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评价（严歌苓吵架舍得脸）

苏更生：推一篇旧稿，文中有个细节，就是网上流传一句严歌苓说的话“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当时我引用了，后来蒋方舟说，她问过严歌苓，这句话并不是她说的。我托人问过蒋老师，她确认了，但没与严歌苓老师核实，是我不谨慎。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弄清楚，抱歉。

天生编剧难自弃

严歌苓全家都是作家，父亲萧马、前夫李克威、公公李准都是作家。严歌苓一出生就对写作耳濡目染，成为作家几乎是必然的。

父亲萧马不仅是作家，也是编剧，写过《淝水之战》、《青春似水》等电影。严歌苓第一次改写的剧本就是父亲的小说《无词的歌》。当时严歌苓已改写大半部分，递给父亲过目。萧马看完说：“我重写一遍。”严歌苓拿着父亲改写的剧本一看，觉得惭愧不已，萧马说：“你看看，写剧本应该是这个感觉。”

父亲让严歌苓明白了好剧本是什么样，但她却不想写剧本。在严歌苓心中，小说才能激发创作欲望，剧本只是卖钱的东西。但她的小说还未出版，即有影视公司来买版权。

从张艾嘉拍摄的《少女小渔》，到陈冲主导的《天浴》，后至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这些由严歌苓亲手改编于自己小说的电影不论好坏，都让严歌苓在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受到极大的关注，这种由影视所带来的人气让诸多作家羡慕不已。但严歌苓不愿意作编剧。曾有记者问，你觉得自己作编剧怎么样？她硬生生地回一句——不怎么样。

严歌苓将自己定位于严肃文学作家，认为自己最擅长小说语言，而非电影语言。“要写电影，首先要懂戏剧。有时候把戏突出了，就通俗了，不够严肃了。跟我的原则是相背的。我喜欢电影，但从来不看电视。文字之外的东西，可以通过电影语言表达。但是这些东西在电视里，全部没有了。电视剧一集集要让人上瘾，必须煽情。煽情是我最讨厌的东西。”严歌苓说。

但在严歌苓的小说中，随意拎出一段对话，都可以直接放上银幕成为台词。这是严歌苓小说的特点之一。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编剧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压缩，情节删减，但鲜少改动对白。小说中，妓女以南京方言嬉笑怒骂，将脏话、性事揉进笑话里，这些泼辣的对话直接成了电影中的台词。

严歌苓在小说中让人物所说的对话，接着一股鲜活的地气。在《第九个寡妇》里有河南方言，《小姨多鹤》里有东北方言，在以南京话为主调的《金陵十三钗》中，妓女的辛辣的荤话配以糯软的语调，将秦淮妓女的粗俗且鲜活的形象复苏在纸上，而后又被张艺谋搬到上银幕。

这只是严歌苓的小说适于被拍成电影原因之一。张艺谋曾称赞过《金陵十三钗》是他这20年间见过的最好的剧本。严歌苓不论是作为作家还是编剧，都能将故事讲得圆满。从铺埋伏笔、推动情节、侧线叙事，她都能将细节和故事串联成为完美的故事。

纯熟的写作技巧是严歌苓的优势，但这也成为她小说的短板。有读者每拿到严歌苓的新书，看完之后感叹：一如既往的成熟，前后呼应、逻辑清晰、滴水不漏。技法成熟，功底了得，可是总觉得缺了一点“气”。那口气一吹，石像就能成为真神。精则精矣，离杰作总是少了那么一步。

自杀就要死透

严歌苓从不认为自己缺少这一口“气”，从她写作之初，就开始找这股子“气”。她于1957年出生，童年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孩子，她所见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自杀。

她生活在作协的大院里，每听见外头大喊有人跳楼啦，就兴奋地冲出门去看。有一次，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手牵手跳了下来，尸体被拖走后，泥巴地上留着两个被砸出的大坑。一阵风吹过，楼上飘散下许多五颜六色的糖纸。当时买糖要凭票，每月一人能买二两糖果。严歌苓猜想，是两位老人在决定死之前，把积攒下来所有的糖果都先吃掉。

她幻想老人跳楼之前的情景，两人一颗一颗拨开糖纸，吃掉糖果，不知道说了什么样，然后慢慢的站起来，拉着手跳楼。自此以后，每有风吹起，楼上都会飘落糖纸。这些五彩斑斓从天而降的糖纸就是严歌苓对人性最初的印象。

