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小山村好幸福（啊大虎峪我们青春奉献的地方）

中条山里的三线厂发生的小故事。

小锻工房

生活是个大舞台，舞台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一句有趣的台词常常会被观众牢记在心。

26号车间门前有个小锻工房，是专为各车间车工改制车刀头建造的。一是因为它小，所以叫“小——锻工房”；二因它是主动要求干锻工的侯马市的小哥们褚志忠的工作房，所以又被称为“小锻工——房”。

70年代初小锻工房的汽锤刚安装好，我和邵玉清负责去安装上下水。

我俩是难兄难弟，在宿舍里住着经常逗着玩，互相叫外号，上了班也照骂不误。我们一块分到五连，那时排长姓曲，经常给我们讲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让我们平时就要提高警惕！有一次我问曲排长:

“如果车间着了大火，同时也发现了放火的坏人，这时我应该是先救火呢还是先抓坏人？”

“先抓坏人！”他眨巴着眼睛说。

后来我和邵玉清又一块分到锅炉房，因工种分配不理想，一天到晚没好气。

上午我们把工具和管子拉了过去，在已经挖好的地沟里开始施工。按程序先安装上水管，我在里面量尺寸，邵玉清在外面套水管丝扣。

这时一个熟悉的大分头从窗户伸了进来，睁着一双没睡醒的小眼睛看着我们。

“哟！这不是陈老三吗？河南老乡，没搬运的活儿了？”

老三在26号车间当搬运工，分的工种也不好,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常在一起互相戏虐。邵玉清手上挤了个血泡，正在伤心，一看见他，立刻转悲为喜：

“哈哈，搬运工来啦！快帮你哥干活儿来！”

“你大(爹)个头！”

“他说什么？”

“他说他喜欢吃肉！”

“废话，谁不喜欢吃肉，没钱啊！多长？”

“250。”

“你才二百五！”

“我是说管子尺寸250，没说你！”

“你大(爹)个头！”

“他又说什么？”

“他说人比黄花瘦！”

“啊？老三还是诗人哪！那是想媳妇想的！过些日子让你姐给你找上一个漂亮媳妇就不会瘦了！哈哈哈哈…”

“昨天崔合义来找你玩，你回家去了。我们留下他讲故事，晚上他错把你的洗脸毛巾当擦脚布用了。”

“哼…”

“因为看见你的擦脚毛巾比洗脸毛巾干净…...”

“你大（爹）个头！”

“他又说什么？”

“他说他也拿擦脚巾擦了头！”

“哈哈哈哈…”

安装完上水管，埋了土，老三帮我们把铸铁管抬到地沟里，摆好，我们又开始打下水灰口…

“小陈――小陈――"

“快去，你姐叫你干活儿呢！”

“那是你姨！”

一上午嬉笑怒骂，活儿很快干完了，而且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拍拍身上的土，锁了门，正准备走，邵玉清在地上捡起个小镜子。

“这是老三掉下的，就是他的，这家伙没事还挺爱臭美臭美。呀，背面还有个小妹妹！哈哈哈！”

铁脚与钢门

1970年4月4日，是我们临汾学员进厂半周年纪念日，也是侯马学员进厂半周年零一天纪念日。这是试用期结束的日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名正言顺地成为正式职工了。半年前的今天，我们临汾学员在厂门口下了汽车，喊着“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的口号走进2386厂，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在欢迎的队伍中有好些人在偷笑，事后才知道，这些侯马的小兄弟小姐妹仅仅比我们早来一天，竟然也成了“工人阶级”！

那天厂里组织大家去3534厂洗澡，下午坐汽车刚回来，就见旁边宿舍几个小哥们聚在一起，桌上摆好了瓜子、糖之类，在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我被感动了，也和他们坐在宿舍一起海阔天空，一直聊到对面那位陈老三讲出一个感人的故事：

那是在我国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有这么两个兄弟，弟弟叫“铁脚”，哥哥叫“钢门”。他们从小酷爱踢足球，而且球技高超，无人能敌。他们分别被两个外国足球俱乐部的大老板雇用当了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并且都为他们所在的球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俱乐部队之间的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佬们押着宝，足球场上队员脚下虎虎生风，看台上球迷激情火爆。

一个左冲右突，带球快入风，临门从容不迫的抽射或凌空飞射，球球必入网；

一个像守护亲情守护生活的门神，每场大赛都将灾难和不幸挡在门外。

终于，兄弟二人的球队进入决赛。

尽管是两强相遇，其中一方却一直压着半场，球根本触不到自己球门；而另一方的球门前则黑云压城，脚脚险象环生。赛到最后，双方0:0战平，加时赛还是0:0，到了就要罚点球决胜负的时刻，铁脚和钢门分别被自己的老板最后通牒：如果输了，就别想活着回来！

