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与印第安人交流（最早在曼哈顿地区生活的黑奴为何讲西葡语）

于施洋

2020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日耳曼研究系“贝娅特丽克丝女王”讲席教授、伯克利国际问题研究所和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德伍夫（Jeroen Dewulf）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侃侃助理教授邀请，主讲了“殖民、去殖民与后殖民：荷兰视域中的全球史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其中一场以1616-1664年间新尼德兰（今纽约曼哈顿地区）的黑人语言为例，讨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使用伊比利亚语言的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

讲座海报

该讲座基于他2017年的专著《圣灵降临王与刚果王：美洲荷属奴隶被遗忘的历史》[1]和2019年在《洋泾浜与克里奥尔语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讨论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极其细腻的问题：1614-1664年荷兰人占领新尼德兰（更为人所知的大约是1664年英国夺取新阿姆斯特丹后将其改名为纽约），向当地输送了不少黑奴，这些黑人之间用什么语言进行交流？

《圣灵降临王与刚果王：美洲荷属奴隶被遗忘的历史》

这个问题的起点在于，克里奥尔语学者以往研究荷属美洲殖民地发生的语言接触时，往往局限于苏里南的萨拉马坎语，以及阿鲁巴、博奈尔、库拉索岛上的帕皮亚门托语，普遍认可其受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影响很深；但学界很少了解，荷兰人短暂殖民新尼德兰时期，同样通过贩卖和解放黑奴留下了不少西葡语成分。这样，研究范围可以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拓展到北美曼哈顿地区，更加生动地还原历史交往过程。

17世纪尼德兰在北美的一些殖民点

德伍夫教授首先回顾了17世纪荷兰西印度公司向新尼德兰贩奴的历史，之后分析这些黑奴的来源地（中非），再举出档案材料证明一些黑奴确曾使用葡语，以及他们接触葡语的可能性和掌握的程度。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在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广阔背景中，新尼德兰与中部非洲、巴西东北部的关联，而且从语言延及文化和宗教。

根据德伍夫教授的考察，目前已知的文字记载，如1628年的一封教士书信，将黑奴抵达新尼德兰定位在17世纪20年代后期，最初是从西葡两国的船只截获，也有法国私掠船带来，包括从巴西黑奴贸易中“分流”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支持对哈德逊河周边的开发；此外，1642年巴西马拉尼昂和伯南布哥爆发起义，荷兰军官们转移到新尼德兰，携有不少黑人仆从；之后，接连两批非洲黑奴在累西腓“滞销”、口粮成本巨大，最终也转移北上。总之，到1664年新尼德兰落入英国手中，黑人占到当地人口的6%-8%，而且主要是城镇居民，因为周边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种植园。

之后，作者借助纽约州殖民时期档案手稿，通过部分登记造册的“姓氏”（记作“来自某地”），考察了上述黑人有来自几内亚、佛得角等地，但主要是安哥拉、刚果人，因为葡萄牙支持阿丰索1506年成为刚果王之后，在南方沿海地区建立了“完善”的贩奴机制，多在安哥拉的罗安达装船出发，通过葡萄牙船、或者是荷占七年间（1641-1648）的荷兰船，抵达新尼德兰。

进一步推敲，这些黑人的母语应当是金邦杜语，少部分讲基刚果语，因为同属班图语，比较容易沟通，所以他们定居北美后并不一定以荷兰语进行交流。但是，德伍夫教授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使用中非语言与葡萄牙语的混杂语——他不仅在一些法庭、教会档案及荷兰西印度公司日志上找到了指涉，如“他们说葡萄牙语”、“紧急需要能读写葡萄牙语者”，某些人出庭需要翻译、曾在巴西传教或担任军官等，而且发现了唯一的直接引用——用荷兰语解释不通的两个葡语词。为此，他又回溯了这些黑奴可能接触葡语甚至以其为母语的地区：中非故土（葡语一度成为刚果欧化的教育语言），35天的跨大西洋航船上，或者巴西东北（葡语作为甘蔗种植园协作、彰显天主教身份或传播新教的语言）。作为对比，荷兰人希望在北美新尼德兰用荷兰语传播新教，但一度采取葡萄牙语为权宜之计，而且很快被英语所取代。

