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历史背景简介（西方视野下的俄罗斯形象）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编审 徐向梅，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俄罗斯的历史背景简介?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俄罗斯的历史背景简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编审 徐向梅

内容摘要：在与西方的关系史上，俄罗斯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另类”，其在西方视野下的国家形象也随着与西方集团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周期性变化。总体来说，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在西方的国家形象急剧恶化，具体表现为俄罗斯被塑造为“修正主义国家”“全球威胁”“专制国家”“后苏联空间的侵略者”和“新冷战的发起者”。国家形象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媒体传播、领导人形象、意识形态、历史和“软实力”。从实践来看，俄罗斯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还缺乏统一的机构、战略和协调。但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有独特的发展方式，不寻求以其民主价值观融入西方社会，并将自己定位为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关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

现代国际关系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取决于“软实力”，即一些国家通过形成关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的观念并在世界舞台上定义“朋友”和“敌人”来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国家形象起着重要作用，其塑造和调整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国家形象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决定，不仅包括政治制度、国家政策，而且还包括反对派政治力量、媒体、学术界、现有的社会观念和大众文化。媒体在国际交流中对塑造国家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借助于媒体来超越其直接社会经验而认识世界。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一方面，媒体既能作用于民众，也能作用于决策者；另一方面，决策者不仅向媒体传播信息，而且也会将自己对重要政治问题的观点灌输到公众舆论中。因此，媒体对国家形象的描述既影响公众的认知，也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每一个国家都追求成功发展并在与全球政治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中建立起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俄罗斯也不例外。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在改善自身国际形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西方媒体眼中的形象却迅速恶化。

俄罗斯国际形象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同时也对俄罗斯的经济、内政政策产生反作用力。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视野”下俄罗斯国际形象的历史与实践考察，总结俄罗斯国际形象形成和变化的原因。

一 俄罗斯在西方形象的历史嬗变

在与西方的关系史上，俄罗斯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另类”，双方的关系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西方时而将俄罗斯浪漫化，对其寄予厚望，而一旦俄罗斯“辜负”了期望，西方国家就会感到失望而“由爱生恨”。俄美关系的历史表明，莫斯科经常成为美国的反面教材。大卫·S.弗格森指出，美国对俄罗斯的认知是一种二分法感知，其基础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隶制、民主与专制的宗教政治斗争。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巴拉诺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广域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口、遥远和另类的生活方式使欧洲人既感兴趣和陌生，又产生恐惧和尊重。西方对俄罗斯的认知包括：开明的君主制,好战的亚洲国家,紧随欧洲步伐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非理性和崇尚内心的国家。

在不同时期，西方对俄罗斯的认知均受到俄与西方之间的政治和文化亲近度以及与欧洲和亚洲关系的影响。这种模式在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早期阶段就已形成。基督教首先使欧洲对俄罗斯产生认同感，但在西方的认知中，俄罗斯的身份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同一种宗教的基础上俄罗斯获得欧洲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宗教礼仪和对圣经理解的差异，以及俄罗斯与非基督教的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的接触，西方将俄罗斯视为亚洲的政治实体而赋予其野蛮的元素。在西方看来，俄罗斯野蛮形象的特征之一是落后。16世纪的俄罗斯尽管落后，但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彼得一世的改革虽得到欧洲的积极评价，但仍被批评为不彻底和缺乏延续性。西欧国家认为这些技术是俄罗斯买来的，即使在欧洲工匠的帮助下，俄罗斯这样一个“野蛮的亚洲国家”也无法独立生产武器。俄罗斯野蛮形象的另一面是以熊的形象所体现的侵略性、好战、机智和力量。自16世纪利沃尼亚战争以来，俄罗斯一直与扩张和对欧洲领土的威胁联系在一起。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后，俄罗斯已成为欧洲力量平衡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方面，俄对欧洲的军事威胁加大；另一方面，俄也成为欧洲与土耳其对抗的实力盟友。俄罗斯身份的矛盾性始终存在，这表现在17世纪和19世纪西方的“大门口的野蛮人”观念以及18世纪将俄罗斯作为欧洲堡垒的思想（在欧洲与穆斯林关系方面发挥文明作用并保护欧洲免受来自亚洲的侵害）。

