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发展及演变（儒学发展史整理）

要学儒学，首先我们得知道儒学的发展史只有知道儒学是怎样从仁义修身之学被歪曲、被利用，最后沦为统治工具的，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去伪存真，汲取精华，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儒学的发展及演变?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儒学的发展及演变

要学儒学，首先我们得知道儒学的发展史。只有知道儒学是怎样从仁义修身之学被歪曲、被利用，最后沦为统治工具的，我们才能知道如何去伪存真，汲取精华。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儒家由孔子创立。在先秦时期，儒家和诸子百家地位相当。儒家在先秦有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后来，刘邦推翻了秦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西汉政权建立后，摆在帝国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世人相信世上只有刘邦能当皇帝，而别人不能。在刘邦时期，皇帝听从了叔孙通的建议，通过恢复儒家礼仪的方式来降低臣民人格，从而彰显皇帝权威。此法短期有效，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汉初，道家的无为哲学在汉初时正好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从汉高祖、吕太后直到汉武帝时期的窦太后，在治国上都采用道家无为的方式，除秦苛法，与民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元气已经恢复。

经历了“七国之乱”，帝国迫切需要一个控制思想的纲领，来彻底解决皇帝唯一合法性的问题。于是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系统化地控制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特别地结合了庄子的思想概念，建立起了新儒学。其核心思想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理论对宇宙起源和运行提出了完整的解释。世界万物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于天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王者也要受命于天，这既为行使皇权提供合法依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而天最满意的是按照儒家规矩行事。此时的儒家已经脱离了孔子时期的本意。儒家呈现出宗教形态，儒教由此诞生。

宗教化的儒学思想成功地束缚了人民的思想。结果导致人们对老天爷的形成绝对信仰。汉代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相信鬼神和天命的朝代。汉武帝时期，大臣们不敢直接批评皇帝暴政，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也用天降符命来宣称自己是天选的。

但随着汉朝政权的动荡，有识之士率先觉醒，开始对迷信产生质疑。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武夫上台，一切来的简单粗暴，不再依靠思想来控制社会。

人们对迷信产生质疑后，开始寻找一种新的信仰。于是到了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家玄学替代。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试图恢复人的思考能力。玄学出自道家，同样是主张君主无为、回归自然。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解释，玄学认为，统治者只要治理好国家就具有合法性。而要治理好国家就须无为。

相对于“天人合一”理论，玄学对宇宙本质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宇宙不是由老天爷创造的，而是从“无”这个抽象概念中诞生的。从现在角度来看，这有点类似于宇宙大爆炸理论中的奇点。玄学中的“自然”与儒学说的“天”的区别在于，自然是独立运行的。另外，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导致魏晋时人们以自然田园为憧憬，于是产生了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派诗人，以及放荡不羁的竹林七贤。

玄学比起汉儒来是进步多了，但与同时期的佛教比起来，又过于浅薄。它过于倚重“无”这个概念，却又缺乏更深厚的内涵。

到了北魏时期，统治者重新认识到，佛教和道教都无法取代儒教对于社会的管理功能。虽然在皇帝的信仰上已经多元化，但在社会组织上，仍旧采用了儒教的一套。隋朝继承了北魏制度，仍用儒教维系政治结构，但科举的选拔标准多样化。同时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

到了唐朝，事情有了新的变化。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恰好也姓李。为了拔高出身，唐高祖李渊便尊奉老子李耳为其祖宗，奉道教为国教，并确立三教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

唐朝科举分为明经科、进士科，此外还有专长考试（明法科、算学科等）。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而进士科则比拼诗词歌赋，不用读儒经，因此造就了唐诗的繁荣。

到了武则天时期，武后为了取代李唐统治，于是命人制造《大云经》，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开始大兴佛寺，道教让位。后来唐玄宗李隆基恢复了李唐王朝，开始重兴道教。佛、道不断轮替，而儒家地位逐渐边缘化。直到安史之乱造成藩镇割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认为唐代的自由精神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社会结构，使得皇帝丧失了权威。要恢复权威，关键是要恢复儒教的中心地位。终有唐一代，儒学都未能树立起中心地位。面临佛、道的盛行，传统儒学又显得天生不足。

历史的车轮就到了宋朝。宋朝建立初期，由于统治者正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思想工作。直到宋太宗时期发生了农民起义，北宋统治者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开始逐步加强思想统治，兴起复兴儒家文化运动。宋初统治者推崇儒学，以“明纲纪”为目的，从而避免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

但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独尊。所以，从宋初到仁宗朝的末期，振兴儒学运动历时八十余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并未明显减弱。当时大多数普通人醉心于求仙拜佛。佛教、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生根已有千年，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渗透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和道教有着完备的思辨体系。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使人感到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它们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则显得浅显、粗疏，无论是对天道变化、宇宙生成的解释，还是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的论证，都比较直观、通俗，缺乏系统的理论和高深的思辨。

有鉴于此，一些精通儒学的大师们，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等，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为基本框架，以是否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大量吸取佛教和道教的理论成果。

将佛教、道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并且力求解决道德起源与道德修养等重大理论问题，从而创立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理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影响至深。

理学的本质是道德神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相比与之前的儒学，理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突破：

第一，对宇宙本原的重新解释。

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必然要包括宇宙论和人生论。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密切联系。其中宇宙论当中，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宇宙本原的解释，也就是哲学上的“本体论”。在孔子时代，儒家研究的核心是伦理学，对自然科学并不感兴趣，也没有给出解释。而汉代儒学所说的宇宙由老天爷创造，这一观点已经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也大大地限制了儒学的发展。在吸收了佛道理论后，理学对此给出了新的解释。理学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

