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苏核危机始末（1969年国家面临苏联核威胁）

1969年，这是建国以来最紧张的一年，苏联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对此，毛主席果断发出命令：各部门重要领导全部撤出首都，以避免这场巨大的危机。

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方和北方的苏联关系持续恶化。

1958年，苏联甚至向中方提出了“建立共同舰队，守卫中方领海”的无理要求，遭到了坚决拒绝。

此后，苏联不断在边境陈兵，兵力逐渐增至100万人。同时苏联还派驻了数万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3000架飞机，妄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中方就范。

也正是从这时起，毛主席以富有远见的战略视野，为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乃至战争进行了全面安排。

他尤其重视来自北方的威胁，提出了“北顶南放”的防御方针，将国防重点转到了北边。

而毛主席的周密安排也确实得到了回报。

1969年3月，珍宝岛一事爆发，由于解放军事先有了心理准备，苏军不仅没有入侵成功，反而吃了不小的亏。

于是，自恃强大的苏联恼羞成怒，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甚至强硬地叫嚣：要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来“一劳永逸地消除威胁”。

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有30多处中程巡航导弹基地，其国内也有具备超远程攻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

二者都能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随时可以对中方实施毁灭性的核打击。

而此时的中国，虽然在3年前已经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但核弹方面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

核实力相比于超级大国苏联严重不足。

尽管面对的是如此困难的局势，毛主席依然丝毫没有胆怯。

3月15日，他在内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道：“即使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也要照常打！”

不过与此同时，毛主席深知他自己提出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道理，还为苏联的核威胁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这个准备，就是疏散相关人员。

经过周总理和几位开国元帅的分析，他们一致推断：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主要目标，极有可能是我国的核导弹基地、东北重工业基地，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大城市。

因此周总理建议，对相关的主要城市进行疏散、隐蔽和防护建设，而且现在应该马上就行动起来。

总理的这一合理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采纳，1969年8月28日，经毛主席批准，国家下达了核战准备命令。

号召广大人民做好粉碎侵略战争的准备，自发制止一切滋事作乱的破坏活动，并立即开始为疏散早做计划。

9月1日，大疏散活动正式开始，其中，最先开始疏散的是北京。

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机关和很大一部分高校都坐落在这里。

首先，在京的大批文化机关、单位及其家属，被疏散到了远离苏联的北京以南地区。

比如文化部所属的剧团、文联和作协，就迁去了湖北。

而培养国家栋梁的高校，也紧急迁往了乡下。

如著名的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江西鄱阳湖畔，一部分被安排到了汉中。对我国科技发展具备战略意义的科技大学，被疏散到了合肥。

当时，这些文化机构，还担负有保存资料的重要任务，他们被迁往南方的同时，携带了各单位的大量重要档案文件和珍贵历史文物。

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而毛主席最先疏散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即使我国被苏联核弹毁灭，还能凭借这些珍贵的资料再建，不至于亡国灭种。

不得不说，毛主席之所以是毛主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高瞻远瞩。

而在疏散完文化机构后，其次毛主席才决定开始疏散领导。

10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国家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干部及一些老同志，开始进行战备疏散。

为了不让苏联获悉具体情况，10月17日，周总理以观看体育表演晚会之名，邀请了各领导到首都体育馆商议疏散安排。

此后，各大领导先后去到全国各地。

例如毛主席乘专机飞抵武汉，居中主持国家大政方针，朱元帅去到广州，坐镇南方，邓公到达了南昌进行工作。

同时为了保密，所有领导人在前往全国各地前，还需要清理和上交办公文件.

并且，他们不能和其他非必要人员接触，只能有家属陪同。

不仅如此，大部分领导去到的疏散地，是在京广铁路线的附近地区，这样等开战的时候，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

就这样，到了10月20日，领导很快就疏散完毕了，但领导仅仅疏散还不够，毛主席还做了后续工作：大后方建设。

（大后方建设）

除了将国家机关、高校迁往内地外，先后将工业体系迁往了相对于苏联而言的大后方，此即著名的“三线建设”。

一、二、三线是国家根据大后方战略位置做出的划分。其中三线简而言之，就是除藏区、新疆之外的西南西北广大地区。

而三线建设又分为大三线建设和小三线建设，大三线建设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

小三线建设则注重于轻武器生产及其配套工业，它们的主旨都是建设大后方。

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并开启了三线建设。

到了1969年，战争一触即发。

在伟人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很快就进入了临战准备态势，三线建设的推进速度大大加快了。

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开始向战争靠拢，大批民用企业被转换为军工企业，并同原军工企业一起，被迁往了交通闭塞的三线山区。

这些军工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紧研制针对苏联的反坦克武器装备。

因此，这些企业在选址时十分讲究。

它们遵循“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均作了战争准备，大多数企业建筑是以国防标准来修建的。

建筑外部依托山地，不仅非常牢靠，还能有效躲避敌人侦察。

其内部建有高强度水泥地下工事，使之平战结合、打防结合。

不仅如此，大后方各地还加强了战略物资储备，动员建成了三级战略储备体系，真正做到了“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的实施，为领导撤离后能够继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它还极大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并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为之后我国的地区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进行国内战争准备的同时，毛主席明白，光靠中国自己是打不赢超级大国苏联的，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帮助我国的外援。

当时正值冷战，世界分为两大阵容，唯一能和苏联抗衡的，只有美国。

但是，老美按理来说不可能帮助中方，他们甚至非常乐意看见中方和苏联打得两败俱伤。

不过，毛主席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老美帮助中方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此，他作了如下分析：“此时的老美在越战不断失利，全球战略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争霸中暂时落入了下风。因此他迫切需要一个能直接参与对抗苏联的大国盟友，帮其分担压力，而这个大国盟友只能是中国。”

除此之外，时任老美总统尼克松是一个“鹰派”，而鹰派都主张对苏强硬，同时改善对华的关系。

（美国总统尼克松）

因此，早在1969年初，尼克松刚当上老美总统时，毛主席就以超前的国际思维，委托陈毅元帅组建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团，着重研究中美苏关系。

而毛主席的判断不可谓不正确，尼克松刺探到了苏联准备核打击中国的消息后，很快就决定了将该消息分享给中国。

他认为，苏联核打击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不利于老美对抗苏联，其造成的污染，还必定会影响常驻亚洲的25万美军，这是美国无法忍受的。

于是在8月28日这天，尼克松通过国内传播，将苏联核打击的消息隐晦地转达给了中方，而中方因此也有了事先准备。

此外，尼克松还让助理基辛格给苏联转达了一则消息。

如果苏联不顾一切发动核大战的话，老美就准备启用古巴导弹危机时破译的苏联核武密码，向其境内134个重点区域进行核反击。

正是由于有了毛主席以上这些步骤的准备，苏联始终不敢轻举妄动，到最后也没敢发动核打击。

1969年10月20日，中方和苏联谈判于首都举行，中方和苏联的关系开始缓和，一场核危机至此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

《往事不忍成历史》

《1969,国家险遭核打击》

《揭秘1969年高干大疏散》

《1969年:一触即发的核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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