18世纪，在欧洲旅行者关于俄罗斯粗暴和残酷对待民众的描述下，西方关于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形象开始形成，“熊”成为俄罗斯的象征而且延续至今，其中也隐喻俄罗斯民众的无知、野蛮和蒙昧，认为俄罗斯不可能独立发展。随着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欧洲报纸上关于“俄罗斯熊”的形象越来越常见。被束缚和捕获的熊的形象表明欧洲国家希望对俄罗斯扩张主义加以限制，使其行动服从自己的政治路线；一只熊与另一只动物相遇的场景强调了俄罗斯所代表的野蛮行为，“军人熊”和哥萨克的形象表现出俄罗斯的凶猛。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形象的主题可以追溯到笼子、鞭子、体罚用的白桦树条、监狱、“熊抱”。

18世纪，采用欧洲制度和价值观的俄罗斯被认为是欧洲的最东端。随着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增长，19世纪的俄罗斯又被视为亚洲的最西端。“觉醒的俄罗斯”形象转变为“另类大国”的形象，这一不祥感遍及欧洲，在法国和英国引起“俄罗斯恐惧症”。为了展示西方社会的优越性，欧洲话语中使用了诸如光明—黑暗、文明—野蛮、自由—奴隶制、进步—后退之类的词语将西方与俄罗斯进行对比。

19世纪，在美国形成俄罗斯为专制国家的概念，其含义为：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限制，充满惰性和落后。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却被赋予积极的品质：笃信宗教、忍耐、爱国主义、灵性、对西方式改革的渴望。将俄罗斯视为排外的、阻碍进步的政权，这一思想构成美国人帮助俄罗斯人民争取自由的思想基础，或者是“新的弥赛亚思想”。这些思想与欧洲将俄罗斯作为“弟子”的思想一起，表达了强烈的思想观念，即西方必须指导俄罗斯的行为，使其国家规范和制度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19世纪80年代，美国在 “救世思想”的引导下，其出版物大量报道有关俄国的信息，包括专制政策、被西化的俄罗斯革命者形象，并发表大量针对俄罗斯反犹主义的批评。美国移民委员会声称，这是针对非信徒的最野蛮做法，是“专制主义和专横帝国”的“迫害、抢劫和恐怖狂欢”。

20世纪，西方国家早已形成的俄罗斯的落后和专制主义倾向在“冷战”期间达到顶峰。西方话语中用 “防御—进攻”，“市场—计划”，“天堂—地狱”，“未来—过去”代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被冠以“前现代”，苏联的地位被置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苏联被认为是不稳定的核超级大国，共产主义时代被视为“我们世纪的死胡同”、“俄罗斯与世界历史的空洞”。在西方国家眼里，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俄罗斯的特征是“极权主义”，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犹太移民政策也对俄罗斯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实施的工业化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但与此同时，苏联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也被视为对世界安全和民主的威胁。苏联到处传播苏联模式，被西方视为想成为大国并获得相应待遇的“俄罗斯心态”的一种表现。此外，西方将1939～1940年苏联与芬兰的战争视为对“共和民主前哨”的入侵。这些早期的模式一直沿用至当代俄罗斯的形象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欧被西方国家称作“被占领的西方”，认为欧洲文明遭到野蛮人的围困。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其负面形象在欧洲得以充分确立，在欧洲话语中，苏联不再是使欧洲摆脱纳粹侵略的解放者，也不具有欧洲应当仿效的模式，而只剩下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歌颂者。在西方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提供了军事入侵欧洲的机会，这使得其“亚洲野蛮人”的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继续被视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在西方，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形象以专制和专制思想为主。残酷的沙皇（如伊凡雷帝）成为政治体系的代表，从18世纪开始使用的“熊”的隐喻即为证明，“熊”不仅成为国家的象征，也成为统治者的代称。一方面，它具有动物之王、“超人”的含义，强调强大的君主制力量；另一方面，它表示对民众的压制和奴役。欧洲国家认为，在俄罗斯，人的生命价值要低得多。欧洲的理想是法治国家、艺术、人权和个人主义；而俄罗斯不保护个人权利而重视集体利益，俄罗斯似乎是一个非理性、不可预测甚至不负责任的国家。不过，在俄罗斯以亲西方为导向的时期，由于效仿西方的体制和规范以及与欧洲国家的稳定关系，其国家形象获得了更多积极的内涵，出现了俄罗斯作为“欧洲弟子”的思想，即俄罗斯在欧洲话语中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对西方的效仿程度。这种趋势体现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以及俄罗斯在19世纪50年代参加欧洲自由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时期。但是，即使在这些年代，西方话语中的俄罗斯形象也没有完全文明化。

