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碑帖描摹（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何为善本碑帖？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其评判标准是随着收藏取向、时代风尚的变化而在不断微妙地发生变换，这是“基调”。当然，还存在鉴藏家个体认知的相对独立性，且大多与“基调”相左，起到引领与调整风向的作用，这是名家“腔调”。远的暂且不讲，仅就民国时期的碑帖收藏来分析，试看吴湖帆与同时期的碑帖收藏家，他们的爱好、兴趣以及收藏标准就各有不同。

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湖帆四欧堂碑帖有数十种之多，绝大多数皆为隋唐碑刻和宋明法帖，唯有一件例外的是《旧拓魏志五种》，此册属于六朝墓志，但它也不是吴湖帆刻意去收藏的，而是1932年张钟来（吴湖帆姻家）所赠，九年后，1941年吴湖帆又将其转赠给张煜峰。吴湖帆还特意留有题记一则，算是其碑帖收藏趣向的告白，其文曰：“余平生最嗜石刻，又最恶六朝北刻，以其任意欹侧增减点画横行荒谬，实为书学一大浩劫也。顾近数十年来，此道大行，所出志石亦不可胜计，书法之佳者几百不得一二，故余家拓墨几千种而无一北刻，此虽人有嗜好之不同，究亦无多佳制耳。壬申（1932）春日姻家适庵张君谓余曰沙砾中也有珠玉，不可以多废少，试检旧拓五种曰李超，曰刘玉，曰王僧，曰刘懿，曰王偃以赠，余乃合装一帙存之，斯五石皆北刻中最上乘品，细读一过等嚼蜡味，拓跋胡虏氐鲜龙跳虎卧姿也，余之存，存张适庵之赠耳。”

吴湖帆是碑帖收藏最后的“贵族”，同时亦是民国时期碑帖收藏家中的“传统派”。晚清碑学昌盛，举世关注六朝碑刻，唯吴湖帆依然坚守传统碑帖收藏法则，沉浸在经典世界之中，这些“穷乡儿女体”的碑刻，自然难入其法眼。

《赵清献公碑》（局部，费念慈藏本）

近年来，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海外文博机构陆续公布的碑帖善本情况来看，名品都集中在汉魏、唐碑、宋帖之中，从中正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宋以后直至清初，碑帖收藏热点皆在其中，古人心目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善本，唯有汉魏、唐碑与宋帖。

碑帖拓片始于何时，已无确切讯息，大多指向南朝，但从现存最早的拓本实物来看，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拓《温泉铭》《化度寺》《金刚经》 等，其中没有汉碑出现。此外，文博机构所藏宋拓本中，亦多为唐碑，汉碑则凤毛麟角，仅有《西岳华山庙碑》《太室西阙铭》等少数几件而已。即便在明代，汉魏碑刻的传拓亦少之又少，可见当时收藏界的“厚唐薄汉”。因此，今日所见明拓汉魏碑刻，皆是善本上品。延续千年的“不喜”，在乾嘉以后得以终结，开启了此后数百年的“最爱”。

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的唐碑、宋帖却传拓兴盛，在传世宋拓、明拓本中占有绝对多数。由于传拓过度，入清后，唐碑碑面大多剥蚀严重，字口风神大减，宋帖则更是供不应求，屡遭历代翻刻。自清代碑学兴起后，新起的碑帖收藏家、研究者多将唐碑与历代刻帖统统地纳入“帖学”范畴，与新兴的“碑学”作对立。

彼时，即乾嘉以后，六朝碑刻开始篡夺唐碑与宋帖的碑帖“龙头老大”地位，风气为之一变。然收藏家仍分两派，即“古典贵族”与“暴发户”，前者仍然坚守传统文物珍贵性之标准，走质精量少的收藏之路，宋拓唐碑、宋刻法帖以及明拓汉魏碑刻，始终是他们的最爱；后者则另辟蹊径，开拓审美新境界，发现收藏新品种，六朝墓志百种、龙门造像千品等成为他们的新库藏，致使从者如云，渐成风气。其中，嘉道以前出土并传拓的六朝碑刻“异军突起”，成为新一轮碑帖收藏的“主角”和“新宠”。

