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宋明理学的精华与糟粕（第四十五次长安街大讲堂）

第四十五次长安街大讲堂：陈来——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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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晚20：00，长安街读书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中国青年网等单位主办的“陈来：我所理解的宋明理学”之抗“疫”公开课第十九讲大讲堂，在长安街读书会及其党建、中直、京直、政法、企干、援疆、健康、地方、媒体、出版、博士团、英才中心等分会微信群，并在并在新华网客户端、央视频、咪咕视频、中国知网、百度百家号、腾讯新闻、微博直播、搜狐视频、今日头条、“青年之声”等平台进行。活动邀请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来，围绕着四次重版的优质好书《宋明理学》及其普及版《宋元明哲学史教程》，从宋明理学之正名、理学体系的特点及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三个方面，向读者分享他对于宋明理学的思考，以及我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了解宋明理学。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几经嬗变，对儒学及其价值的批判却始终持续不断，宋明理学更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在洋溢着浪漫激情的伦理革命中，还是在充满荒诞与严峻的政治批判中，“以理杀人”都成了人们鄙弃宋明理学的口头禅。这样的文化批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适应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但当我们距离百年前的社会环境越来越远时，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则使批判成了空洞的口号。

不少人以为程朱与陆王执着于一较高下；心学与理学水火难容、势不两立；以为“存天理、去人欲”就是对个体的扼杀。对于这种刻板印象，陈教授认为，“其实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是没有理解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没有弄清'存天理'的'天理'是什么，‘去人欲’的‘人欲’是什么？”“理欲之辩”需要放在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框架里来理解。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思想，即感性私欲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普遍法则，陈来教授认为，康德伦理学的基调就是人要用理性来克制感性。宋明理学讲的“天理”是指社会的、普遍的道德法则；而“人欲”不是全部的感性欲望，而是特指和社会通行的道德法则相抵触、相冲突的人的感性欲望。“把宋明理学的理欲观说成是'禁欲主义’是不对的，把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辩，等同于中世纪教会对教士的那种约束，也是不对的。

宋明理学为什么叫“理学”？“理学”这个“理”字是怎么贯穿在这个体系里？怎么贯穿在它的发展中？“理”这个概念最直接的来源是先秦儒家思想里的“天理”。但宋明理学所讲的“理”，没有停留在《礼记》对“理”或者“天理”的理解上。宋明理学创始人二程兄弟，借用了《诗经》《尚书》中的重要概念“帝”“天”“神”，对它们做了理性化的解释，提出“天”就是“理”，“神”就是微妙的变化，“帝”是对事物的主宰和调控。这颠覆了商周文化中把“帝”和“天”当作人格神最高主宰的观念。把古代文化中代表宇宙最高主宰的观念理性化，将其表达为“理”或者“天理”，是哲学上的进步。后来，随着理学家们的思想探索，“理”与“性”“心”“物”等概念产生意义勾连，成为贯穿在宇宙论、人性论、知识论和本性论的核心。理学之得名也与此有关。

关于宋明理学的历史定位问题，陈来教授认为，应该以“近世化”为关键的切入点。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出现了三件大事：新禅宗的盛行、新文学的运动和新儒家的兴起。这三件大事发展到北宋，形成了主导北宋知识阶层的一种新的精神表现。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实际上跟唐宋之交中国历史的深刻变迁相表里。魏晋以来的士族社会，到中唐以后，整个大趋势是向着平民化的方向发展。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的体现，但可以认为它是摆脱了类似西方中世纪精神的一个进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近世化”。近世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以前我们把宋明理学看作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封建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从近世化这个角度来看宋明理学，我们说它是摆脱了那种中世纪精神的、一种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是配合、适应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文化转向的一个部分。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下，我们会对宋明理学得出更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和评价，对宋明理学有一个平实的、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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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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