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边境生活云南瑞丽（田野调查手记云南瑞丽）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近期刊发的稿件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的田野调查实习作业。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调查手记”。

“偷越国界”

“妈妈，我要去田野了！”

“去哪儿？”

“去云南！中缅边境！”

“啊？”

2016年暑假，完成大二学业的我们即将跟随院里的老师，去往全国各地完成田野调查专业实习。这是我系每个学生都要完成的专业课程，旨在让我们在实践中初尝人类学田野的滋味。在老师开辟的众多田野点中，云南凭借其好山好水成为近几年的“热门田野点”，而那一年我们要去的是云南省瑞丽市。

和前几年师兄师姐去的大理不同，瑞丽市地处云南西部，毗邻缅甸的国家级口岸城市木姐，是重要的珠宝集散中心。其东连芒市，北接陇川，而西北、西南、东南三面则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当地的族群以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为主，到了那儿，我这个汉族可就要变成“少数民族”了。

西南边境的一切都使我这个在海滨待久了的“粤地夷人”感到新鲜。妈妈不想我去云南，她觉得那里不安全。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好不容易能出去，当然要去和自己所在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想去云南的人太多，在田野前，班长甚至要用“直播抽签”的方式来抽出“幸运儿”。抽签的那个晚上，班长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放进纸杯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一个镊子，像模像样地用QQ直播起抽签来。他念出一个名字，就能听见宿舍楼群里传出“啊——！”的尖叫声——那是被抽中的“佳丽”喜得“桂冠”的欢叫。

我也是其中一位，朋友都替我开心，只有妈妈，她很担心。

老师们也在谨慎地担心着，只是学者式的担心比较隐晦。来田野之前，他们给我们定下了几条规矩：不能偷渡；不能自己偷偷跑去缅甸；晚上九点钟以后不许待在外面……如果违反了规定，就要被“遣送”回家。我们一行同学、师兄师姐，加上两位老师，一共有二十来人，声势浩大，想必他俩肯定是操心坏了。

和老乡们熟悉了以后，他们中也有人问要不要载我们去缅甸玩。我们听到以后，互相看看，偷笑，想象了一下旅途的刺激和异国的风光。可突然，老师的模样跳进了脑海，吓跑了那些风光。几番思忖下来，还是只能摆摆手说：“不去了，我们老师不给。”

“你们老师，太严肃了。”过了些日子后，有老乡和我们的同学说：“天天把你们关在房子里。”“书读多了，脑子进水。”去访谈时，村子的前队长这样形容我们。

老师管我们倒有一套，可到自己身上就是另一套了。在田野期间，我们到“一寨两国”的旅游景点去游玩，该村寨以与缅甸交界闻名。隔着一道铁丝网和一条小沟，离我们所立之处不到一百米外就是缅甸的村落。隔着铁丝网，能看见对面的缅甸小女孩坐在自家门前玩耍。我乖乖地站在界碑处，往旁边的缅甸张望，看缅甸的男女骑着摩托车“嘟嘟”地滑进缅甸境内，女子的长裙随风稍稍一扬。老师倒好，他回来以后，狡黠地跟我们说：“欸，你们今天过国界了吗？我偷偷往那里走了两步，没有被发现。”看着他得意的样子，我在心里想：“老师，我要把你‘遣送’回家！”

“一寨两国”处的中缅国界碑，碑后则为缅甸境内

缅甸散工与佛爷

老师的“自破规矩”，也意味着中缅的边界在我们的田野中慢慢模糊。在我们所居住的村子里，村民以德昂族为主；邻村则以景颇族为主。这两个民族都是我国的“跨境民族”，与邻国国境内的民族有着血缘、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在每个老乡家客厅悬挂的照片框里，几乎都有他们在缅甸的亲人的照片。而他们珍藏的家庭相册里，也常常有他们穿戴民族服装去往缅甸参加民族节日活动的照片。

有往则有来，身居缅甸的人们也会顺着这股由地缘、亲缘、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联系而串联的纽带来到中国。

村里的人家大多种有橡胶地，要忙农活时，有人家会雇佣缅甸来的散工帮忙。这些缅甸散工中，有人甚至会在农忙时节举家来到中国一起劳作，挣取一人一天四十至六十块钱的佣金。“他们傻，喜欢抽烟。”说起缅甸散工，村里的前队长摇摇头。关于缅甸人不守规矩、偷盗的事情在当地也时有耳闻。而问起聘请缅甸散工的原因，村民们的答案都是：便宜。爱开玩笑的老乡甚至会说：“随便乱给钱就得了，给吃饭就好了，（他们干活）时间长了（就）背了被子在地里睡。”