这一切的转换，前人归结为“碑学兴起”的缘故。但笔者认为，其实不是“碑学”战胜了“帖学”，反倒是“帖学”完胜并修成正果。宋拓唐碑、宋刻法帖、明拓汉魏碑刻渐渐难觅踪迹，已然“超凡登仙”，只留下六朝墓志、造像题记、残瓦断砖在坊间唱独角戏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六朝碑刻成为嘉道以后直至今日的碑帖收藏主角，它及时填补了经典碑帖善本的空白，维持了市场的供给与收藏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别开生面、百花齐放的作用，原本上不了台面、入不了大雅之堂的碑帖，刹那间亦闯进书法史，成为名篇的替补，日后的经典。是时代的空缺，为它们以及它们的主人——收藏家、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生存空间与表现空间。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局部，吴湖帆藏本）

《崔敬邕墓志》（局部，端方藏本）

《上尊号碑》（局部，金农藏本）

这场对手空缺的竞争，结束于百余年后，而今的人们，既能看到高仿真的明拓汉碑、宋拓唐碑、宋刻法帖，又能轻易收藏到六朝碑刻、造像题记、残砖断瓦，这一切都堪称“圆满”，也是古人难以梦见的“幸福”。因此，我们具备了纵观历代碑帖鉴藏的条件。

纵观之时，所谓见仁见智，其实取决于个人所站的位置与角度。

上海图书馆藏有25万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够称为善本者，有三千余件，可谓百里挑一，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者，有三百余件，堪称千里挑一。

馆藏三千余件善本碑帖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当时华东六省国民党敌伪之藏品；二是20世纪50年代知识阶层、社会贤达积极参与“化私为公”运动，纷纷捐赠或有偿转让个人收藏之精品。以上两项碑帖藏品当年转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由于更多地考虑到碑帖所具有的文献属性，故最终将其调拨至上海图书馆作永久保藏。三是20世纪50年代的全市古旧书店公私合营过程中集中上报的精品，最后通过赎买购入上海图书馆。彼时之碑帖如同其他文物一样，在政权的交替进程中，国宝级藏品基本完成了国有化的目标。此外，1966年以后托管或暂存的碑帖，其质量乏善可陈，几乎找不出善本，由此可见，50年代到60年代的碑帖文物国有化进程的成绩十分显著。

《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局部，张应召藏本）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龚心钊藏本）

上海图书馆的善本碑帖收藏是与上海当时的历史、文化、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晚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官商齐聚上海，资金与文物云集沪上，其中碑帖善本亦多半流通到上海。馆藏如此众多的碑帖资源，绝非偶然，是旧时的碑帖藏家和碑帖商人共同孕育了这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宏观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微观的文化个体活动共同交织出一部“近现代碑帖收藏史”。

馆藏的善本碑帖，几乎涵盖了所有旧时的碑帖收藏大家，远的不说，仅就清末民国的藏家就有：潘祖荫、翁同龢、沈树镛、赵烈文、杨守敬、缪荃孙、吴大澂、吴昌硕、王瓘、张祖翼、叶昌炽、盛昱、吴郁生、费念慈、端方、莫棠、周大烈、龚心钊、张伯英、褚德彝、陈景陶、高时丰、叶恭绰、吴湖帆、蒋祖诒等等，今日我们念及以上诸家，除了叹服于他们的鉴藏智能外，还要感恩于他们的递藏行为。大批文化瑰宝得以流传至今，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藏品一同被典藏进上海图书馆，同时也被写进永恒的人类文化史册。

上海图书馆馆藏碑帖浩如烟海，应有尽有，收藏品种几乎囊括了整部“中国碑刻史”。其数量之丰富，质量之高超，堪称“碑帖博物馆”。

归纳起来，馆藏善本碑帖有以下几大亮点：

（一）法帖拓本质量之高 “举世无双”，诸如：《绍兴国子监本淳化阁帖卷九》《泉州本淳化阁帖》 《绍兴米帖卷九》《鼎帖》《群玉堂帖卷八》《郁孤台法帖》《凤墅帖》《宝晋斋法帖》《十七帖》《游相兰亭三种附陆柬之兰亭诗》《争座位帖》《茶录》等等，或为海内孤本，或为传世宋拓最顶级者，是研究宋代帖学的重要宝库。

