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孙武是什么人（历史冷知识春秋战国时期的孙武及孙子兵法）

孙武的事迹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孙武是齐国陈氏后裔。田完四世孙陈无宇生陈恒和陈书。陈书字子占，为齐大夫，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生孙冯，冯生孙武。以田、鲍四族为乱，奔吴为将军。

经伍员的推荐，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阖闾）。阖庐说：你的十三篇，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列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回答说：可以。于是出宫中美女百八十人。孙武把他们分成两队，用吴王宠爱的宫妃二人为队长。孙武命令所有的人都拿着戟，并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向前，就看心所对的方向；退后，看背所对的方向；左，看左手方向；右，看右手方向”。妇女们回答说：好。约束已经宣布，便把铁钺排列起来，即刻反复说明规定，“三令五申之”。然后击鼓发令向右，妇女大笑不止。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击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他准备斩左右队长。吴王看见，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我离开这两个宫妃，吃饭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她们。”孙武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终于杀了两个队长，而用以下的人递补。孙武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整齐规矩，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遣使报告吴王说：“兵已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去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阖庐从此知道孙武能用兵。

吴王阖庐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于公元前506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进驻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阖庐知孙武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孙武有兵书传世，后人称作《孙子兵法》。这书相当系统地表述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兵书。

孙武是一个为吴王服务的职业军事家。他重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重视战争规律的研究。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他认为，解决敌对势力间的矛盾，战争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好的办法。他反对凭着主观意图而轻于用兵。他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武的战略思想，相当丰富。其主要的内容，约有四点：一、战争的政治环境；二、战争与将帅的素质；三、敌我军情的掌握；四、因粮于敌和因敌致胜。

战争的良好政治环境，孙武称之为“道”。道的作用，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这当然首先要有可以得到民众拥护的政治环境。得到民众拥护而达到“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死”，这就是上下一心，形成了坚强的战斗意志，为制敌取胜取得了重大的精神力量。《谋攻篇》把这说成是：“上下同欲者胜。”

《计篇》说，战争胜负的条件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得，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这几条被称为战争“七计”，而“主孰有道”放在首位，“道”又是为“主”所有。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阖庐第一次伐楚，欲攻楚都郢。孙武对他说：“民劳，未可，且待之。”后来吴王又欲攻楚，征询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两人都回答说，“楚将囊瓦贫，而唐、蔡皆怨之。”吴王听了二人的意见，联合唐、蔡，大举伐楚，五战而进入郢都。在吴王第一次伐楚时，孙武的话是说，当时还没有具备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次伐楚时，孙武和伍子胥的话是说，楚国政治上的不良现象有利于吴国对它的征伐。这两个事例，从不同方面说明政治环境对战争的胜负有极大的作用。

战争的胜负，又跟将帅指挥的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孙武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于将帅的素质，孙武在《计篇》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字的要求。

智是智力的运用。在备战及战争进行中，可以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和各种临时的变化，将帅须有事前的周密考虑，也须有应变的决断，这都需要将帅的智力起作用。孙武说：“是故智者之虏，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杂于利害，即系顾到利和害。信，同伸。在有利条件下考虑到不利因素，则任务可以完成。在不利条件下要考虑到有利因素，则祸患可以解除。这都须智力发挥作用，作出决择。

信和勇，孙武没有较多的表述。仁和严，孙武是看作治军必要的互相配合的两个方面。《地形篇》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行军篇》说：“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对士卒的体恤和纪律要求的严格，在良将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孙武强调对敌我军情的掌握，留下了“知彼知己”的名言。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事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武所谓“知彼”“知我”，都不是简单地专指敌方或我方说的，而是把敌方和我方联系起来说的。而且，知彼知己都还联系到战区的地形和作战时要遇到的气候，知之必知天，在军情的掌握上，孙武也是看得很重要的。**同志很赞赏孙武“知彼”“知己”的论点，他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武的战略思想，富有辩证法的光泽。他虽不能从理论上形成辩证法体系，但在思想路线的实践上有明显的辩证法特点，这在他表述“因粮于敌”和“因敌制胜”的时候更为显著。

古代用兵，因交通之不便，往往困于军粮的运输。孙武提出因粮于敌的办法，使敌军之粮为我所用，因而削弱了敌人，充实了自己，且减省了由于运输而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军粮以外，对于其他军事物资当然也可一般对待。《作战篇》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又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因敌制胜”，是针对敌方的具体情况，创造出相应的条件，夺取战争中的主动地位，迫使敌人向对立面转化，从而取得胜利。在这里，孙武提出了“致人而致于人”的指导思想。他在《虚实篇》中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孙武认为，战争跟其他事物一样，无时不在推移变化之中。《虚实篇》：“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故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能根据情况的变化，掌握战机而取得胜利，就是用兵如神的表现。

孙武还从主观能动作用，进一步对矛盾作出分析，根据敌人的特点，甚至利用敌人的优点造成它的缺点，如《九变篇》：“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这是利用敌人弱点可以取到胜利。“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是从敌人的优点中看出缺点，因而加以利用，取得胜利。廉洁本是将帅应具的品质，但廉洁者往往不适当地清高，因而经不住侮辱。爱民本是制胜的条件，但爱民者往往会因民众眼前局部利益而忽略了全局的战略利益。

孙武还提出，在一定地理条件下，善于运用多和少的辩证关系，可以改变敌人在数字上的优势，达到因敌制胜的要求。《虚实篇》：“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敌人暴露而我隐蔽，我集中为一而敌分散为十。我以集中的一，进攻其分散的一，等于以十攻一。这样，我方的人就多了，敌人就相应地少了。我所与交战的对手也就削弱了。

在对于战术上，孙武有详细的论述。对于火攻，用间，特别是对地理条件的分析及对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之利用，论述尤为具体。《兵法》中，对于治军、用兵的经验，对于有关行军的自然现象，也有不少记载为后来的军事家所称道。

总的说来，《孙子兵法》写于春秋晚年，这是一个强凌弱、大并小的时期，孙武是为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或新兴地主统治集团取得战争上的胜利而写这书的。他不全是为发动人民战争，或为人民的利益而写这书的。但在书中考虑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危害，这就是有进步性的。他在书中的表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原始辩证法因素，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都以军事学的范围为限。

《孙子兵法》的历史地位

《孙子兵法》，久经传世本，有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阖庐初见孙武时说：“子三十二篇，吾尽观之矣。”又记“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称孙子十三篇”。“十三篇”，及两见。而且依太史公所说，十三篇是当时通行之本，《孙子兵法》的名称尚未出现。《汉书•艺文志》兵书兵权谋十六家中有“吴下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齐孙子”，是孙膜。“吴孙子”，即孙武。孙武兵法称“孙子兵法，”此为最早的记录。但所称“八十二篇”，详情也不可知。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武兵书一百二十八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唐杜佑《通典•兵典》，都有吴王与孙武问对多条，文风与《孙子兵法》不甚相似，或为后人所记。

《孙子兵法》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孙膑等都受到孙武的影响。《荀子•议兵篇》说：“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故于天下。”《汉书•刑法志》亦称战国时期“驰说者以孙吴为宗。”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宋代列《孙子兵法》于《武经七书》之首，号称《兵经》。《孙子》继曹操注释之后，迄于唐宋，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皡、贾林、梅圣俞、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各家注。而《孙子兵法》中的论断，为历来作家及兵家所引用，不胜枚举。

约在七世纪，《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十八世纪以后，陆续有了法、英、德、俄等文译本，受到国外军事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