后苏联时期，以亲西方为导向的俄罗斯被纳入“文明国家共同体”，但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冷战后俄罗斯的自由化符合美国的“欧洲弟子”和“弥赛亚思想”，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对俄罗斯改革的期望并未实现，俄国内政治发展似乎也变得不可预测。21世纪初期的西方话语体现了俄罗斯的残酷和不文明模式，表明俄罗斯仍然远没有被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正常”国家。将车臣战争与种族灭绝和苏联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相比，将普京比作“政治强盗”，认为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是自莫斯科公国开始的俄罗斯既有趋势的再现。西方媒体在原有的冷战期间对俄罗斯的负面观念上增加了对车臣事件的负面报道以及腐败、低效的民主体制，并且再现了苏联时代的专制形象——对私人和公共生活的控制。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齐甘科夫对2008～2014年美国媒体话语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了俄罗斯作为威权主义国家形象的地位，与苏联及其克格勃式的压制性国内政策以及斯大林主义政权不相上下。随着亲西方的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俄罗斯的负面形象一度有所好转。但是，普京重新执政后，西方对俄罗斯的评价显著恶化。普京被描绘成“威权体系的设计师”“偏执狂”“超级侵略者”。在西方的认知中，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与普京的专制主义是一体的。因此，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为西方对俄罗斯及其领导人的普遍印象。在俄罗斯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并采用其体制和规范的时期，其形象有所改善，但并未完全消除其消极的含义。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具有重大关联。根据巴拉诺夫斯基的说法，现阶段，“使俄罗斯人远离”的冷战逻辑已转变为双重任务：既让俄罗斯参与政治进程，又不使其真正参与其中。因此，尽管认为俄罗斯已经变得更加文明，但它仍然被视为反对西方政策的潜在威胁。成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即是证明，这些组织使俄罗斯正式成为北约的伙伴，但并没有赋予俄罗斯真正的影响力，而北约却能够不受俄罗斯阻挠而实现其利益。

21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话语的主要趋势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政治和经济影响，其特征是“零和博弈”“恢复帝国的渴望”。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被视为扩张主义和希望恢复世界影响力的表现。2012年普京重新执政后，有西方学者称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出现新的“冷战”，认为俄罗斯形象延续了其早期的特征。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西方关于俄罗斯的概念是好战、扩张主义、渴望扩大国际影响、与西方竞争。

二 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

从世界对俄罗斯的关注程度来看，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俄罗斯迅速成为世界的焦点。在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并支持顿巴斯独立武装之后，美国和欧洲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使俄罗斯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从潜在的盟友变成了战略对手。2017年是第二个转折点，西方媒体有关俄罗斯的负面消息越来越多。2016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民主党人认为俄罗斯影响了选举结果，帮助一个有利于俄罗斯的候选人赢得了胜利。2017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在新闻界，该案件被称为“通俄门”，俄罗斯政府被描绘成美国大选的秘密操纵者。在201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版，有关俄罗斯的报道数量比2014年几乎翻了一番，从276条增至473条。同时，2015～2017年有关“通俄门”主题的专栏和社论文章总数达到354篇，其中246篇为负面评论，108篇观点相对平缓或中立。

