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论阴阳五行(阴阳)
“阴阳”、“五行”,是很有影响的学说。其实,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五德”理论,曾主导过中国古代的政治。
一, “阴阳”语意溯源及合用。“阴阳”二字,最早见之于经典,是《诗》、《书》、《易》。这三部书,是在孔子之前的;孔子对其进行过增删、修订、注释。
这就是说,公元前500年之前,可以查到的关于“阴”和“阳”的词汇,都在这三部书里。
此三经中,《诗》中用到最多,二十三处。如《卫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大雅.卷阿》:“桐梧生矣,于彼朝阳”。《书》中,用到了六处。如“岷山之阳”、“南至华阴”。《易》中只有一处。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在三经以上用到“阴”“阳”,基本未合用。只有《诗﹒大雅﹒公刘》云:“既景乃冈,相其阴阳”。现代把这一句翻译为:“测定日影登山岗,勘察南北辨阴阳”。
以上三经中的“阴”和“阳”,即便合用,其语意,皆指自然现象之阴阳。
《易》之卦辞、爻辞,如上述及,只《中孚.九二》一处说到“阴”。可是,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照此说法,应该《易》中不乏关于阴阳合用,且有新含义的论述。这大约就与相传孔子作《十翼》有关了——爻辞中说到阴阳仅一处,但《十翼》里就多了,而且合用,并有了新的含义。
《系辞传》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说卦传》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文言传》云——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阴虽有美含之。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
这可不可以说,关于“阴阳”的论辩,起于孔子呢?
从汉儒开始,就在考证经传,但疑者不多;宋欧阳修后至清,则龃龉不断。《彖传》、《象传》出于孔子之手,一般没有异议;其他或多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为汉儒所作可能性很大。
如此看,“阴阳”之说,起于孔子,完型于后学,是说得通的。
梁启超说——
盖孔子之哲学,谓宇宙间有两种力,如电气之有正负,相对待,相摩荡,斯为万有之缘起。此两种力难于表示,故以种种对待名词形容之,如刚柔,动静,消息,屈伸,往来、进退,翕闢等皆是;而阴阳亦其一也。就中言阴阳者,远不如言刚柔,消息,往来者之多。与其谓“《易》以道阴阳”,毋宁谓《易》以道刚柔消息也。要之阴阳二字不过孔子“二元”哲学之一种符号;而其所用符号又并不此一种,其中并不含有何等神秘意味,与矫巫之术数更去相远,故谓后世之阴阳说导源于孔子,吾亦未敢承。
他的意思是讲,阴阳,是孔子哲学中符号之一种,而且不是很重要的符号;后世的带神秘色彩的“阴阳学说”非源自孔子。
《老子》一书中,其实也包含有“阴阳”思想。其言曰:“万物负阴而抱阳”。 然《老子》成书,该在战国末甚至西汉初。就是说,书里的这个说法,或者同样是一种朴素哲学思想;或者未必真的出于老子之口,虽然其生也早——早于孔子,但这书中的“阴阳”一说,或许晚于孔子。
二,“五行”概念起源及本意。
“五行”概念,晚于“阴阳”。《诗经》、《周礼》、《易经、传》、《论语》、《老子》、《孟子》中,均不见“五行”字样。孔、老、墨、孟、荀、韩等诸大家,亦未谈及“五行”。
但在尚书的《甘释》和《洪范》中,说到“五行”。
《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有扈氏强行侮毁“五行”,怠懈放弃“三正”。何为“三正”,后面细说。
《洪范》说的比较多——
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甘誓》曾被认为是夏书,讲述夏代和之前的事情。《洪范》被认为是商书或者周书。若真如此,那就在夏商或更早的时候,已经有了“五行”一说。
司马迁写《史记》,所依据的重要史料是“六经”。或许他见到了《甘誓》《洪范》的记载,所以在《史记.历书》里讲:“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消息”,最初的含义,是指“消长”和“盛衰”。“起消息”,意为“确立阴阳消长盛衰的规律”,不是现代所说的信息的含义。
不过,后人们考证,《甘誓》和《洪范》都极可能是托伪之作,当成篇于战国中后期,不会比清华楚简更早。《老子》书中,引了《甘誓》,也证明此文或更晚到西汉初。
《墨子》的《经下》和《经说下》云——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碳,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
他这段话意思是说,五种物质“无常贵”,“胜”是“贵”之含义。
《国语》和《左传》里,亦提到“五行”。《国语.鲁语》说:“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左传.昭》云:“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无论如何,到此为止,“五行”皆与自然物质有关,亦属于和前面说到的“阴阳”一样,是一种朴素的哲学观。
史学家范文澜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说——
阴阳与五行不是一件事,阴阳发生在前。最野蛮社会里,人,除了找些果实和野兽充饥,相当重要的就是男女之间那个事,他们看人有男女,类儿推之,有天地,日月,昼夜、人鬼,等等,于是“阴阳”成为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在易经里可以探求不少的消息。——现在的周易虽经后人增饰,但原始阴阳说却也保存着。
他接着说——
社会逐渐进步了,头脑比较复杂了,他们里面有智者出,另外造出一种五行说,即水火木金土五物。因为这五物为民生所行用,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才,民并用之。”本来就是极平常的话题,并不含神秘性质。
史学家吕思勉,与范文澜的观点基本相同,同时,又与梁启超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他认为,阴阳和五行,都属于原始社会阶段,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初级哲学思想。
三,“阴阳”、“五行”转义及“五德”出现。
再往后,大约在战国中期,“阴阳”、“五行”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又在其基础上,出现了“五德”之说。
现在能看到的文献,是《吕氏春秋》,如其《十二览》中的叙述,被《小戴礼记》和《淮南子》转之——
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天子居青阳左个。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
在这个新理论中,世间的一切都被纳入“阴阳”和“五行”之中。一年四季,分为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被设置在夏秋相交之际。方位,分为东、南、西、北、中,相配的颜色是青、赤、黄、白、黑。声音分为五聲,宫、商、角、徵、羽,其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制造贾湖骨笛的先民,已懂得了区分七个音阶。五味,酸、苦、咸、辛、甘。五虫,毛、介、鳞、羽、倮。五祀,井、灶、行、户、中雷。五谷,黍、稷、稻、麥、菽。五畜,馬、牛、羊、犬、豕。五脏,心、肝、肺、脾、肾。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顓頊。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等等等等,总之一切皆以“五行”收纳之。
为何说此种变化始于战国中期呢?