（二）碑刻拓本精品纷呈，美不胜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海内孤本有：《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岑植德政碑》《马怀素墓志铭》《许真人井铭》《赵清献公碑》《章吉老墓志》等等。传拓稀见者有：《崔敬邕墓志》《常丑奴墓志》《蜀石经毛诗残本》《鲜于光祖墓志》等等。传世顶级者有：《石鼓文》（黄帛本）、《沙南侯获碑》（六行本）、《刘平国》（施补华跋本）、《礼器碑》（明中期拓）、《史晨碑》（明中期拓）、《鲁峻碑》（沈铭昌藏本）、《张迁碑》（焕字本）、《上尊号》（金农藏本）、《受禅表》（莫棠藏本）、《孔羡碑》（奚冈藏本）、《天发神谶碑》（赵烈文藏本）、《瘗鹤铭》（水前拓本）、《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王昶跋本）、《龙藏寺碑》（唐翰题藏本）、《董美人墓志》（关中淡墨本）、《九成宫醴泉铭》（龚心钊藏本）、《虞恭公温彦博碑》（清内府本）、《皇甫诞碑》（四欧堂本）、《王居士砖塔铭》（初拓三断本）、《道因法师碑》（王存善藏本）、《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张应召藏本）、《麓山寺碑》（何绍基藏本）、《东方画赞碑》（周大烈藏本）、《大字麻姑山仙坛记》（龚心钊藏本）、《玄秘塔》（龚心钊藏本）等等，几乎包揽了所有汉唐名碑名拓。

以上两项碑帖详情，读者可参见拙著《善本碑拓过眼录》（初编、续编）。

（三）钟鼎彝器拓本质量上乘，璀璨夺目。馆藏有25万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占绝大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角拓片占比却极低，仅两千余卷轴，不足馆藏拓片总量的百分之一。再环顾国内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机构，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从中可见，金文和全角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种，究其原因是，钟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贵，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方要员，不是博学通人，就是贤达乡绅，其中也不乏巨商大贾，但凡在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经史，或精于小学，或笃嗜鉴赏。因此，过去一直将钟鼎彝器美称为“吉金”，只有富贵贤达者才能拥有，也正因为是“吉金”，故较少传拓和流通，与同属“金石”范畴的“石刻”——历代碑刻的传拓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馆藏钟鼎彝器拓本，值得称道处，是乾嘉以来各色拓本皆备，尤以旧拓古本居多，皆为名工传拓，多有名家题跋，具有极高的文字研究和艺术研究价值。

欲知馆藏金文钟鼎拓本详情，读者请参见拙著《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 《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

（四）馆藏碑帖善本中附有大量名家题跋与钤印，内含学术研究价值极高。据不完全统计，碑帖题跋者有2500人之多，钤印一万余方，几乎涵盖了明清至民国的所有碑帖鉴藏家。《中国碑帖收藏家题跋鉴定图谱》一书，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许真人井铭》（局部，吴湖帆藏本）

《瘗鹤铭》（局部，李国松藏本）

《淳化阁帖》卷九（局部，绍兴国子监本）

《凤墅帖》（局部，梁清标、张伯英藏本）

上海图书馆除了震惊世人的“藏品”之外，还有一批为之殉道的“苦行僧”。20世纪五六十年代，潘景郑、顾廷龙、翁闿运等前辈就曾对上海图书馆碑帖开展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从中挑选了一百余件顶级善本，冠以国家一、二级文物之名。1954年，潘景郑先生编制出《合众图书馆石刻拓片分类目录》，还将毕生收藏的两万余件碑帖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此外，张彦生、王壮弘等碑帖鉴定家对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征集工作帮助不小，征集善本散见于《善本碑帖录》《崇善楼笔记》记录中。此后由于1966年等多种历史原因，上海图书馆的碑帖整理与研究中断了三十多年之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才重新恢复，并成立碑帖整理研究课题组，最初的成员有孙启治（顾廷龙助手）、陈先行（顾廷龙高足）和笔者三人，当年的笔者就像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为了爱好碑帖的志向，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旷日持久的“碑帖苦旅”之中。

如今，上海图书馆碑帖整理研究工作开展已经25个年头，许多新近发现的善本正通过《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碑帖珍本丛刊》等图书予以公布和影印出版，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上图碑帖精品与读者见面，让我们共同期待金石复兴的美好梦想变成现实。作者：仲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