”

这台唯一的计算机，还是钟扬自费所购。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钟扬和张晓艳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别人都会带一些彩电、冰箱，而钟扬把他们攒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捐给了单位。“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还有买原版书很贵，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条件，他就自费买了后，再把重要章节复印给同事朋友们浏览。”

从1984年到2000年在武汉植物所的16年间，钟扬不断地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如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

2000年，彼时已经是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钟扬，收到了复旦生命科学院教授陈家宽伸出的橄榄枝。陈家宽一共引进了包括钟扬在内的三名学者，希望彼此一同承担起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的重任。当时，教师待遇普遍低，科研经费少，很难留住人才。陈家宽问钟扬：“你在武汉已经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你下决心跟我来吗？”钟扬毅然回答，绝不后悔。

钟扬一直有着教师梦，他打趣说过，因为自己的母亲也是教师，母亲在分娩前一个小时还在给学生上课，所以他注定也会是一名教师。

从武汉到复旦，钟扬从科学家转型成既搞科研又搞教学的大学教授，他敏锐地捕捉到，生态学是上海、国家更急需的。在复旦，钟扬与同事们一道实现了生态学博士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生态学重点学科等从无到有的跨越和迅速发展。

教书育人方面，钟扬还指导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博士。相比其他老师，他创造了复旦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最多的记录；指导过很多各种困难转来的学生顺利毕业。他无论上什么课，都深受学生欢迎，甚至很多外校的学生大老远跑来蹭课。

对于自己的家庭，钟扬常和朋友说他是愧疚的。张晓艳向记者回忆起他的“求婚”，“我那时候还在外读书，回武汉他来火车站接我。一接上我他就说证明都已经开好了。我还纳闷了一下什么证明啊？他哈哈一笑说结婚证明呀，双方单位的介绍信都搞定了。就这么有点被‘胁迫’地和他组成了家庭。”

“他对名利看得很轻，自己生活上是很简单的。”张晓艳说，“我们在一起也没什么浪漫的举动，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就是那时候物质不丰富，但有点水果橙子之类的，他都要留给我，水果放干掉了他也不吃。”

对比两人性格，张晓艳说钟扬更主动热情，自己则偏被动一些。“后来想要孩子，他还保证说自己会改变，多花点时间在家里。”张晓艳苦笑说，“都是被他‘忽悠的’。”

2002年9月9日，钟扬因项目申请讨论会出差在外。南蓬副教授接到了张晓艳父亲的电话得知，张晓艳因早产被送往医院。南蓬和另一名生命科学院老师一起赶到了红房子医院，第一个看到了一对双胞胎男孩从手术室被抱出来。南蓬回忆，“到了夜里半夜2点多，钟老师才赶回上海，陪在妻子身边。”

早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钟老师就给孩子想好了名字：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他曾说，花花草草多，孩子不容易重名，而且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能够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多大的影响啊。为此，他的学生在复旦大学BBS上贴上了一条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

钟扬和张晓艳约定，两个孩子15岁前归张晓艳管，15岁后钟扬管。张晓艳告诉记者：“他工作确实太忙了，没有办法分心，带小毛头他也不大擅长，所以就有了这么个约定。”

钟扬车祸离世时，两个孩子刚满15岁。

去青藏高原吧

早在2001年，钟扬开始帮助西藏大学进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带领学生一次次深入藏区，收集种子。他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成了他心中又一个梦。

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到这样的地方去收集种子有特殊意义。从“科”的等级来看，青藏高原有212个科植物，占我国的32.9%。在“属”的等级，占全国38%。青藏高原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能结种，也被称为“特有种”），占全国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个高等植物只在西藏才有，不仅数量大且质量好。

钟扬认为，以上数字还被人们严重低估了。因为像墨脱这样交通不便的地区，近50年来少有植物学家涉足，而这样的地方在藏南地区大约有7万平方公里。即使在珠峰下，在日喀则地区有个嘎玛沟，钟扬说第一次去的时候，单程骑马用了7天时间，100年来更是没有植物学家到访。因此，钟扬断定，这么多地方存在着大量的奇花异草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钟扬鼓励年轻学生报考植物学时诙谐地说过，“这一专业是八项规定后比较少有的可以公费旅游的专业，能和我们专业媲美的大概只有烹饪系。” 收集种子、播种未来，听起来很浪漫，却不能掩盖这一工作的艰苦。

2003年，西藏大学理学院成立，钟扬更是频繁往返于上海-西藏两地。与自然极限抗争，人体是脆弱的，每个月2、3次的高原-平原切换，给钟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影响。他心脏肥大并伴有痛风，17种高原反应都轮番体验过。即使如此，钟扬依然每年都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负荷，跋山涉水数万公里，坚持开展高原野外科考和生物多样性研究。

做遗传资源收集要考虑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所以采集两个样本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不得少于50公里，这样一天下来钟扬和团队成员要前进800公里。偏远、荒凉、艰苦的地方，车开不进去，就全靠走。艰险的盘山公路上，钟扬不止遇到过一次事故；夜宿郊外、山林间躲雨躲冰雹也不少见。钟扬和他的第一个博士学生扎西次仁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将全世界仅存的这3万多棵在西藏的巨柏都登记在册；屡次爬上珠峰，寻找到一种全球植物学界竞争方向之一的全新拟南芥生态型……

扎西次仁向记者回忆，几次在珠峰上的采集，钟扬和学生们都有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带的氧气罐不够，学生们想让给钟老师吸一会氧，但他不肯说不卫生，其实就是想留着给学生。又冷又缺氧，整夜不眠，这样的日子，在钟老师那里是家常便饭。”

