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如何论述剩余价值的（什么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了它。例如威廉·配第认为剩余价值只存在两种形态：地租和利息；洛克认为利息（剩余价值）是一种政治发明，产生于所有权；休谟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根本形态；重农主义者说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亚当·斯密超越重农主义的理论，在他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态。

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虽然触及了剩余价值，但就如中世纪的化学家曾研究过氧化现象，却把它误解为“燃素”一样，他们都不明白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拉瓦锡用氧代替了“燃素”，马克思也用“剩余价值”代替了前人各种模糊不清的理论。

我们介绍剩余价值，力求通俗、简练，因而省略掉一些繁琐的经济学证明过程。

马克思与《资本论》

剩余价值论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之上。任何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商品体的有用性抽掉，那么它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劳动产品凝结了人们生产它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商品之间的交换以此为依据。

因为一个商品耗费多少劳动量，这本身是难以衡量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时间来使它量化。时间是劳动量的标杆，通过劳动时间，我们才能够对比各种商品体中各自含有多少劳动量。也只有通过时间，我们才能进行生产规划，决定是想耗费更多时间去生产那些价值多的产品，还是节省时间去生产价值较低的产品。

但是，我们在对比两个商品的价值时，不能单单看它们生产的时长。而是要看在先今的生产力水平下，依据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来生产商品，所至少要耗费的时间，这个时间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国富论》里，假定一个熟练的渔夫在基本的作业条件下，捕捉一只海狸，至少需要一天；而一个熟练的猎人也在基本的作业条件下，捕捉一头鹿，至少需要半天，那么就说海狸的价值是鹿的两倍。

任何商品都包含着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间进行交换的依据。在交换时以货币来作为中介，所以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即用商品换到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同样价值的另一种商品。这是普通人的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叫“为买而卖”。

但是我们在做生意时，却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是先用本钱去买进某样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也就是“为卖而买”，公式写为G—W—G。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在乎买进的W价值是否超过原来卖出的W价值。例如我们卖掉一堆棉花，换取100英镑货币，然后再用这100英镑去买一件衣服。我们并不在乎这件衣服的价值是否超过100英镑，只要它足值、跟我们卖出的棉花等价，我们就会感到心安理得。

但是在为“为卖而买”里，我们却不能接受花100镑买进棉花，然后再以100镑的价格把它卖掉，不能接受G—W—G这个公式，不然这生意就仅仅是回本，没法一直做下去。我们总是索要一个增值的差额，要求最终卖出去的价格高于100镑，以便我们能够赚到利润。所以公式变为G—W—G’，G’跟G之间有一个增值额∆G。

马克思说：“我把这个增值额或超出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利息等都是它的特殊形式。

地租、利润等代表了价值增值的部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亚当·斯密误以为它们是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认为谁占有资本，谁就有权支配利润，仿佛利润（剩余价值）是来自于资本而非劳动。其实利润不是一种权利，而是无酬劳动的成果。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剩余价值、利润是怎么产生的。

亚当·斯密：“来自运用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

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我花100镑买进棉花，然后再以110镑把它转卖掉，能够多得10镑的增值额呢？重商主义者认为这是我贱买贵卖的结果，我骗了某个傻子的10英镑。可是这完全是偶然的，我的顾客不可能全都是傻子，这样我也就不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每天都产生增值额。而且，我自己在这个场合是卖家，在另一个场合又是买家，我自己也会成为贱买贵卖的受害者。

因此，我从顾客那里骗到的钱也会在另一个场合付给了房东或供应商，这样的话，做生意怎么可能会赚到钱呢？难道所有企业家都是最擅长骗术的骗子吗？——显然，剩余价值不是从偶然的贱买贵卖中产生，商人并不具有贵卖的特权。在买者方面也是同样道理，剩余价值依然以公平的等价交换为前提。