另有一位与父亲交情颇深的女作家，在红卫兵抄家之前吞服安眠药自杀。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把她衣服脱光了插上各种管子，但医院又不愿意接收这种畏罪自杀的人，就干脆把她放在走廊上。

赤身的女作家身上盖了一块床单，过往的人偶尔不坏好意地掀起来窥探她的裸体。在旁的严歌苓十分愤怒，对这些人怒目而视。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床单上，假意去捡，将床单抖起来，偷看女作家的裸体，严歌苓狠狠地瞪他，并在女作家的身旁守了一整夜。后来这位女作家被救活了。

成年之后，严歌苓对这位女作家说：“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在极端时刻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复杂与丑恶让严歌苓记忆深刻，但她并不明白这是些什么。

她通常是将这些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故事储藏起来，等着哪一天能够发掘背后的意义，再写下来。严歌苓说自己有一双好耳朵，善于听到各种故事，放在心里。有些故事只是一个故事，不值得写，有些发酵出来的故事有更深的内涵，她就把它们写下来。

这种倾听和发酵远远不够，严歌苓每次写作之前，都要做好实地调查，写《第九个寡妇》，她在河南农村住了两次，找农妇聊天，习惯河南方言；写《小姨多鹤》之前，多次带着翻译赴日本采访调查。每次写作，可能有一半的时间花在前期的准备之上。有时候一个故事从构思到写完，中间可能有20年的时间。

在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与实地调查之后，她还有很多鞋，她能够想象各式人物的心理。在理清历史背景、查实人物之后，她还要凭借想象构建一个完整的人。严歌苓说：“一个作家，要能站在任何人的鞋子里，去感受、去发现。”只有这种，才能进入人物，将其复活。严歌苓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极高的。她写完之后，狠命删，删除多余的情节、抒情段落，删掉10万字也不眨眼。

狠

严歌苓在写作上有一股狠劲，一本小说从她发掘、储藏和调查，时间可能长达20年。不止是写作，她生活里也透着一股子狠劲。

她15岁初恋受挫，留下了失眠的毛病。最长的时候失眠30多天，脑子浑浑噩噩，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见到人感觉是嗖的一声冲在面前。眼睛不能见光，白天也要拉上窗帘，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别人一问是不是睡不着，她就张口大哭。“心里觉得委屈，就像全天下人都抛弃了我。”

严歌苓12岁参军作舞蹈演员，随团各地演出，但她觉得自己跳不好，不愿意跳。20岁的时候，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开始，为了逃避跳舞，她主动要求作战地记者，退伍后成了专职军旅作家。30岁想出国，一句英语不会，抱着《新概念》背单词。出国后没钱，但GRE成绩还不达标，听说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

终于上了芝加哥艺术学院，但钱不够。她利用暑期在餐馆打工，兼作保姆。打完一天工，晚上跑到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天，回家吃了安眠药倒头就睡，几个小时后醒来开始做作业，老师要求写3页，她就写6页。然后亢奋地又开始一天的打工生活。

刚开始在美国生活，每天都遇到新鲜事物，生活跟国内完全不一样。她进入一个洗手间，一大排水龙头在那儿，严歌苓就站在那儿看别人怎么打开。当时国内只有一种拧法，美国的水龙头有很多种拧法，她就怕自己半天拧不开水龙头，显得很笨拙、很傻。

她在异国生活之中感受到的却不是苦闷。每日都有新鲜事物，每次都能激发她的灵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处于敏感的边缘，她用自己所有的感官来感应，面对应接不暇的变化。此时灵感迸发，她写下了诸多短篇和中篇小说。

这与严歌苓本人的形象不符，她打扮入时，妆容精致，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柔弱不堪。她此番最外表的苛求讲究，好像也透着一股遵守纪律的狠劲。现在严歌苓每日在家写作，一到下午三点，她会停下来，开始化妆，换上漂亮衣服，拾掇房间，静等丈夫归来。每日如此，绝无例外。

好友陈冲取笑她：“你们当作家的，猫三日狗三日得了，天天如此约束自己，何苦。”严歌苓反驳：“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严歌苓无论是在写作和生活中，都遵守严格的纪律，尽力到达高要求。这种严格带着一种努力，避免自己写不好，做不好，以致被可怕的生活吞噬。

这种狠劲也被她写到小说里，严歌苓书里的女人，为儿女操劳一生倒在锅台上，见到毛线就能织衣服。吵架舍得脸，打架舍得命。玩起来，敢扒男人裤子，闹起来，敢脱了自己裤子上门吵架。

这种土得掉渣的狠女人，严歌苓写得最好。

文|苏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