纵观近几年美欧有关俄罗斯的论述文章，构成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几个代表性概念依次为：“修正主义国家”“全球威胁”“专制国家”“后苏联空间的侵略者”和“新冷战的发起者”。

“修正主义国家”

2014年3月18日，即俄罗斯就合并克里米亚进行全民公决的两天之后，《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普京重返克里米亚并严厉批评西方》的文章。文章标题中使用“reclaim”一词。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翻译为“重新规定某物的状态”或“恢复”，这在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怀抱的情况下意味着俄罗斯将重新审视、修正“冷战”后形成的现有世界秩序。选择这一措词表明俄罗斯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

修正主义是对特定领域所采用的价值、概念、理论、观点和规范进行重新评估。但是，如果将其放在狭义的国际关系中来看，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重新审视其国际地位，尝试修改世界秩序并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来提出新的游戏规则。实际上，俄罗斯这一时期也确实加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包括从乌克兰到北极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对此，美国媒体经常报道西方政客的观点，即俄罗斯正试图恢复昔日大国地位。《纽约时报》写道：“令人震惊的是，普京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吞并克里米亚并重新划定属于独立的乌克兰长达23年之久的领土边界……普京先生没有宣布新的‘冷战’，但用严厉的措辞挑战了苏联解体后已经存在1/4世纪的世界秩序。这段话暗示俄罗斯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还有一些文章采用了更直接的语言。2014年3月3日，在克里米亚公投之前大约两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俄罗斯修正主义：普京破坏欧洲世界秩序的计划》的文章。2018年1月，自由广播电台引用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话，称俄罗斯为“修正主义国家”，试图建立“与其威权主义模式相一致”的世界秩序。即使在学术期刊中，有时也会出现公开指责俄罗斯为修正主义国家的文章。2015年，《波罗的海安全》杂志发表文章的标题即为《普京的俄罗斯：修正主义国家》。

而俄罗斯也经常授人以口实，公开宣布不认同现有的国际关系模式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从而给了西方批评和质疑的理由。2007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震惊西方。普京宣称，单极的美国模式行不通，这种模式“不仅不可接受，而且根本不可容忍”，“一个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几乎整个法律体系都跨越国界强加于其他国家，进入所有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谁会喜欢它？”普京提议重新审视现有世界秩序。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后，普京表达了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时就产生的积蓄已久的对西方的不满和指责：“当克里米亚突然归属于另外一个国家，俄罗斯曾经的感觉是，不仅被偷了，而且还被抢了。当时，我们的国家处境艰难，根本无法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实施的一系列举措，如在中东参与叙利亚内战并自2015年开始积极与中东领导人进行谈判，在拉丁美洲支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增加北极的军事力量等，都向西方表明，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国际舞台的积极参与者并在重新考虑其外交政策。

除了实际举措之外，俄罗斯领导阶层的言论也常常被美国和欧洲认为是向其发出挑衅的信号。例如，2017年12月，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表示，5年来俄罗斯在北极建造了425处军事设施，面积达70万平方米，可容纳1 000多名士兵及其武器和军事装备。他强调，在整个北极地区发展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军事存在的数量和规模上可以与俄罗斯相提并论。“我们不会主动亮剑，也不打算与任何人打斗。但是，我们不建议别人来测试我们的防御设施是否牢固。对此，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情报机构代表和军事专家的评论发出警告，认为俄罗斯在北极搞“核修正主义”。《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并不能排除俄罗斯会在新地岛进行低功率核试验。