铁脚害怕极了，他使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将球向球门踢去，球却被钢门紧紧抱住，而这绝命的一脚也把哥哥肠子踢了出来，鲜血染红了球门大片草坪。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令所有人看呆了，钢门自知活不成了，在倒下的那一刻，把怀里的球缓缓向身后球门抛去。

这时场上喊声四起：进球啦！呼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紧接着弟弟也在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昏死过去……

这个故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一直打动着我的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过去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几十年后再回味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老兄不仅有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而且在那个年代就有着如此强烈的足球意识，说明他至少在那时已经开始关注世界杯了，而我们只是到了1982年才成为真正的球迷。在世界杯比赛的那些日子里，大家坐在电视机前，彻夜为我国的足球运动员呐喊助威，并随着他们进球而欢呼，也为他们的失球而伤感。大家只有一个共同愿望，盼望中国的足球早日走向世界，让“铁脚与钢门”的故事不再成为神话和悲剧；让千千万万的“铁脚与钢门”自豪地去为强大的祖国踢球，为强大的祖国奋斗、争光！

投票

说起投票，我的选民证从来就没有用过，而且也早不知扔到哪去了。在我印象中，只是在每年厂里评选先进班组和先进个人时举举手，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才感到自己这一票是神圣的。

最后一次投票是2010年冬季开始时，是在新单位一群谁都不愿意去的人当中选一个烧锅炉的。那时我们已没有选举先进个人的权利了，领导们用假文凭给自己提了干涨了工资，并成了双轨仍不够，还把自己报成先进个人，然后去享受每年全国各地的公款旅游和丰厚的奖金、奖品。

也就是在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比赛充斥着网络，亲友团式的投票又成了家常便饭。

然而，投票决定着许多人的命运。对此，我有着深刻的体会！

1970年我厂给一批家属是农村户口的职工转城市户口。六连（后来的机电科）的最后一个名额是在三级工L师傅和二级工W师傅之间选一个。当时连里领导意见不统一，只好让群众投票决定。第一次投票摸底，W师傅在全连占压倒优势，我们锅炉房把票全投给了W。

几天后开全连大会，会上，连夜从河北赶回的L咬着牙说他开回一个什么证明，连长刘振山说他对这事还是挺重视的。在会上，L诉说应该给他转户口的种种理由，说W怎么怎么不应该转，还说W家庭成份是富农！电工班王全海首先提出抗议：如果要这么比，我宣布退出会场！W师傅也非常生气地站起来，说不论转成转不成，我们都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然后大声分辨：“我们家成份不是富农！”

大会开完，L随后来到了锅炉房，那几天我们张师傅不在，他见了我们小学员追着说他养活着老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他的侄儿，因为他的哥哥死了。又说他妻子是1958年压缩回乡人员；又说了一次W家庭成份是富农！当时我们虽然挺讨厌他这种做法，但是觉得他奉养母亲是个孝子，又养活哥哥的孩子确实是义举。一上午，锅炉房大部分学员都被他忽悠过来。

下午，我送X哥们去车站，临上火车时，我突然想起投票的事，于是赶紧问他，他说：“选谁都行，你们选谁就替我选谁吧！”这样，L师傅又增加了一票。

连里最后统计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30：30，只因为钳工班张峰说了句同情W师傅的话，激起了电工班几个好事的学员的逆反情绪,他们去找连领导，指出犯了错误的E师傅不应该有投票权！这几个家伙分了好工种正志得意满，车间里每逢大批判发言，写大字报都冲在前面，最终结果，W师傅因一票之差落选！

两天后，张师傅回来了，听了这一消息很是遗憾：“你们，嗨！W家庭多困难啊！”

几个月后，L又来到锅炉房，这次是眉飞色舞地坐在化验室畅聊：“我现在是三喜临门：一，转了城市户口；二，老厂给我们这些造反派补发了工资；三，老婆给我生了个儿子。我要给儿子取名叫‘光明’！”

好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十分懊悔，特别是后来听说W师傅得肺癌死了，我更是为他和他的家庭不幸感到难过！从此，我对投票有了责任感，无论大事小事，凡是关系到他人利益的票，宁可弃权，也尽可能不乱投！

五七学习班

2386厂的“五七学习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牛棚”，是一个大家积极报名、单位轮流派遣的厂办农副业组织。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厂办的第一届垦荒大队和第二届学习班。

第一届垦荒大队队长是机电科的车工董仰斗。

那一天早晨，我们垦荒大队扛着农具，在董仰斗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出发了。几场潇潇的春雨后,山青了,水绿了,山下那淙淙流动的一条小溪，愈发湍急秀丽起来。我们顺着西沟走了七八里，路过西沟林场，里面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还端着刷牙缸子，他们惊魂未定地告诉我们，有一头豹子刚刚从这里窜过去。

