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处于什么阶段（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P72—P73，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早期文明处于什么阶段?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早期文明处于什么阶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P72—P73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自《齐鲁学刊》2022年1期，武雪彬摘

中国文明是举世公认的古老文明之一，但其究竟形成于何时，在海内外学界迄今见仁见智，争论热烈，难以定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早期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问题，长期以来理解和取舍不一，分歧很大，导致对史料、史实的解读众说纷纭，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认识和判别。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早期文明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学派引发的中国古史大讨论，时至今日已经走过了曲折发展的百年历程。其间由于史学界几代学者坚持实证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异军突起，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众多相关学科学者的加盟，多学科的合力艰苦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时期以来，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特别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继推动下，关于诸多重要问题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全面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把距今5800—5300年的这段时期，确定为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既合乎逻辑，也大致合乎各方面学术资料初步揭示的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历史实际。

以上持续的研讨，一方面成就巨大，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一定的不足。一是在愈来愈热烈的考古学新发现、新材料探讨中，或多或少存在对文献互证作用的相对重视不够以至轻忽。二是对早期文明的物质技术层面探讨多，而对更能反映文明时代社会本质的制度层面的探索重视不够。对于早期国家的制度关注不够，包括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文明起源阶段制度探讨得不够深入精细，不仅不利于早期文明研究的深化，而且难以从中提取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

综上所述，从制度中提取早期国家或曰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成了研究工作中首先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探讨早期文明或曰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首先需要对文明本身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但需要明确高级到什么程度或曰什么社会发展水平。因而此种历史阶段的划分，一定要有明确的时代和社会标志。文明可以简明地定义为国家出现以后的社会。从字面和逻辑上讲，早期文明和早期国家是两个范畴，但都是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界定性概括或描述，形式上并列，根本上同质，具体含义上则各有偏重。确认早期文明社会是否已经形成，可以合乎逻辑地转化为确认国家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问题。早期文明或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即：（1）地缘联系取代了血缘联系；（2）公共权力机构亦即国家领导或曰管理机构的设立。但正是这两个“不同点”亦即国家或曰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在结合中国上古社会史实时遇到了若干一时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为了化解疑难、科学地解释和揭示我国早期文明起源、形成的史实，许多学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新见。历史上的文明都大体可分为物质技术、制度组织和精神哲理几个层面，因而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到与自身切合的着眼着手之处进行研究，进而从中提取文明的因素，探讨文明起源、形成的标志。以上探索推进了早期文明研究的深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对早期国家或曰早期文明社会形成标志问题更加见仁见智的局面。以上所提出的诸种标志或标准，虽能揭示文明尤其文明因素的起源，但往往并非文明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无法确证或标志早期文明的形成。

笔者认为，“文明”是与社会形态、国家形态相关的历史范畴，涵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方面或层面，固然从诸方面或层面都有迹可循，但更应着重从制度层面去探讨其形成标志。为此有必要先回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概括，重新深化对其形成的两大标志的认识。对于“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条标志或标准，结合中国早期文明的实际，笔者认为应该重新表述为：（1）地域联系超越（而不是取代）血缘纽带；（2）特殊的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立。

其中第一条的修订基于上古中国长期存在的血缘纽带，因而其必要性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显而易见。先秦国家建立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地缘、血缘纽带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地域或地缘联系虽然未能如雅典国家那样完全取代血缘纽带，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高于血缘联系，居于主导地位，体现了时代、社会的文明性质。

第二条基于《起源》自身的提法。恩格斯在说明国家与氏族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之后，马上就明确地称之为“特殊的公共权力”。从传世文献和卜辞金文等出土资料揭示的商周时代的情形看，军队的组建仍然基于亲族组织，甚至带有军队组织、社会组织和国人亲族组织一体化的特点。因此，上述“特殊的公共权力”，主要不是军队、监狱或法律等暴力镇压机器或手段，而应是早期国家基本通行的政治上层建筑——君权及其制度，特别是古代世界普遍盛行的君主世袭制。这是古代文明最重要也最醒目的制度性标志。在中国古代，历来盛称大禹开启的“父传子，家天下”的“天子”亦即帝王世袭制，标志着君主世袭制亦即华夏文明的全面形成，可谓历史上的典型个案。

之所以说君主制尤其君主世袭制是古代文明或曰早期国家最重要、最醒目的标志，是因为它作为刚性的制度安排，是古代社会形态中的政治形态，或曰国家结构形态中的上层建筑，位于社会金字塔的顶部，不仅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居高临下地决定了社会的君主世袭制国家性质，因而也最适合成为古代文明或曰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

无论从逻辑抑或历史实际看，由于人类社会存在共性，世界各地不同区域、族群的文明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因而文明的标志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或曰普遍性，这也正是人类早期国家或曰早期文明以君主世袭制为主流模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