事实上，俄罗斯除了巩固自己在后苏联空间的利益，也不断扩大在北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2018年和2019年，美国两家著名新闻媒体彭博新闻社和《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俄罗斯在非洲扩张的文章。文章强调，俄罗斯正在不断扩大在非洲大陆的势力范围，投资开发当地矿产，干涉某些国家的选举，将非洲作为军售市场和军事与政治交易的市场。

“全球威胁”

在西方世界的视野里，俄罗斯对全球的威胁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

首先，俄罗斯被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甚至一些主流学者视为世界安全威胁。此外，西方媒体常常把俄罗斯与其领导人相提并论。2019年4月，洛杉矶自由作家莱昂·阿隆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威胁，因为他的“举止就像要发动战争”，并且“跟苏联时期领导人一样喜欢炫耀自己国家的核武库。此话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的确没有隐藏自己的战略军事实力。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俄联邦议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宣布俄罗斯拥有超高音速武器和巡航导弹，可以摧毁部署在东欧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对此作出反应，认为普京的讲话是企图恢复军备竞赛。美国前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表示，俄罗斯的新式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美国战略司令部负责人约翰·海腾和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则威胁莫斯科，美国可能对其挑战作出适当的回应。

其次，西方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民主体制构成现实性威胁。美国主流媒体认为，俄罗斯毫无疑问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纽约时报》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作为重要话题，该报的专栏作家纷纷对此进行讨论。2014～2017年，《纽约时报》观察员查尔斯·布洛发表了23篇有关俄罗斯的文章，其中22篇全部或部分涉及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对俄罗斯方面来说，有14篇为负面报道，有8篇相对中立。《纽约时报》的其他全职作者，如保罗·克鲁格曼在2014～2017年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14篇提及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因对普京表示过好感或发表过亲俄言论而被称为“西伯利亚候选人。克鲁格曼认为俄罗斯是“敌对国家”，而俄罗斯领导人则是“外国独裁者”，后者“以特朗普的名义入侵了美国”。美国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认为，俄罗斯试图影响定于2020年11月举行的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2019年7月24日，他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此表达了担忧。

一些欧洲国家的记者也发表文章认为俄罗斯在向西方集团挑战。《纽约时报》的德国记者约翰·比特涅尔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称俄罗斯当局用各种手段影响一些西方政治家的倾向，利用他们破坏西方集团内部的平衡。法国记者西尔维·考夫曼在其报道中几乎把普京等同于恐怖分子，他认为，欧洲面临两个基本挑战，一个来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另一个来自东方，普京决心改变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建立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纽约时报》特邀记者德国人克莱门斯·韦金写道，俄罗斯正通过黑客攻击和信息泄露的方式“在我们的边界咆哮”，并“在美国的整个竞选活动中留下了印记。

西方一些分析性媒体正在推进研究一个关于俄罗斯对全球构成威胁的题目：俄罗斯支持欧洲的左翼或右翼的激进民粹主义者，利用他们作为“特洛伊木马”引起欧洲社会的分裂。例如，总部设在布拉格、与全球数百家媒体合作的著名评论杂志《项目辛迪加》发表了一篇前比利时总理盖伊·韦尔霍夫施塔特署名的专栏文章，介绍了俄罗斯在欧洲的破坏性影响，认为欧洲民粹主义者效忠于俄罗斯总统并得到其资助，而俄罗斯则在操纵欧洲议会选举，试图影响投票结果，以有利于他所青睐的候选人。

