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胆逼太后宣读遗薪（退休官员请求让过世父亲从祀孔庙）

清朝盛行文字狱，雍正时期最为严厉，作诗著书稍有不慎，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雍正死后，乾隆帝即位，文字狱稍微缓却，但依旧严重，不少官员就莫名其妙地死在了自己无心所写的文章上。乾隆一朝的尹嘉铨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

尹嘉铨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尹会一是雍正一朝的进士，后来做到了吏部侍郎，是当时有名的大儒，著书极多。尹嘉铨从小受父亲熏陶，耳濡目染下，儒学造诣很深厚。尹嘉铨后来参加科举，中了举人，在地方做官干出了政绩，被调到京城任职大理寺卿。

尹嘉铨此人很有才华，他和父亲一样，一辈子都在研究儒学，他编著的《小学大全》对朱熹著作进行了阐述加疏，还增加了《考证》《释文》《或问》三卷以及《后编》，除此以外，尹嘉铨还有近80篇儒学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正因为如此，尹嘉铨博得了当世大儒的称号，尽管他官职不是很高，但名气很盛。然而大儒往往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爱面子，尹嘉铨也不例外，他本可以安享晚年，最后却死在了爱面子上。

尹嘉铨从大理寺卿的职位退休后，闲赋在家，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不论是在家里颐养天年，还是办学讲经，都是不错的选择。可是退休的尹嘉铨却耐不住寂寞，总想在乾隆皇帝面前找点存在感。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西巡路过河北保定，距离尹嘉铨的老家河北博野不远，尹嘉铨就等着上前接驾，却迟迟等不到召见他的圣旨。眼看着乾隆帝就要走了，尹嘉铨灵机一动，主动给乾隆帝写了奏折。

尹嘉铨写在奏折上的是两个要求，均与其已经过世的父亲有关，一是请皇帝赐谥，二是请乾隆帝恩赐允其父亲从祀孔庙。尹嘉铨以为自己这样做，不仅可以在皇帝面前露露脸，还可以体现自己的孝子身份，一举两得。

然而尹嘉铨没想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乾隆皇帝看到他的奏折后，龙颜大怒。尹嘉铨把自己和自己的父亲当回事，乾隆帝却没把他们父子俩看在眼里，在乾隆看来，尹嘉铨不过是一个大理寺卿，他的父亲尹会一最大的官职是吏部侍郎，竟然也敢向自己请赐谥号和从祀孔庙，实在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乾隆帝十分不高兴，给尹嘉铨回的朱批是：“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逭矣！”（《保定地方志》）

乾隆帝的措辞已经很严厉了，按理来说尹嘉铨应该知难而退，立即向乾隆帝请罪，但谁都没有想到，尹嘉铨也和乾隆帝杠上了，他再次给乾隆帝上奏折，给父亲请谥。

或许在尹嘉铨看来，朝廷一直以儒学为正统，以孝道作为价值倡导，自己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给父亲请谥，实乃孝子的行径，到时候乾隆帝可能不仅不会生气，还会因为尹嘉铨恪守孝道的作为，大为奖赏他。这样一来，自己就真的名闻天下了。

可是尹嘉铨没摸对乾隆帝的圣意，他的第二封奏折上报给乾隆后，乾隆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回一封措辞严厉的朱批已经是对尹嘉铨的恩赐了，他竟然还敢得寸进尺，实在是不识抬举。盛怒的乾隆帝回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并下旨刑部缉拿尹嘉铨进行审讯，还要“从重治罪”。

其实说到底尹嘉铨只是触怒了乾隆，他既没有违法乱纪，也没有行大逆不道之事，很难定一个重罪。但既然皇帝发话，刑部官员就算“莫须有”，也不会让尹嘉铨好受。

尹嘉铨没有贪腐，刑部就从尹嘉铨的著作文字中寻找突破口，皇帝下旨对尹嘉铨抄家后，刑部立即将尹嘉铨的300多套藏书，上千本散书和将近百本著作放到一起，找来文字狱的“专家”，没日没夜的从尹嘉铨所写文字中寻找他的罪证。

尹嘉铨身为大儒，一生所著文字不可胜数，有心人想要从中找到有问题的文字，总会有所发现。

经过勘查和审讯，刑部找出尹嘉铨有大逆不道嫌疑的几十句文字，其中最严重的有三件：称其父亲尹会一为“孔门四子”，称其父母死为““薨”；于书中自称为”古稀老人“。乾隆皇帝对刑部呈上来的尹嘉铨罪证中的自称“古稀老人”最为痛恨，因为乾隆帝就于70岁的时候作诗称自己为“古稀”，还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尽管古稀老人这个成语早就有了，但在乾隆看来，尹嘉铨这个小小的大理寺卿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尹嘉铨先后被提审了17次，审讯人员连番对尹嘉铨进行讯问，尹嘉铨自知这些人搞文字狱的本领，不敢反驳，只能一一认罪，并痛哭流涕言说自己绝非本意。刑部并没有因为尹嘉铨凄惨的样子而对他有所怜悯，皇帝说了从重治罪，于是他们就判了尹嘉铨凌迟处死。

乾隆帝得知后，下旨说以尹嘉铨的罪行，本应当“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他对尹嘉铨“法外开恩”，免去凌迟处死，改为死刑绞立决。除此以外，乾隆帝还下令各省总督负责将尹嘉铨所有的著作全部销毁。

就这样，尹嘉铨这位大儒就因为两封奏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他什么罪都没有犯，就因为惹得皇帝不高兴了，刑部就能从他的著作里找出几十条罪状，判他凌迟处死。皇帝“开恩”依旧杀了尹嘉铨，并把他一生的文学成就抹杀，销毁他的全部著作。文字狱的狠辣，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清史稿》

《保定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