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初出茅庐第一战(毛泽东初出茅庐第一战)
一、从坐而论道到决胜千里
上文,浅析陈独秀的功与过,始终没有完成知识分子向革命实践家的转变。 我们回顾、分析了我党创始人陈独秀先生通过新文化的思想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伟大实践为我党的成立做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为我党在建党初期储备了大量的优秀精英人才。
另外还分析了独秀先生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老蒋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一味坚持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的思想根源,那就是独秀先生始终跳不出革命实践和学术研究混为一谈的束缚,没有完成知识分子向社会革命家的转变。
那么,实现这种从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到投身伟大的革命实践的过程,这件事难办吗?答案是肯定难,而且不是一般的难,但是难也不等于做不到。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呢?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孟子已经回答了这个答案了,孟子在其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说的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的,从古至今,能实现这种这种转变的人都必须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洗礼、苦难生活的磨砺,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克服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局限。我们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古代圣贤的例子:
第一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西汉名将韩信,韩信虽然自幼饱读兵书战策,满腹韬略,但奈何身处乱世,怀才不遇。年轻时历经磨难,还享受过“胯下之辱”的超级待遇。但是,在他接受刘邦的“登台拜帅”之后,却像立马换了个人,瞬间光环加身,在楚汉之争中屡战屡胜,打得项王最后四面楚歌,乌江自刎。
第二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国时的一代旷世英才诸葛亮,诸葛亮同样出生于后汉三国乱世,自幼为躲避战乱随叔父颠沛流离,辗转去往荆州的南阳避难,而且在南阳也不是衣食无忧,还要一边读圣贤书一边躬耕于田垄之间,自给自足。然而他未出茅庐便定天下三分大势,初出茅庐便定了联吴抗曹的匡扶汉室大战略,三把大火,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最后一把火烧赤壁更是烧退百万曹兵的威胁,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最后一位是五胡十六国时期隐居华山的一代奇才王猛,王猛虽自幼熟读兵书,深谙六韬,但他身处乱世,幼年家贫如洗,生活困苦。他还曾经与东晋的枭雄桓温“扪虱谈天下”,一边和宰相谈古论今,一边逮自己身上的虱子,那日子过的,得苦到何种程度。但是,自从前秦天王苻坚一顾华山请他出山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内整顿吏治,严明军法,奖励耕织,对外纵横捭阖,决胜千里,短短十余年平前燕、灭后凉、讨北代,硬是让局限于关中一隅的小国前秦统一整个北方,结束五胡十六国前期的的战乱割据,显示了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上述三个人,他们在出山之前也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书生,而且还没有接受过国家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之前,连生活都成问题,就更谈不上有过治理国家,统兵作战的经验了。
那为什么他们一经出山就一鸣惊人,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才干呢?这就是就是因为他们能做到一边身处陋室,劳其筋骨,一边饱读圣贤之书。换个说法,一边在基层实践,体察民情,观察时事,一边自己学习理论知识,用自己所学分析时事。学习实践两不误,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光实践,光劳筋骨而不学习的话,那就会成为乡间一般的贩夫走卒,而光学习不闻窗外事不实践的话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的赵括。
当然,这也和个人的天资聪颖、领悟能力也有关。
二、书生意气,敢叫天地换新颜那么,我党在那个时期有这样的天纵奇才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有。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有后来革命的胜利,这也是我党之庆幸,民族之庆幸。这个人就是本文要说的主角,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而它初出茅庐的第一战,就是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不过,这个时候,我更愿意称他为教员,因为他当时确实是一名人民教员,时任湖南修业小学历史老师。
教员当时是一个小学历史老师,而要驱逐的对象张敬尧却是主管湖南一省军政的大军阀。是的,没错,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乡间小学老师要驱逐本省的省长,不要说在军阀混战的当时,就是在现在听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螳臂当车之举。