“专制国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和政界人士将俄罗斯称为专制国家。根据美国媒体的描述，现代俄罗斯的专制主义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第一，政治领导人的家长式作风，其手中几乎集中了无限的权力；第二，机构效率低下，公民社会薄弱，法律形同虚设，侵犯人权的事件不断发生；第三，在外部和内部树敌，以维护政治精英阶层的合法性；第四，通过恐吓、逮捕和镇压来压制异议；第五，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利用新闻和电视进行内部和外部宣传；第六，国家侵犯商业权利和对经济的过度管制；第七，执法机构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2013年，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反同性恋的法律，这部法律饱受争议并且在欧美大多数国家被批为严重践踏人权。在西方媒体中，普京本人多次被冠以“沙皇”“独裁者”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家”等称号，认为其手中几乎掌握着俄罗斯的所有权力。2014年，俄罗斯政府停止美国在俄罗斯实施的中小学生交流项目“未来领导人交流”（FLEX）计划，称美方违反了项目的基本原则——参与项目的学生必须返回祖国；2014年驻莫斯科的美国中心关闭位于莫斯科全俄外国文学图书馆内的办公场所而搬进美国大使馆。对此，美国媒体认为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煽动反西方情绪。2017年春季和夏季俄罗斯反对派组织一系列大规模反腐败示威和游行，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数千名参与者被拘留，许多抗议者被提起刑事诉讼。这种情况在2019年7月再次发生，3 000多名抗议者到莫斯科市政厅外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给予反对派及独立人士以议会参选资格，近1/3的人遭到拘捕。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可想而知，由于俄罗斯镇压反对派，他们将其称为“强硬的专制政体”。

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另一种体现是权力机构对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强调普京的职业经历，并将俄罗斯比喻为非法的“黑手党国家”；其次，认为在普京治下，权力机构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威吓反对派，招募经常在俄罗斯境外旅行或为外国组织工作的专家为其工作；最后，俄罗斯当局从事间谍活动，目的是找出隐藏在国内的内部和外部敌人。

在西方媒体看来，俄罗斯加强对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政治审查力度也是专制主义的表现之一。2016年春，俄罗斯《商业日报》负责人因调查普京女儿的生意问题而被解雇；《权力》周刊因2019年5月发布关于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连季娜·马特维延科政治前途的简讯而导致编辑部的政治室被解散；俄罗斯政府加强对互联网控制的法律规定；2018年4月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与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之间发生冲突。这些事件被西方媒体视为俄罗斯专制主义得到强化的标志。

近年来，俄罗斯更加注重加强经济领域的国家管理和监管力度。2019年2月，东欧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兼高级合伙人美国人迈克尔·卡尔威因涉嫌挪用俄罗斯东方银行资金被逮捕；2019年6月俄罗斯国内汽车经销商罗利夫集团被提起刑事诉讼。西方媒体认为，这些事件更加体现出俄罗斯专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形象。

“后苏联空间的侵略者”

苏联解体后开始出现关于俄罗斯对原苏联地区的威胁的讨论。早在俄罗斯建立之初，美国就提出应防止可能的俄罗斯“东欧霸权”。2008年8月的俄格战争，其结果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俄罗斯此举不仅引起波罗的海国家的担忧，西方也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称为侵略。2014年俄罗斯并克里米亚这一事件引起西方的震惊。2014年5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描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不成亲即成仇。2014年8月他又写道：“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吞噬新的东西。

2016年2月，BBC2电视频道播放了纪录片《第三次世界大战：指挥所》。该纪录片模拟了可能与俄罗斯进行核战争的情况。根据设想，这是在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之一实施侵略行动之后开始的。同年，美国和英国媒体发表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其主要思想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引起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关注；俄罗斯军方需要36～60个小时就能完全击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靠近莫斯科使这些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2018年3月，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美国陆军控制论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旨在训练军事人员的漫画书。其中一个故事“无声的毁坏”虚构了俄罗斯入侵摩尔多瓦而发生的战争。实际上，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美国媒体一直在谈论俄罗斯对摩尔多瓦的侵略。《纽约时报》定期发表有关原苏联地区冲突的报道，其中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冲突（该地区在1990年宣布脱离摩尔多瓦独立，但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俄罗斯派遣维和部队到该地区，但遭到欧洲国家和摩尔多瓦的反对。在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之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摩尔多瓦将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尤其是2014年6月摩尔多瓦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和全面自贸区协定后，俄罗斯对其实施制裁，禁止从摩尔多瓦进口葡萄酒。西方媒体更是借此大做文章。