扎西次仁如今已经是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回忆起恩师，他反复说：“钟老师这样品格的人真是少有。他太累了，我们去野外考察，只要是白天开车，他一坐上车就能睡着。但只要是开夜路，他就坚持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保证大家的行车安全。”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院长白吉多玛告诉记者：“带学科、野外考察，钟老师两头都兼顾着。有一次我们请他到那曲指导一个生物观测站，他早上直接从上海飞拉萨，再铁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那曲，中间没有耽搁。他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发作起来上车这一个动作都很痛苦，我们当时都很担心他的状况，但他自己完全不在乎。”

十余年时间，钟扬带领团队收集了1000余个物种，4000多个样本，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总数的1/5，这是他为国家储存下绵延后世的战略基因宝藏。

2009年，钟扬被聘任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西藏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成为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后，他又申请继续留任，成为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校长助理。

白吉多玛介绍：“国家对西藏大学的支持力度很大，但是一些硬指标没有达到，西藏大学进不了211，钟老师来了就告诉我们，要怎么建立人才队伍、要怎么成立项目、怎么开展科研和课题。2003年，在他的带领下，理学院生命科学系获得建校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1年，在他的主持下西藏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

西藏大学没有博士点一直是钟扬记挂的一件大事。他曾在西藏大学的全校大会上说，“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绝不离开西藏。”终于在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钟扬还为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6年1月，在他的主持下，西藏大学首次一流学科建设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此后，他全程组织、指导和参与西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工作。

钟扬在可可西里保护区为大家做饭。

“再给我10年时间”

2015年钟扬生日那天，他与几位好友聚会顺便庆生。酒席途中，钟扬手上的筷子握不住掉了下来，幸好同桌的朋友是医生，意识到可能是中风，立马送医抢救，逃过一劫。

家人最担心的就是钟扬的身体，张晓艳说：“他心脏不好，已经到了临界值，每分钟心跳只有42、43下。这次突发脑溢血，我们以为他可以稍微重视下，放慢一点脚步。可是恰恰相反，他不仅没有慢下来，还加快了，他觉得时间宝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钟扬不止一次对张晓艳说，“再给我10年时间，等我把各方面对接的事情都安顿好，把人才梯队建立起来，让西藏的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我可以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每一期援藏结束，钟扬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个人总要有走的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走。像我们这样搞科学研究的人，生死来去都是想得非常透的。我的学生能把科学探索的路走下去，薪火相传就可以了。”这是钟扬曾和同事们交代的话。

建立一支带不走的团队，是钟扬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目标。由于藏区的自然条件，内地学生即便培养出来了，很大几率还是会回到内地。而藏族学生留得住、用得上，还会回到西藏。在西藏大学，钟扬就不断鼓励藏族学生报考他的专业，为藏族学生争取更好的入学资格。

在西藏工作16年，钟扬已经为西藏大学培养了8名硕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的教师3名，其中2人已成为生态学教授、1人为副教授，在读博士6名；并与武汉大学合作开创了西藏大学本科生“1 2 1”联合培养模式，他探索的高端人才培养造血模式还成功复制到了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钟扬在西藏大学的宿舍楼还保留着原样，客厅里依然挂着他的衣帽。一顶帽子用了十余年，颜色都不复从前。卧室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八角街花25元买下的，只要没破他就一直用着。除了卧室，其他房间都用来做客房，摆放着藏式沙发，藏式沙发可以当床，常有学生、朋友来借宿。房子里最有人气的就是厨房，灶台上摆满了油盐酱醋瓶瓶罐罐。扎西次仁说，“钟老师爱做饭，只要他得空，就烧饭给大家吃。”

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他说过“我戒酒可以，但我戒不掉西藏”。钟扬的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他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这个事业。

“小儿子第一次用藏语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好高兴。”张晓艳沉默了一会儿，喃喃叹道，“这些片段好像离得很近又很远，至今都还没有完全接受他已经走了的这个事实。”

钟扬培养的藏族学生

在上海，钟扬也留下了一份大礼。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只有光秃秃的海岸线，不像国外一些著名的海滨城市，拥有美丽的红树林。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森林类型，以红树科植物为主，大部分富含单宁酸，割开树皮后，会被氧化而呈红色。

钟扬决定“南树北移”，2007年钟扬课题组购买了10种红树苗12000株，种植在了上海临港地区一块荒凉的滩涂上。但由于人工栽种的红树林最北不过北纬27度，而上海地处北纬31度。温度和盐分，是两大考验，这批红树林全军覆没。一些行业专业人士也劝钟扬谨慎而为，不要“瞎搞”。

而钟扬认为，只要不断通过保温抗寒驯化，增强红树在临港地区的适应性，上海气温外的其余自然条件都符合红树的生长条件。

钟扬团队就在温室中逐步对红树苗进行抗寒训练，并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的盐分。

经历了近10年的千锤百炼，新一批千余株红树苗安然度过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团队引种的12种红树中，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等基本适应了上海的气候。

钟扬在2016年的开春曾这样说道 ：“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看不到这一幕，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钟扬的家，是一套老式公房。房子不大，客厅的墙面上贴满了两个孩子的奖状。张晓艳说：“他出事前我们还聊了孩子的教育，孩子大了，他说轮到他多照顾下孩子的学业。现在，我和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不是又去西藏出差了，或者又在哪里忙着。”

钟扬逝世后，张晓艳捐出赔偿金138万元，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随后，近5000位复旦校友筹集到逾200万元和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的50万元，共同注入“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为钟扬未竟的梦想与事业种下希望。“只要希望还在，他的牵挂就在，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会一起继续完成他的梦想，”张晓艳说。

复旦校园内，钟扬的学生们拉起了这样一条横幅：“您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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