一个小小的小学校长,不想要自己的饭碗了,敢打省长的主意。但是,教员就敢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军阀张敬尧干了不该干的事,查封教员的《湘江评论》,惹了他惹不起的人,一名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员。
而且,最后的结局是,军阀张敬尧最后确实夹着尾巴跑了。这不得不令人感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
今天,就来聊聊教员初出茅庐第一战,驱逐张敬尧。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背着中国代表,私自将中国的山东半岛割让给小日本,3000多名学生喊着“还我青岛”的口号,到北京大街上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怒斥政府卖国,随后火烧赵家楼,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北京学生的示威行动,迅速传遍中国。天津和上海相继成立学生联合会,发起罢课示威行动。而“五四运动”的骨干邓中夏,也受总司令陈独秀的委派,到湖南找到教员和何叔衡,希望他们把湖南学生也组织起来,呼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对于这样的义举,教员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为了支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教员在湖南组织了学生联合会,串联湖南的各个大中专院校,组织学生们纷纷罢课,向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合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请求。
经过几次罢课行动之后,虽然成绩不错,但教员发现,现在的情况是,湖南社会上还是他们一帮子秀才在那里摇旗呐喊,脱离不了书生救国的局限。要想扩大战果,就必须把学生的爱国想法传播出去,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
那怎么才能吸引到更多人呢?教员就想,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陈独秀先生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发起的,而新文化运动又是通过独秀先生的新青年杂志传播的,但是办杂志投入比较大。现在的湖南学联初创摊子,实力弱小,那不如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出版一份报纸吧。用文章来宣传新思想,唤醒大众,吸引志同道合的粉丝,粉丝越多影响力就越大。
其他会员也觉得不错,经过一番讨论,众人推举教员做新报纸的总编辑,谁让教员的文章写得好呢。名称就叫《湘江评论》吧,谁让一抬头就能看到烟波浩渺的湘江呢。 7月14日,《湘江评论》第一期正式出版。 教员在一篇创刊词中这样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当时只要是一个身体和智商都在线的中国人,看到这样振聋发聩和直击灵魂的号召,恐怕都会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自1840年以来,国人那被历代腐朽政府愚弄得沉闷不堪的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被激发出来。
人们不由得感叹,这个作者太牛逼了,瞬间阅读量爆棚。第一期《湘江评论》只印了2000份,结果却大出意料,2000份报纸不到一天就卖完,紧急加印2000份,三天时间又全部卖光,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所以从第二期开始,《湘江评论》直接5000份起印,卖得好再加印,总之不会亏待读者。要是那会有公众号、头条、抖音什么的,读者直接看完点赞转发,阅读/播放量估计直接能飙升到百万。 《湘江评论》在长沙发行之后,迅速流传到湖南全省,然后沿着水陆码头扩散到武汉、广州、成都、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很多当时的知名博主读完文章,便和教员惺惺相惜,这些知名博主包括教员的精神导师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还有只愿意研究问题,不愿意谈主义的胡适先生。李大钊称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在获得“新文化”运动三位知名大咖交相称赞的同时,教员也收获了大批的死忠粉和小迷妹,这些死忠粉有任弼时、郭亮、萧劲光、向警予等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就是在此时成为了他的粉丝,受他的影响,开始革命之路。
虽然出道即巅峰,但教员其实也是拼出来的,比起“扪虱谈天下”的王猛好不到哪里去。原本《湘江评论》是约稿的,不过经常到印刷前几天,稿子都收不满,导致有些版面没有文章,根本没法发行。 教员只好自己动手写,争取在印刷前凑齐文章数量。他当时住的教员宿舍条件非常差,而且他白天要教历史课、参加社会活动,忙的一塌糊涂,所以只能晚上熬夜写文章,每天想睡个好觉都不行。 文章写好之后,毛泽东还得亲自动手编辑、整理版面、校对错别字......原本需要好几个人做的事,他一个人都包了。 某天早上,易礼荣去教员宿舍找教员,发现他没起床,便掀开蚊帐准备叫他起来,没想到蚊帐刚掀开,发现他身上有几十只吸满鲜血的臭虫。几十只臭虫吸血,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可见身体太累睡得太沉,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了。 日子虽苦,教员依然坚持下来了。因为他知道,办《湘江评论》的方向是对的,而且以报纸的文章和格调,一定能成功。毛泽东在第二期《湘江评论》连载《民众的大联合》,向世界发出自己的观点。