2018年7月，自由广播电台称俄罗斯可能会侵略波罗的海国家。2019年8月，美国之音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强了反情报活动，以防止俄罗斯派遣间谍。2019年，兰德公司分析中心发布一份报告，分析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备状态及其抵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由此，在西方媒体的努力下，俄罗斯的“后苏联时代的侵略者”形象已根深蒂固。

“新冷战的发起者”

在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开始在顿巴斯的战争之后，一些专家开始更多地使用新“冷战”来描述俄美之间的关系。最早提出这一表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罗伯特·莱格沃尔德。他在《外交》杂志发表文章写道：“每一件事物都要有正确的名称，由此，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危机叫作新‘冷战’是实至名归。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尔盖·罗戈夫也发出警告。他认为，当前的俄美对抗比20世纪的苏美对抗更为危险。

俄罗斯媒体谴责美国发动新“冷战”。而美国媒体则指责俄罗斯违反消除中短程导弹的协议，展示其最新的核武器并引发另一场军备竞赛。《纽约时报》就此发表多篇文章，其中一篇文章说：“俄罗斯似乎重操‘冷战’时期的言论，威胁要在发生袭击时通过核打击摧毁美国。”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发表关于新“冷战”的文章，暗示俄罗斯重新回到苏美对抗时代。

《今日美国报》认为，俄罗斯按照冷战思维来干涉美国内政。该报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称，2016年俄罗斯在网络空间对华盛顿发起冷战，旨在破坏美国的民主。

西方媒体指责俄罗斯发动新的冷战并非偶然。一方面，俄罗斯总统2018年3月1日的国情咨文中关于可携带核弹头的最新高超音速导弹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另一方面，美国新闻界反复提及美国领导人针对普京2007年的慕尼黑讲话而提出的应对政策。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用戏谑的口吻说道：“作为‘冷战’退伍军人，昨天的讲话引起了我的怀旧之情。”

三 影响俄罗斯在西方形象的主要因素

国家形象取决于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政治。外国媒体对一个国家的看法取决于该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以俄美关系为例，在俄美两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双方就会在各个领域发生冲突，当俄罗斯政府通过某项被美国记者认为是反民主的或限制性的法律时，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有利评价，而俄罗斯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也会成为负面形象。俄罗斯国家形象恶化的趋势主要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规模、强烈的反俄信息战有关。西方认为，俄罗斯应为下列事件负责：吞并克里米亚，侵犯他国人权，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等。俄方则认为，西方积极倡导了俄罗斯压制本国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观点，并且这一观点得到反俄罗斯势力的响应，导致媒体上出现有关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的数万起针对俄罗斯案件的信息。

第二个因素是媒体传播。高质量出版物的文章不可能全部是肯定性文章。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记者的任务不仅包括中立的叙述，还包括批评，以引起读者的反应，帮助读者理解某个问题或提出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问题，以此间接影响官方的政治决策。同时，即使是高品质的媒体也需要面向大众，因此这些报道更趋向于简化、通俗易懂和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

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媒体成为对俄罗斯开展信息战的主要手段，他们特别关注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的行动，向平民展示了俄罗斯轰炸的受害者，在国际上积极地进行反俄罗斯的宣传。在国家和政府层面采取积极措施消除“俄罗斯在国际媒体领域的存在”。例如，欧盟启动一项“应对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冲突虚假宣传活动的计划”，制定了“应对克里姆林宫宣传的战略”。例如，芬兰政府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其中包括各部委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代表，其任务是反俄罗斯的宣传，并针对反芬兰的情报行动制定统一的路线图。