总体而言，德伍夫教授的论文和讲座考虑周全、论述平衡、起承转合十分明晰；他立足荷兰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及历史，凭借广泛的语言基础（荷、德、英、葡、法），细密的一手文献阅读（殖民时期法庭文书、教会结婚洗礼档案等），将荷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庞大主题化入语言接触、语言转移和语言混杂的具体情境，国内西葡语教学和研究很难做到这样的资料占有，而且学科发展六十余年来主要都在关注“正统”和“标准”，较少顾及方言、更不用说历史上的语言接触问题，虽然这是西葡两国在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普遍而影响至今的遗产。

有趣的是，德伍夫教授的论文原题为“新尼德兰黑人人口中的伊比利亚语言元素”，但他的材料和论述主要集中在葡萄牙语，而对西班牙语观照不多；不过，他在讲解中用6个页面（共49页）展示了从阿姆斯特丹到累西腓、苏里南、库拉索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会堂，还专门解释了“此处”“拉迪诺”（ladino）一词的所指，虽然“人数不多、影响有限”。鉴于这些是国内学界还比较陌生的概念，可能并不具有混淆的基础甚至导致理解脱节，在此作一些补充说明。

美洲最古老的犹太会堂，1636年建于累西腓

德伍夫教授在脚注5表示：“拉迪诺”在这里指的是接受了伊比利亚生活方式的非洲人，显著特点是遵从天主教仪礼、使用伊比利亚（克里奥尔）语言。学者大卫·维特（David Wheat）在2016年专著《大西洋的非洲与西班牙的加勒比》中称，“对伊比利亚宗教的逐渐熟悉，伴随着对伊比利亚语言技能的获取，后者可能还帮助突显了前者”，而约翰·利普斯基（John M. Lipski）在2005年《非洲-西班牙语言史：五个世纪五大洲》中总结“‘说基督徒的话’，就是这个词的来源”。“拉迪诺”是跟bozal/boçal相对的概念，分指西葡语的流利程度高低，这在伊比利亚社会是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决定一个人被视为完全的“拉迪诺”人，还是只有四分之一或一半血统。

德伍夫教授在这里澄清的，倒是“拉迪诺”比较原初的概念，根据西班牙语最早的词典、1611年的《卡斯蒂利亚语语言瑰宝》，ladino跟latino同义，后者是西班牙境内破坏了拉丁语纯洁性的蛮族所说，前者是对语言纯正优雅者的称呼，因其谨慎理智，延用于（做生意）精明能干的人，比如受过洗礼的摩尔人，或者仔细揣摩过“我们”语言、几乎“真假”莫辩的外国人。需要注意的是，这跟直观认为latino出自latín是反过来的，ladino才是语言乃至血统纯正的代表，肩负着拉丁语族的文化和利益。

但当时的ladino并没有把“外国人”直接跟“非洲人”或者“黑奴”划上等号，德伍夫教授特意区分的，是更加窄化的概念：用ladino指代从西班牙流散出来的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这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支犹太研究所采取的术语。

这跟西班牙、荷兰、美洲又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我们一般对德国、波兰的犹太人比较有印象，殊不知，这一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10世纪前后才从伊比利亚半岛行商迁徙过去的。犹太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定居，历经西哥特、阿拉伯人政权，社会经济方面都比较自由宽松，有学者认为还存在过一个犹太文化的“黄金时代”。

但到了基督教王国之下，尤其是15世纪后半叶的天主教双王时期，受到宗教偏执和国库亏空的双重挤压，犹太人在1492年遭遇最严厉的驱逐令，除非受洗改宗，否则只能带少数随身物品限期离境。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只好先向葡萄牙去，不久又遭葡国驱逐，之后向地中海盆地扩散，直至大部分定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一线；还有五千多人1593年从葡国北上，前往信仰新教、相对宽容的低地国家。著名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就出生于这样的犹太家庭，祖上从西班牙埃斯宾诺莎镇到葡萄牙、爷爷带全家来到阿姆斯特丹，而画家伦勃朗的住宅就在犹太区旁边。欧洲这些犹太社群一直发展和保持到二战之前，他们自称“塞法迪”犹太人，就是希伯来语里“西班牙”的意思。

塞法迪犹太人又是如何前往美洲的？大概有三波浪潮，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后两波：19世纪后半叶阿根廷、乌拉圭启动欧洲移民招募计划，应征者虽然看起来是“意大利人”“希腊人”，实际上有大量的塞法迪犹太人；而从十九世纪末兴起到二战发展到极致的排犹恐慌，也让许多塞法迪犹太人前往美洲，但1924年美国移民法采取限额制度后，95%的限额给到欧洲移民尤其是西北欧移民，没有获得资格的东南欧犹太人只好南下拉美。