他在文章里说:“贵族和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民众大联合必须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 总之,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读完教员的文章感觉非常过瘾,所以《民众的大联合》很快就传遍中国。远在北京的《每周评论》都转载了,并且说眼光远大,议论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当然,这个社会各界是除了一小部分人的,这一部分人视《湘江评论》为洪水猛兽,比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就是当时的北洋反动政府。
三、军阀太反动,教员很生气
言论这种东西,他总是和当时的政治脱离不了关系的,如果教员每天发表的都是些你情我浓、风花雪月的散文诗,那才没有人去管你了。但教员在湘江评论中宣传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号召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一切不平等。
这等于是戳了当时北洋政府当局的肺管子,恨得他们牙痒痒,很快,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就下令捣毁和查封了湘江评论。罪名是“过激主义”。《湘江评论》办了一个多月,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总共才出版了5期。 张敬尧何许人也?此公是当时北洋皖系大军犯段祺瑞手下的小军阀,1919年,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自成一系的“倒戈将军”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
此公在湖南主政期间恣意妄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对其极为痛恨,时谚称:“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本来,教员宣传新思想唤醒民众是想用迂回的方式能迫使张敬尧收敛一点,别太过分。但明面上他们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此公胸无点墨却不知好歹,非要查封教员的开山大作《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禁以后,教员感觉到,如此这般,民众哪里还有发声的权力?
于是,在他心底,便开始酝酿一场驱张运动。 这不是闹着玩的。张敬尧是位高权重的督军兼省长,教员是一介书生,不管怎么说,两人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教员说了,驱逐张敬尧一定能成功,我自有办法。 教员说这样的话是有一定底气的, 如果之前说这句话那肯定是吹牛,但经过《湘江评论》的宣传,教员已经扬名立万,在湖南无数知识青年和文化界的精英人士面前一呼百应。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教员的与众不同之处,与大多数每天只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遇到现实挫折就想逃避的处世态度不同,教员从年轻时代就立志做一个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他要实践他在《民众的大联合》里宣传的思想,“民众大联合必须建立在全国工人、农民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分别组织起来的基础上,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
因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自己的思想才能被更广泛的群众接受,人们才会自觉跟你走。初出茅庐第一战,驱张运动,实现自己从知识分子向革命实践家的伟大转变,于斯时始。
他要用《湘江评论》积累的铁杆粉丝做杠杆,来撬动起张敬尧这座大山。
三、利用自己庞大的粉丝群,打造舆论声势,使张敬尧一直处于万民唾骂声中
1919年11月,教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开始串联各大院校开展驱张运动,第二个月在长沙组织起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张敬尧怒了,让弟弟张敬汤带兵冲进会场,驱逐焚烧日货的示威群众,并且大骂湖南人都是土匪。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教员让新民学会的同伴联络热血青年,也就是《湘江评论》积累的粉丝,他们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网络,发动了13000名学生罢课,并且放言:“张毒一日不除,学生一日不返校。” 张敬尧这座大山,逐渐被撬的松动了点。 之后,教员利用《湘江评论》积累的外地粉丝,大力宣传湖南学生发动的罢课义举,把“驱张运动”闹大。而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声讨,又成为一股更大的流量,在撬动军阀的杠杆上再加一把劲。
教员随即向全民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决定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国殃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造成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
教员还组织了一行40人的代表团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开始赴京请愿,经过赴京“驱张”代表团在北京的广泛活动,他们得到了北大学生和新文化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大力支持,发起了千余人请愿示威,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北洋政府在请愿示威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出来接见请愿代表,并应允研究代表们的要求,要求段祺瑞撤换张敬尧。