由于中缅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格局中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中国边民对于缅甸的不同侧面有着不一样的态度。同是由缅甸而来，村里的佛爷就受到信仰南传佛教的德昂族族人的尊敬。由于两国的宗教联系，当地人会认为，一些有关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事物，来自缅甸的会更为“正宗”。

我们遇到的这位佛爷性情儒雅，除了有宗教造诣外，还谙熟多种语言，且通医术。每回他来探望我们，我们有的伙伴就会抛下手里所有的事情，狂奔出去迎接。我们还会围成他，缠着他给我们算命。有一回，老师从外面回来看见我站在住处的二楼发呆，就奇怪：“你怎么不去算姻缘呀？她们都跑去找布炯（佛爷之意）算姻缘啦。”

老乡手里的缅文佛经

伴随着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也未曾在边境停歇。自秦汉始，中缅边境的双方边民便互通有无，即便时因战乱而受到影响，但也一直延续至今。

在田野里饿了，又还没到吃饭的点时，我们就会偷跑到当地的“街子”（集市）和小卖铺去买零食吃。“街子”上的缅甸零食也受到我们的青睐。我最喜欢缅甸的一种袋装奶茶，包装绿油油的，味道醇甜。写田野笔记时泡上一杯放在一边，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我离开桌子去偷懒。

在“街子”上来自缅甸的各种“神药”，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缅甸药好。”德昂村寨里的前村长“两千”边说用两只手在他的大肚子前摩挲：“我就爱吃这个，身体热的时候吃。”那用锡箔纸包装的药丸传过了我们的一只又一只的手，其包装上有泰文、中文、英文三种文字。“两千”还说，有昆明的朋友让他带这些“消炎大丸”去昆明。“他们想要啊，都没有。”两千有点得意。

在另一些时候，跨境的联系也会成为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身体感受。

有一位大娘说，前几年缅甸打仗（缅北战争）打得厉害的时候，坐在家里可以听到山林那头的枪炮声。而我们也喜欢听老乡说他们或跋山或涉水、骑摩托车过去缅甸的事迹。有一件逸事还在我们中间流传：村里某某今天说要去缅甸，问要去多少天，答两个小时。

缅甸的影子存在在边境人民的生活中，它就像我们在山林里找的鸡枞（当地一种野生菌类，特别好吃），冷不丁地一抬头，就能发现一大片。当我们试图抖落村庄这块被褥，梳理村庄的细节与脉络时，它就像被夹在被褥缝隙里的纸屑一样，飘了出来。

神秘的爷爷

我们早就听说村里有个从缅甸来的景颇族年轻人小利。他的爷爷厉害极了，在当地威望极高，后来我们有同学帮忙带爷爷去市里的医院看耳朵，回头就有人给我们送了两百个包子，可把从河南来的师兄高兴坏了。甚至连不搭理我们的村里的景颇族老祭司，都上他家的火塘边找他说话。

火塘是当地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场所，除了作取暖、烧食、照明之用外，它还承载着宗教、家庭象征等意义。而在爷爷家里，火塘还有交际功能。爷爷总是半躺在地上的草席上，躺在火塘边，每天总有各路人马来到火塘边和他聊天。爷爷的火塘、小卖部旁的大树、村口的麻将馆被我列为当地的三大“江湖”。

爷爷和他的火塘

爷爷的孙女小利，比我们都厉害，会说好几种语言、会好几种乐器。村里的老人说小利听话，不像别的年轻人爱玩，从缅甸过来照顾爷爷。我们喜欢小利，成天到小利家里去玩，还蹭人家的摩托车后座去“街子”逛。去小利家时，我和伙伴总是路过爷爷待的二楼客厅，匆匆地用景颇语叫一声“爷爷”，也不管人家听到没有、应不应，就赶紧溜到走廊里，和小利弹电子琴、唱歌、聊天说笑，还打牌。大半个田野下来，硬是没和爷爷说上一句话。

待的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从其他伙伴和村民那里，听到关于爷爷的残缺的、不知真假的信息：有同伴说，爷爷当过6年的兵，后来又做了乡上的武装部部长。据某奶奶说，他的退休金好像不少呢；又有同学听说，爷爷年轻时，还有些风流韵事；还有人说，爷爷的子孙里，有做玉石生意的，还有在缅甸从军、从政的……爷爷的形象愈发神秘起来，让我想靠近，又有些胆怯。

在田野的最后几天，为了进一步了解村庄的历史，我和伙伴阿卓开始找当地的老人聊天。终于，我们想起了爷爷。

爷爷还是斜躺在火塘边，我坐在爷爷边上，阿卓记笔记，由小利承担翻译一职。爷爷的耳朵不好，常常听不清我的问题。他有时会俯下身子，凑我更近一些。我也贴近前去，就在他耳朵旁边问话。慢慢地，爷爷开始用汉话回答我，小利也省得做翻译，到楼下去做饭。小利的汉话说得好，爷爷比他自然是差一些。有时爷爷正说着，小利就在一边笑。小利一笑，爷爷就着急，“人家说普通话，你笑什么嘛。”