犹太人前往美洲的第一波浪潮则比较曲折：恰恰发生在大航海、驱逐令时期，既有从西葡出发的改宗者，也有从尼德兰出发的塞法迪犹太人。这两条路径中，前者较早、检查制度也时松时紧，比如哥伦布和科尔特斯（1485-1547，墨西哥征服者）的探险队伍里都有改宗者，但劫后余生的塞万提斯1582年给西印度理事会、1590年给国王菲利普二世写信，想在美洲殖民地捞个一官半职，就没能通过“资格审查”，因为他血统可疑、姓氏有中世纪犹太人的痕迹，只能当个税吏（犹太人的传统行业）。但是，也有不少“新基督徒”成功地隐瞒了“祖宗八代”，获得了到殖民地管理、经商的职位，著名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撰写《西印度毁灭述略》，揭露殖民者的种种暴行）、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神父（记录整理阿兹特克传统文化）祖上都是改宗者，可以说，改宗犹太人是西班牙进行跨大西洋帝国统治的重要角色。

从尼德兰前往美洲则相对容易很多。1568-1648年，低地国家坚持要从菲利普二世统治下分离，不仅本土作战八十年，也在西葡的美洲、亚洲殖民地逡巡，比如1600年前后在西属菲律宾周边多次挑起正面冲突、包括“吓”沉仓促改装出战的圣迭戈号商船。尼德兰占据北美哈德逊河口、南美葡属巴西和加勒比地区正是在这一期间。17世纪三十年代，伴随军官、士兵、海员而来的有不少塞法迪犹太人，他们在欧、非、美洲之间大展拳脚，成功运作了奴隶贸易、银行金融、烟草、精制蔗糖、印刷和医药行业，包括熠熠发光的钻石产业，随之建立会堂、学校、慈善和商业仲裁机构，甚至征到土地专作墓地。

尼德兰对葡属巴西的进攻

由此，回到德伍夫教授提及的塞法迪犹太人语言问题：他们带来了“伊比利亚语言元素”吗？是的，塞法迪犹太人使用的语言也被称为“拉迪诺”，大概最初也是想说他们作为外族，“基督徒的话”讲得之好、让人完全听不出差别来吧——犹太人的语言水平确实很高，有许多都在穆斯林政权充当翻译和智库。这种“拉迪诺”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句法、词汇基本保留自14、15世纪的古西班牙语，被塞法迪犹太人持续使用，早期以希伯来字母拉什体记音，19-20世纪采用拉丁字母，到最近半个世纪文化复兴，可以见到不少歌词、诗歌、小说，仔细读来，跟现代西班牙语只有一些音素和词形上的区别，习惯之后很容易辨识。德伍夫教授提到，有历史档案记载23名塞法迪犹太人跟随某教士于1654年从巴西来到新尼德兰，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相互之间使用拉迪诺语，也就是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语。

西葡流散出的犹太人所投身的跨洋贸易网络

花了好大的篇幅，似乎才说清楚德伍夫教授的一个“背景知识”：因为有从西班牙流散到尼德兰的塞法迪犹太人，新尼德兰地区应当有人使用西班牙语的亲缘拉迪诺语，但是从对黑人奴隶的影响看，应该还是葡语作为通用语的几率更大。

无论如何，通过德伍夫教授的展示，我们对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的理解变得更加多元而具体，甚至仿佛有了声音的刺激。而通过一定的串联，我们也些许窥见最近半个世界拉美和美国的犹太研究成果，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比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2019年访问阿根廷时，低调前往犹太会堂的举动，并理解其放开流散犹太人入籍政策背后的渊源和策略。学术研究注重“变动”，犹太人作为“流散”的代表性人群，在各个地区和文化的穿插演变，包括对各个“本体”的刺激，都是值得重视的经验。

2016年Adriana M. Brodsky专著《塞法迪，犹太人，阿根廷：社群与国族身份1880-1960》

当然，中国学者也不必妄自菲薄，学术立场和传统原本不同，但从中可以反思的，是尽可能通过语言拓展信息和学科的边界，用具体的问题去撬动“区域研究”的发展。

注释：

[1] Jeroen Dewulf: The Pinkster King and the King of Kongo: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America's Dutch-Owned Slaves, UP of Mississippi, 2017.

[2] Jeroen Dewulf: “Iberian linguistic elements among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New Netherland (1614-1664)”, in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34:1 (2019), pp. 49-82.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