第三个因素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往往成为对国家形象进行评价的标准。以俄罗斯为例，从20世纪末开始，西方媒体经常将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与国家行为相提并论。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外，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大多数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这对俄罗斯在西方国家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国家领导人成为俄罗斯形象战略的一部分。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普京在2015年第二次登上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榜首，领先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二名）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第三名）。《福布斯》指出，这位俄罗斯总统“仍然没有对手，继续证明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俄罗斯国内政客和管理者的负面形象也是影响国家形象的因素之一。许多俄罗斯国内人士强调，俄罗斯需要改善国内的政治生活，而不是调整外部信息。早在2004年，政治学家萨塔罗夫在接受“莫斯科时代”广播电台的采访时曾说：“有人在国外撰文说俄罗斯是一个高度腐败的国家，为此，就应该为了让他能把我们写成最诚实的国家而斗争，俄罗斯一定要与腐败作斗争，要减少腐败。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政治精英的观点直接影响出版物对另一国家的态度，再加上国家之间的信息战，媒体对其他国家政策的大量怀疑性命题就可能成为合理的规范，而不是对现代新闻业的背离。在美国，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早已就俄罗斯问题达成共识，无论是左派自由主义媒体还是保守主义媒体，其报道对俄罗斯的态度都非常不利。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俄罗斯的政策成为媒体批评的对象也就不足为奇。

第五个因素是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改革和反改革的历史，改革派主张西化，用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改造俄国的农奴社会。近代俄国思想史上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就是围绕俄罗斯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坐标，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保持斯拉夫民族和俄国社会的传统及其独特性问题展开的。

第六个因素是俄罗斯自身软实力的不足和形象塑造能力的欠缺。在国家层面缺乏统一的机构来计划、协调和监控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活动。目前，不同级别的信息政策问题由以下机构负责：俄罗斯联邦总统对外政策管理局，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服务管理局，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和出版司，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中心，国有新闻机构（塔斯社、俄新社）。但是由于实施机构的专业水平不足和资源匮乏，缺乏媒体参与国家形象建设，媒体项目（“瓦尔代”俱乐部，“俄罗斯简介”网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与俄新社的联合项目“开放的俄罗斯”俱乐部）发展不畅也对此产生影响。另外，缺乏全面的战略和计划，包括在国内外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措施和行动。同时，外交政策缺乏统一的协调。例如，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显著改善了俄罗斯在国外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却解救被罢免的乌克兰总统。这使索契奥运会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

结语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许多情况下，俄罗斯所奉行的有争议的外交政策为外国媒体提供了批评的理由，如合并克里米亚、支持顿巴斯叛军，导致西方媒体开始谈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

作为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正在努力重新获得原有的影响力并取得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待遇，为此加强了在非洲、委内瑞拉、中东和北极等地区的活动，高调宣布其国家利益。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介入欧洲内政，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欧洲怀疑论者和激进的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其势力和“特洛伊木马”破坏西方民主国家。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国家具有家长式统治的传统，国家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法律常常虚设，公民社会受到压制，人权受到侵犯。领导阶层不能容忍异议，经常通过压制手段来消除异议。俄罗斯的媒体听命于政治阶层，是国家的宣传工具。国家过多地介入商业活动，不尊重投资者和企业家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客观地讲，这些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有时恰恰证实了西方的担忧，这是塑造现代俄罗斯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确实，俄罗斯的整个国家形象与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紧密联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治领袖的性格往往也成为识别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能会给国家的形象带来负面、正面或中立的影响。

当然，应将新闻的特点考虑在内。高品质出版物的材料不能全部是正面评价，否则将被视为宣传。新闻媒体的宗旨应该是反映真实情况、伸张正义并通过质疑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因素也影响着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的看法。历史的因素可以使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西方关于俄罗斯的各种新的或以往的观念，始终是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政治领导人的行动的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不能排除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因素。长期以来，俄美关系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相互感知的周期性模式：西方对俄罗斯的浪漫化设想总是被失望和随后的批评所取代。

由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来看，俄罗斯的现代国家形象是多方面的和矛盾的，这不足为奇。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国家，认为自己有独特的发展方式，不寻求以其民主价值观融入西方社会，并将自己定位为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关的位于东西方之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