身为战国中期时人的荀子(约前313-248),在其《非十二子》中,讲到了“五行”的这一变化,他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衹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欢欢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茲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他的意思是讲,这种“五行”之说,是根据前人的传闻杜撰出来的;这些人编造了五行之说骗人而已;俗儒们不但信了这些骗人的话而且传播;这个罪过在子思和孟轲。他认为,子思和孟子是这种“五行”说的首创者。
荀子怪罪子思和孟子对不对呢?子思没见到有著作传世;《孟子》有书且影响深远,然而其书中并无一句谈到“五行”。
更应该关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的相关记载——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語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茲。……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烂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後不能行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邹衍因为看到王公贵族骄奢淫逸毫无道德,以致给黎民们带来不好影响,所以故意整出一套很深奥而且荒诞不经的阴阳理论,从很小的事情,一直推广到无边无际。他的目的,是为让这些人听起来从心里害怕,能够遵守道德。他还把这套理论推演到黄帝之前,甚至天地未生。他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当世,用“五德转世”来概括朝代及族裔的更替兴亡。
按司马迁的说法,邹衍的著作有十余万言之多,这在战国时期,算是高产作家了。但这些书几乎佚失已尽,原因后文再说。
邹衍与孟子同时,抑或稍晚,但其名声没有孟子大,很可能荀子把邹衍的学说,认为是孟子所言了。
西汉《刘向别录》里,保存了邹衍的《论辩》一节。当年胡适考证说,邹衍说话的口气,太像儒家了。的确,他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活脱脱就是儒家之言。另外,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他与孟子荀卿合传,不是没有根据。
战国的时候,邹国与鲁国相邻。儒学中心,位于两国之间,庄子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此风扩展到齐国,齐国也成了儒学的一大分支。邹鲁齐曾经是儒学集团的大本营。孟子也是邹人,邹衍姓邹,虽然后来住在齐国,但祖上应为邹人。
司马迁说,邹衍稍晚于孟子。或许,邹衍借孟子的名头,宣扬自己的学说也未可知。还有,邹衍是齐国儒家的代表。而齐国被孟子称为“齐东野语”,被庄子称为“齐谐”,史记说齐国多方士,邹衍以“野语”、“谐言”,再加“方士”之怪诞,表述“五行”之说,是很可能的。荀子把邹衍的理论怪罪于子思和孟子,亦可理解了。
邹衍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呢?
一方面,他把“阴阳”、“五行”这些朴素哲学,上升为带有荒诞不经术数色彩、囊括一切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五德”政治理论。
《汉书.艺文志》曾收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共一百零五篇,但均以亡失。
《吕氏春秋》中,还能看到一些片段。其《荡兵篇》说——
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与废,胜者用事。
“递与废,胜者用事”,是“五德”的核心思想。
《应同篇》说——
凡帝王者之將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螻。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木草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見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史记》说邹衍,“五德转移,符应若兹”;如淳注曰,邹衍“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七略》云,邹衍“始终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等等,均验证了邹衍理论如下的梗概——
天道以“阴阳”分为“五行”,土木金火土,相对应有“五德”;适应当时之“行”,即是具备了能成为天子的所具之“德”;“五行”依次循环,依次用事,终而复始;得到“五德”的天子也跟着这一循环而变化,跟着“五行”变化用事,终而复始。不同之“行”,有不同之颜色,那时的人们,须跟着这一“行”的颜色而确定自己服饰的颜色。
这是邹衍的政治思想。他还把“五行”,用于“月令”,即以“五行”解释历法。篇幅所限,不多赘述。但其影响,后文会说到。
邹衍还有“大九州”说,与《山海经》之成书,当有极大关系。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亦不详论。
邹衍之说,或许出于劝诫王公贵族的好意,不成想,却产生了巨大的相反作用。影响多大呢?大到秦汉两代朝政,曾因“五德”而反复。限于篇幅,亦在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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