我看见爷爷背后的墙上，有好几张中国元帅的画报，还有一张不大的黑白照片，上边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军人，身姿挺拔，戴着军帽。照片拍摄的时间过去太久，屋里也暗，看不清照片上的人的模样。

那是爷爷年轻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他在云南省的陇川当过兵。“剿匪。”据爷爷说，后来土匪有的死了，有的去了台湾。“土匪厉害呢嘛，抬着武器，抬着枪来。晚上悄悄来。我们他们（都）不敢打，我们也不打。就跑掉了。”

我们都曾从不同的渠道撕扯下当年的只言片语，以求还原那些残影。而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南边境，在那场战争的尾声。战争在中原大地上的结果已成定数，而在这西南的群山蜿蜒之中仍有回响。我想象在昏黑的深山中，两边扛着枪的士兵，谁也没有打出第一枪。

爷爷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

当兵回来后，爷爷在乡上的生产队工作，以干部的职位退休。现如今，爷爷的背深深地弓了起来，下楼得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慢慢来，有时还需要人搀扶。要吃饭时，小利会上来扶爷爷下楼，我们在后面跟着。“爷爷年轻的时候，应该很高吧？” 阿卓悄悄地跟我说。那一瞬间，我想象不出他扛枪的模样。

吃饭的时候，爷爷爱喝上两口小酒。他的火塘边有个军用水壶，里面盛的是白酒。每回下楼吃饭，他总惦记着那个水壶，“酒呢？酒呢？要把它拿下去。”吃饭的时候，爷爷喝白酒，小利喝啤酒，我和阿卓捧着两碗大白米饭看着他俩。

“喝点酒嘛。”爷爷说。

“喝一点点。”小利也说。

“不喝，不喝了。”阿卓看看我，我赶紧皱眉提醒她我的酒量问题，她只好笑着摆摆手。

“来，喝酒。”吃饭吃到中当，小利和爷爷总要碰碰杯。

爷爷的军旅生涯对我来说似乎太过遥远，只有在提及日常生活中我们共用的通讯工具时，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和爷爷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

后来我们终于有机会问起电视的事情，他告诉我们：“我天天看电视。一般看新闻，之外就是动物。青年人想看电影，我又不爱看，我是看看这个中央新闻嘛。”他有些不忿。

爷爷的手机里还有微信和“汤姆猫”那个学人声的软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打开“汤姆猫”给我们看。他一下一下点着手机屏幕打汤姆猫的脸蛋、摸它的肚皮、打它的脚丫子、给它喝牛奶，看起来很熟悉这款游戏。爷爷还凑前去说景颇话：“你在干什么？”听见猫咪的模仿，他开心地大笑，转过头对我说：“你看它会说景颇话。”

有一天正说着话呢，爷爷忽然从他背后掏出了一顶花色帽子戴在头上，告诉我这是木瑙纵歌时他戴的帽子。那是景颇族最盛大的节日，届时族人会穿着民族服装一同舞蹈，据说舞蹈的队形变化中记载了景颇族人的历史与传说。见此状，我掏出想手机给爷爷照相，而他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看着镜头。

等我照完相，阿卓注意到靠窗的小桌上，放了两面挂在一起的小旗子：一面是中国的五星红旗，一面是景颇大地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后者代表的，是缅甸一支重要的民族地方武装，由与景颇族同为一族的克钦邦人成立，是缅北战争里缅甸政府军的交战方。

见我们都看着旗子，爷爷伸出手，要把两面旗子放在我们面前。过了一会儿，他从背后掏出了手机，翻开盖子，用粗大的手指在上面滑动。阿卓凑到爷爷旁边，才发现他是想要给我们照相。“你按中间这个地方，就可以给我们照相了。”阿卓手把手地教起爷爷。爷爷认真地盯着屏幕，用手指试探性地碰了碰中间的按钮，等了等，“没有。”爷爷又按了按，手机还是没有反应，“没有。”试了好几回，手机屏幕终于一闪，“有了有了！”我和阿卓像第一次看见手机照相一般。

“哈哈。”爷爷笑起来。我和阿卓跑回原来的位置坐好，“爷爷你按。”停了好一会儿姿势，我们才又跑回爷爷身边，看手机，“有了有了，你看我们在这里。”

照片里，我和阿卓前面，是中国和景颇大地人民共和国的旗子，后者的旗子上有两把交叉的大砍刀。看着这两把大砍刀，我想起了爷爷的孙子——小利的哥哥，他正身处缅甸，也参了军。数年过去，我很少再听见缅北战争的消息，不知他如今是否安好。不知他扛枪的模样，是否像极了他爷爷的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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