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最真实的解读（一起读资治通鉴）

1.赵武灵王向北进攻中山国，大兵经房子城，抵达代地，再向北直至大漠中的无穷，向西攻到黄河，登上黄华山顶，与大臣肥义商议让百姓穿短衣胡服，学骑马与射箭。他说：“愚蠢的人会嘲笑我，但聪明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这样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领地和中山国都夺过来！”于是带头改穿胡服。

读者以为：春秋时期的军事力量是以兵车为核心，兵车的多少决定国家的强弱，故强国为拥有一万部兵车，称之为“万乘之国”，其次就是“千乘之国”、“百乘之国”。春秋时期战争主要是中原地区的诸侯国争霸之战，而中原地区是广袤的平原，十分适用大规模的兵车作战，当时的兵车相对于步兵，具有碾压式的优势。春秋战争的常规作战方法是车兵负责带前冲刺，步兵随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就是车兵的数量。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由中原地区向四方扩张，作战地形也从纯粹平原延伸到了丘陵、山地、沙漠等地区。兵车到了丘陵、山地、沙漠区域，机动灵活性差的弊端则完全显现，已经不适合后期的战争需要。赵国在对北部胡人作战过程中，受制于胡人骑兵强大的机动灵活性，屡屡战败。车兵、步兵与骑兵相比，战场上表现笨拙迟缓，骑兵占优势时可以迅速合围包抄，而占劣势时可以迅速逃离，同时射箭的攻击射程长，进可攻，退可守，占据了主动权。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武灵王开始了“胡服骑射”改革，但注定是千难万阻的一场改革。

2.国中的士人有不少反对，公子成假称有病，不来上朝。赵王派人前去说服他：“家事听从父母，国政服从国君，现在我向人民宣传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章法，总以有利人民为根本；办理政事有一定常规，执行命令是最重要的。宣传道德要先针对卑贱的下层，而推行法令必须从贵族近臣做起。所以我希望能借助叔父您的榜样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公子成拜谢道：“我听说，中国是在圣贤之人教化下，用礼乐仪制，使远方国家前来游观，让四方夷族学习效法的地方。现在君王您舍此不顾，去仿效远方外国的服装，是擅改古代习惯、违背人心的举动，我希望您慎重考虑。”使者回报赵王。赵王便亲自登门解释说：“我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是楼烦，与秦、韩两国接壤，如果没有骑马射箭的训练，怎么能守得住呢？先前中山国倚仗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领土，掠夺人民，又引水围灌城，如果不是老天保佑，城几乎就失守了。此事先王深以为耻。所以我决心改变服装，学习骑射，想以此抵御四面的灾难，一报中山国之仇。而叔父您一味依循中国旧俗，厌恶改变服装，已经忘记了城的奇耻大辱，我对您深感失望啊！”公子成幡然醒悟，欣然从命，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他便穿戴入朝。于是，赵王正式下达改穿胡服的法令，提倡学习骑马射箭。

读者以为：一、周朝的服饰不仅仅是遮体御寒的作用，更是周礼中的一部分，服饰是阶级的标志之一，是区分社会阶层、维系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当时的中原服饰是衣宽大袖，相比胡人服饰的窄袖短袄，十分不适合作战需要，作战时讲究敏捷迅速、操作自如。赵武灵王充分认识到胡人骑兵部队的优越性，来如飞鸟，去如绝弦，决意改穿胡服。但在中原人看来，服饰代表着周礼，也是中原文化优越于胡文化的体现，改穿胡服等同于放弃了先进中原文化，反而学习弱后的胡人文化，是自我贬低，同时遭受其他中原国家嘲笑。一个小小的服饰改革的背后是涉及到文化优越性的评判，进一步涉及到政治理论主张的对错，所以赵武灵王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来推动“胡服骑射”。

二、改革有两种路径。其一是由边缘地带/领域，作为改革试点，然后视试点改革的效果来确定是否全面推广，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基本是按照这种路径来推进。其二是至上而下全面改革，由当权者带头并全面推动落实，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基本是按照这种路径来推进。赵武灵王改革显然是选择第二种路径，全面推广落实，其策略是让朝中最具实权，也是公族代表的公子赵成身着胡服来赞同改革。通过赵武灵王和赵成的对话，其实是一场改革与权力的谈判。赵武灵王改革期望值是通过“胡服骑射”提高赵国军队的战斗力，扭转长期深受周边各国攻伐侵略的困局，并借“先王”（赵肃侯）生前期盼富国强兵以明志；改革的代价则为以“胡服骑射”放下中原文化的优越感，面对遭受中原各诸侯国鄙夷嘲讽甚至围攻的危机。改革的期望值与代价是对等的，改革成功则继承“先王”遗志实现富国强兵，赵武灵王也实现个人威望的重塑与王权的统一。改革失败则违背“先王”遗志让国家陷入危机之中，赵武灵王也失去了统治基础。赵武灵王是以“先王”遗志和公子赵成作出政治交换，以赵成的支持来换取改革的推进，以改革的推进成败来决定权力归属，倘若失败，赵武灵王被迫将权力移交给赵成为首的政治派系。

3.公元前306年

秦昭王派向寿去平抚宜阳，又令樗里子、甘茂去攻打魏国。甘茂向秦王建议，把武遂归还给韩国。向寿、公孙坚决反对，但未能阻止，于是怨恨甘茂。甘茂心中恐惧，便中断对魏国蒲阪的进攻，逃走了。樗里子只好与魏国讲和退兵。结果甘茂投奔到齐国去了。

读者以为：前文公元前308年，甘茂带兵攻打宜阳，担心樗里子、公孙在国内后方中伤攻击，便与秦武王有了“息壤立誓”。以此看出甘茂与樗里子不和。而公元前306年已是秦昭襄王即位，芈八子为太后实际掌握秦国大权。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王即位必然需要树立个人威望、培植个人势力。樗里子即赢疾（樗里疾）本身是秦国王族，向寿是太后芈八子亲戚，显然甘茂不属于新王一派。于是调离权力中心，借以攻打魏国，同时安排樗里子共同领军用以制衡。加上国内向寿、公孙奭的构陷，甘茂求自保而奔齐。资治通鉴对甘茂奔齐的前因后果、经历过程都比较简略描述，只能推测芈八子为首的政治势力有意排挤甘茂，但甘茂奔齐应该不在芈八子的意料之中，毕竟一个为秦国立下屡屡大攻的文武全才，奔向敌国，于公于私都是莫大的遗憾和威胁，也许找理由让甘茂彻底消失才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