豹子实际上比老虎还可怕，因为它会上树！曾听说有一家三口进山采蘑菇，为了方便就把小孩挂在树上，回来时看见一只狼在树下蹲着……那是幸运，因为没遇上今天的豹子！

后来，我们连续几天在山坡上开荒造田，怪石嶙峋的山上，每尺土都贵如金，谈不上灌溉，更谈不上机械化，只能靠天吃饭，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家中午吃干粮就咸菜，带的水不够就喝山下的溪水。连上工和收工，都基本上是遵守着上下班的时间。

一天回来的路上，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长着三角脑袋的古铜色大蛇，它要横穿过溪涧去山的那边。顿时把走在前面的女学员们吓傻了，男学员们见状赶紧举起铁锹耙子冲上去，那蛇起初直立起前半截身子吐着毒舌与人们斗，后来被人们连砍了十几下才倒下，死时那尾巴还重重地朝地上一摔，溅起了好多沙土。

两个男学员把蛇分了，一个要皮，一个要肉，那蛇皮剥下来全套在铁锹把上，还搭拉着二尺多长；那肉开肠破肚清洗干净剁成了四段后，还来回弯曲着在扭动。

厂办的第二期“五七学习班”是1971年6月7日开始的，在这里我和张树强再次相遇！

但好景不长，班长随娃子为了把菜地种好，用张树强从汽车库起重班换来了一个独眼老头，那老头顶着烈日戴着草帽蹲在地里，边挖坑种豆，边一只眼看着我，操着一口山东菏泽曹县话：“野不野？野了写些！”（热不热？热了歇歇！）

一块来的还有原一连的张指导员、厂办秘书杨新景、后勤的大学生吴继恒和炊事员李龙仁。

张指导员患有神经衰弱，卫生科胡科长建议他到“五七学习班”干一段时间农活，他深有体会地说：“把身心融入大自然，用锄头锄锄地，全身都在劳动，身体累上一天，晚上就能很快入睡。”

我和李龙仁去喂猪。从食堂泔水缸舀出剩菜残羹，挑到猪圈里，猪们抢着食还甩脑袋，泔水溅了我俩一身。管理员韩臣山指着里面那头洋洋得意的半大白猪说：“那是用高价买回的一头外国种猪，不知为什么快三年了，还是这么一点大。”李龙仁说这猪是由于早婚的缘故。

路上又看见了张树强，他正和起重班的民工们一起拉着大平板车，两眼直视前方，默默无语地走着。

我们在变电站那儿刨地，还一不小心刨断了吴继恒种的一棵小苹果树，把吴继恒心疼的：“都两年了，唉！”

那些日子跟着随娃子翻地、种蒜、管菜园子，他连续几夜不睡觉地浇地。每天早上一见我就笑着说：“昨天又干了一黑夜！”

星期六早晨，为了能提前半天坐火车回家，我跟随娃子商量包翻几块地的任务。随娃子呵呵呵地笑着，半天才语：“我怕亏了你哩！”商量好后，我拼命把那几块地翻完，已是中午12点。大汗淋漓的我此刻一点也不想吃饭，只是口渴得不停地喝水。

实验室坡下那块地里的水萝卜丰收了，我把它们挖出来堆成了两大堆，学员们从马路经过都跟我要着吃，实在抹不开面子，我只好谁要给谁扔上去一把，看到这情景可把随娃子气坏了。

后来他气消了，又告诉我说，实验室下边这块地曾经是刑场，解放前，国民政府颁布禁黄令，当地要抓一些有梅毒、性病的人办罪，但真正有性病的窑姐们串通起来，把一个良家妇女举报了。行刑那天，那可怜的女人为了死得痛快，特地把发髻使劲往上挽了挽，执法者是个十三岁的娃娃兵，他一刀砍下去，正砍在她的发髻上，那女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了好长时间才死去……

学习班结束后，随娃子给了我一些花花豆和金瓜籽。我保存在瓶子里，在清明前选中了二车间办公室旁边的小树林种豆角，每棵树下刨个小坑把豆子埋进去，心想这办法又不用搭架子多省事！应该把我这办法推广到农村去。但结果却一棵苗都没长出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几颗金瓜籽种在锅炉房前面的地里，倒是结了个半大的像南瓜样的金瓜，天天操心看着，不等长大就赶紧摘下，然后放进蒸汽箱里蒸熟，锅炉房的弟兄们每人分着吃了一块，都高兴得抹抹嘴。

（图文由作者强来元授权发布 责编|邓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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