教员率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期间合影
四、教员很生气,张敬尧的后果很严重在“驱张运动”强大压力之下,各派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更加剧烈。教员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想到了一条驱虎吞狼的妙计。 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教员是一个非常热爱国学的人,与当时大多数喝洋墨水的知识青年不同,他有很深的国学修养,早在他湖南师范学生期间,就已经熟读中国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深谙六韬兵略之精义。同时,对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学说同样不陌生。 当时北洋政府是皖系的段祺瑞执政,于1919年3月攻占湖南。但是战功最大的名将吴佩孚却属于直系,段祺瑞不愿意把湖南督军的职位给他,反而给了自己皖系的张敬尧。吴佩孚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还被派到衡阳驻兵,憋了一肚子火。 而驻兵常德的“倒戈将军”冯玉祥虽然善于见风使舵,但他也不被段祺瑞重用,也对张敬尧心怀怨恨。 驻兵郴州的谭延闿则是湘系本土军阀,更是对霸占自己地盘的张敬尧恨之入骨。 这三个军阀都和张敬尧有矛盾,不就是可以利用的地方么?于是,教员在全国人民都义愤填膺的同时,便派人游说吴佩孚、冯玉祥和谭延闿。说辞基本差不多:“张敬尧在湖南不干人事,湖南人民已经起来反对他了,大帅手握重兵,应该顺从民意啊。” 恰在此时,身处中央的皖系段祺瑞和直系曹锟的冲突加剧,双方磨刀霍霍,准备打仗,吴佩孚作为直系大将,肯定要带兵北上参战。既然直皖两系都直接撕逼了,吴佩孚还用在乎你一个小小的张敬尧吗?吴佩孚便准备解决湖南的张敬尧。 吴佩孚和谭延闿约好,吴军和谭军一起进军长沙,逼张敬尧下台。如果张敬尧不识相,就把他打出湖南,等张敬尧退出湖南以后,吴佩孚继续北上,湖南留给谭延闿。 6月11日,张敬尧面对两路强敌压境,不得不仓皇出逃,他的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滚出湖南。张敬尧本人因“守土不力”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他的弟弟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
这就是教员初出茅庐的第一战,驱张运动。
在此战中,教员一改历次学生运动中学生们只知道执著的游行,喊口号,坐地请愿的做法。学会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军阀张敬尧的目的。
这等于是两路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奇正相合。
正兵方面通过他积累起来的广大粉丝发动学生运动造势,引起了全国人民从舆论上对张敬尧的高压态势,迫使张敬尧一直疲于应付,不敢造次,让张敬尧整天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声讨。奇兵方面则是釜底抽薪,精准判断全国和湖南军阀关系的走向,在军阀之间纵横捭阖,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精准打击张敬尧的七寸之处,把张敬尧逼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从此之后,教员就从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转变为一个勇于实践的成熟革命家。
五、教员的反思
驱张运动成功了。这时,大家纷纷向教员发来贺电,恭喜驱张运动取得圆满成功。
但是教员却并没有因此高兴,他陷入了沉思,因为按照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想法,他的本意是通过群众的和平请愿,向政府递交合理诉求,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让政府罢免张敬尧。而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利用军阀打军阀那是逼不得已的下策。
这样做,还不是又回到孙中山先生利用军阀打军阀的老路上了吗?教员是不屑于使用这种权术手段的,但是,到最后,他却不得不使用分化瓦解的手段来最终战胜对手。
他心底清楚的知道,这次是直系打赢了皖系,所以走的是张敬尧,但是如果这次是皖系赢了直系呢?更重要的是,即使直系赢了,张敬尧走了,那来的新军阀又会是谁呢?难道就一定比张敬尧好吗?
此刻的教员异常的冷静,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却不知道解决的方法。他很困惑。这是他从湖南师范毕业以后,少有的一次困惑。这次困惑,注定成为他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
此刻的他,他需要一位长者,或者老师,可以帮他理清他心中的疑问。带着这样的疑问,教员去了上海。这一次,他找到了恩师陈独秀。
他们在一起彻夜长谈,陈独秀对他说:当一颗大树的根都已经腐烂的话,那么不论你如何灌溉,修剪,都不可能救活这棵大树,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连根拔起。这一晚,陈独秀对他说了很多,若干年后,教员曾经回忆:“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从那以后,教员成熟了,遇事不仅要多思考,更重要的是还要多实践,这才有了以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让星星之火形成打倒“三座大山”的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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