可是，如果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公式就是G—W—G了，谁又会去做这种只能回本的生意呢？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是等价物交换，那么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G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有些人选择跳出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去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例如，我买进100镑棉花，然后我退出了流通，对这100镑棉花进行加工，或者运往其他地方，给它注入新的劳动量，之后我再重新回到流通里，以110镑的价格卖掉，就产生了10镑的增值。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在这种场合下，原先100镑棉花的价值其实并没有变，多出来的部分只是我自己新的劳动成果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工人，我的商品没有自行增值。我没有靠商品赚钱，依然是靠劳动获得收入。如果我是老板，我从原料厂买进原料，然后雇佣10名工人来进行加工，除非我克扣了工人的工资，否则我一分钱也赚不到——这种生意也没人愿意做。

为此，我们必须抛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辩证的承认亦此亦彼——∆G“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劳动力——一种特殊的商品

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对于一般商品来说，它们的使用过程就是贬值的过程。因为商品在使用时会消耗自己，使它变得陈旧、磨损，价值低于全新的时候。但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使用的过程中，会给占有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新价值，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力的活动。企业家、资本家、老板等——一切雇主，通过工时的形式，用工资来雇佣到劳动力，令其做工，并占有劳动成果。劳动力在工作的过程中，能为雇主生产新价值，它的使用过程就是增值过程。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如果没有劳动的参与，再怎么倒卖货物也赚不了钱，增不了值。

那么雇主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工资标准呢？首先他要根据劳动力的价值来定价，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一个劳动者能够生存、不至于饿死且繁育后代的基本条件，表现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在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它体现的就是劳动力的基本价值，工资都是参照它来规定的。

以价值为基础，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还要受到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高学历、高技能的人较少，可替代性弱，竞争小的职位，工资就高出价值很多；普通学历、常人可胜任，可替代性强，竞争大的职位，工资就只能在最低工资的上方轻微浮动。

每个人在求职时，也会充分考虑最低工资标准和自己的能力（竞争力）。作为一名雇主，他为每个职位开出来的薪水，肯定要考虑劳动力的价值并参照市场价格，所以大体上是能够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时，是按市场价予于出卖，因此是等价交换，就像100英镑换棉花一样。如果双方的一方进行欺诈，那么合同随时都会解除，雇主招不到人，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所以，雇佣劳动中的交换是等价交换。

但是，在劳动力卖出去之后，雇主怎么使用它、使用多长时间，都拥有了充分的话语权。他使用劳动力创造出了多少新价值，与劳动者不再有太大关系，因为他已经用工资把劳动力买下来了。就如用100镑买下棉花后，卖出去多少钱，跟原来的卖主无关。但是，劳动力与棉花不同，劳动力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增值。

假如，劳动力只要每天工作4小时，就能够创造出与工资相当的价值。那么雇主肯定要规定劳动者每天劳动≥4小时，不然他雇佣劳动就没有意义。如果劳动者每天工作所创造的价值都等于自己的工资，那么雇主永远也赚不到钱，没有人愿意开公司，也就不会有大量的税收。所以，法律一定要认可、默认雇佣劳动每天最低工作的时间要超过必要劳动的时间，并默认雇主拥有适当延长工作日的权力。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剩余价值就是超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假定必要劳动为4小时，工作日为8小时，那么剩余劳动就是4小时，剥削率为100%。雇主每雇佣一个劳动力，可以获得每天4小时的剩余价值。延长工作日，安排加班，剩余劳动就随之而增多。

通过加班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剩余价值。如果不加班，而是加大工作强度、改良办公环境，把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那么生产出来的额外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雇主的利益表现为：

一、延长工作日；

二、提高生产率；

三、加大工作强度，或提供熟练度；

四、扩大生产规模以便招募更多的劳动力。

这样才能推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而在所有的手段里，延长工作日、要求加班是最容易的办法，连小公司都能够胜任。

在工资制度的掩盖下，雇主总是要通过各种借口、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来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使它尽量超出必要劳动之外，996就是一种绝佳的选择。雇主的贪婪表现为对加班的渴望，每一次迟到、早退都是对他们利益的最大冒犯，每一次加班则是基本的义务。如果放的假不通过调休来补足，那么雇主就会感觉亏损巨大。如果劳动者拒绝加班，那么只能考虑把他换掉，否则赚不到钱。

关于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历史详见《资本论》第一卷，我们不再赘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