“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即“天理”，是构成事物的根本规律。

从原先主观的解释变成了现在的客观。总体来说，这并不比道家说的“无中生有”和佛家说的“因缘和合而成”逊色多少了。

第二，提出了清晰可行的精神修养方法。

刚才提到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必然要包括宇宙论和人生论。而完整的人生论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

在佛道盛行的当时，怎样得道、成佛是那个时代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对此，理学也提出了自身的精神修养目的，那就是成为儒家的圣人。

得道、成佛需要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而成为圣人只要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即可。具体修养方法就是《大学》中所说的“八目的”，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完善了以上两大理论的基础上，朱熹将《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文章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对四书作了注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被南宋统治者所推崇，成为了官方解释，并作为科举的法定教科书。

理学的理论和科举的完美结合，为百姓构建了一个既能满足底层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又能满足中层的情感需求和尊重需求，还能满足顶层的自我实现需求的完整体系。该体系之坚固，使得要想从内部瓦解是万万不可能的。直到六百多年以后的二十世纪，在外力的帮助下，才将这一体系彻底摧毁。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在方法论上是存在缺陷的。“八目“中的第一步“格物”的主要方法是靠观察，靠观察就能领悟事物的规律，并在功利性的驱使下，学子们变得越来越想当然。而事实上，科学的主要手段是实验。

理学的诞生，弥补了传统儒学的先在不足，为儒学走向巅峰扫除了障碍。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但宋朝是一个文化开放的朝代，政府对思想的控制力自始至终都不强。如果宋朝不灭亡，程朱理学或许还无法取得控制一切的地位。

宋朝灭亡后，上台的元朝在哲学和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政权。在对汉人统治上，元朝政府完全照抄南宋的哲学和科举，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至高无上地位。而蒙古人依旧信奉喇嘛教。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确定了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进一步垄断了思想。

至此，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已经到达了顶峰。

正当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走向巅峰之时，西方的文艺复兴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明代时，西方进入了超车的轨道上，开始发展出代议制、宪政制，同时对民间的放松推动了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在科学上，西方发展出了一套认识世界的新方法——观察、实验、归纳、演绎、验证，从此西方走向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历史总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或许就在本世纪，我们又将会迎来一个唯心的时代、一个向内求的时代。

就在理学诞生的同一时期，儒学又发展出了另一个重要学派——心学。心学由程颢（1032-1085）开创，陆九渊（1139-1193）继续，王阳明（1473-1529）完成。心学的核心思想是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也就是说，心学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人心的产物。人的本性就是天理。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四句教”。心学提出了一个完全有别于理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方法论。根据心学的方法论，我们能将所学的知识转化成为内心的能量。出现问题也要从内心查找原因。

虽然从学术上划分，心学也算大的理学范畴，但心学在本质上和程朱理学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格格不入和反传统，所以心学并没有受到官方推崇，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传承。但在心学追随者中仍旧出现了不少名士。“晚清第一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和效法王阳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也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蒋介石去了台湾以后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堂后，以一篇研读心学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导师杨昌济的器重。后来受心学方法论的影响，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心学后来远播海外，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都是心学的信徒。还有当今日本商界的孙正义、稻盛和夫也是心学的信徒。

理学和心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儒学思想完全成型。

明朝开创了讲学的风气。明末以顾宪成为首的学者们在无锡重建了东林书院，弘扬士大夫传统，以程朱理学为宗，恢复保守精神。开张后吸引了大批名士前来讲学，逐渐形成东林党。东林党人擅长结党和理教之争，但缺乏治国才能。崇祯帝清除魏忠贤阉党，东林党人重新得势后，崇祯帝发现东林党人并不好用，面对巨大政治和军事危机束手无策，以至无人可用，国破家亡。东林党人试图以理学为武器，用道德净化整个社会。但道德首先就没能净化统治者，没能净化东林党人。

历朝历代始兴终衰皆因重驭世之术,而轻经世之道。

在春秋战国时，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后来到了刘邦时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但这时大臣们总还有个座位。到了宋朝时，连座位都消失了。到了明朝时，建立了君父的观念，皇帝就是父亲。清朝时，大臣就成了奴才了。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在清朝被统治者歪曲和阉割，成为了奴才哲学。

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指的自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统治阶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说成是儒学教义，但是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出处。

另一方面，清朝的文字狱和八股科考对文化的摧残，让清初的文人终于开始从根子上反思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问题。在清初三大家倡导下，试图将理学时代的务虚哲学引向务实，强调客观和物质，避免构造空虚的“宇宙真理”。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大体系，更愿意从小处入手，考证具体问题。

这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有着惊人的吻合，不再空谈，只研究可以用逻辑和观察验证的领域，建立起了考据学、政治学、声律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到1840年-1911年间，中国人迅速拥抱西方体系，并产生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大家，这比印度、美洲、东南亚的集权国家都要短的多，唯一能超过中国的只有日本。

而正是这一慢，中国输掉了国运。

后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又遭“批林批孔”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慢慢被人记起。

整个儒学发展史成了中国人人性尊严的摧残史。儒学没有能够求中国，不是因为儒学无用，而是因为儒学只是统治工具，只是皇帝的新衣。

儒学的核心在于“内圣外王”。统治阶级都没有做到“内圣”，何以“外王”。儒学虽然统治上千年，却依旧没能改变封建王朝外儒内法的本质。

2022年9月1日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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