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是怎么葬送明朝的（到死也没有明白）

当李自成攻进皇宫内城时，他怎么也不相信，皇帝家的银子怎么这么少？他搜遍了整个皇宫，只搜刮出十几万两白银，珠宝首饰更是少得可怜。相比之前的福王等藩王动辄几十万的家财资产，真是小巫见大巫。

回到在崇祯自杀10天前，崇祯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皇亲国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其中内阁首辅魏藻德带头捐赠，捐了巨款500两白银；国丈周奎，与明王朝休戚与共的国丈，皇帝知道他有钱希望他多捐点，带头捐个10万两，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皇帝没办法，降到2万两，这位仁兄马上进宫，找自己的女儿周皇后，周皇后希望父亲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并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可这位父亲，昧下2000两，最后总计捐了1万3000两。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到20万两。

李自成在皇宫里没有搞到银子，就把大棒对准了崇祯朝的大臣们，他搞了个“比饷镇抚司”，把崇祯朝的大臣和富民都抓过来狠狠拷打，逼他们出钱助饷，最后，竟拷打出7000万两银子。

曾经的内阁首辅魏藻德要投降，被拒，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那个国丈周奎，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这么多的白银，要是早拿出来，何至于国破人亡？

崇祯之“穷”，那是真的穷，宫中从无宴乐之事，龙袍穿破了也不舍得换，修修补补继续穿。至于对大臣，那就更是刻薄寡恩，能口头奖励搞定的事情，绝对不花银子赏赐。

崇祯之“穷”，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守阜成门的赵士锦，有文《甲申纪事》为证

“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又在《北归记》中，感慨道“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皇帝这么穷，那银子都到哪去了？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答案，要从明朝的根本货币制度和社会环境来分析：

1.明朝失败的货币政策

明朝的货币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大明宝钞，钱钞并行，白银货币化。

大明宝钞是一种纸币，是明朝唯一通行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是一种无本金，不兑现的纸币发行制度。而这样一种制度的实行，由于没有金银或铜钱作为主币。无法使用其自身的价值作用，来自发调节纸币的市场流通量。同时，当时纸质较差，大明宝钞难以耐久，又易于仿制。

而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导致市场流通上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虽政府强制执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但其贬值极快，民众纷纷弃之，终以失败告终。

钱钞并行，明朝以前，铜钱一直是中国古代商品交易中的主流货币。其发行权为封建中央政府的所掌握。明代的铜钱共有3种。通宝，私钱，古钱。

前期宝钞发行之时，铜钱退出了流通，同时白银的货币职能也被剥夺，只变成了一种商品。但在实际的商业活动中，铜钱的角色却是不可替代的。纵观整个明朝历史，铜钱的铸造和发行政策都是非常混乱和不连贯的。而且在铜钱发行中，最大的问题是私铸的盛行。

这在明朝始终存在，而且数量不菲。私钱，可是伴随着铸钱出现在历朝历代。因为铜钱作为金属货币，与纸币不同，本身是有价值的。一般铸造发行的，是不足值的货币，发行者可以在实际价值和法定价值的差价间获得铸造的利润。

由于明代铜钱种类的多样化，且政府为了取利，刻意在铜钱铸造上做手脚，铜钱质量堪忧，于是民间盗铸成风，以至于私钱与政府铸钱都流行于世。

政府虽在打击盗铸上有所行动，但根本原因在于铸钱的质量低劣。使得盗铸的成本降低，因此伪钱屡禁不止。而政府一再强调铸钱的收入，主管铸钱的官员和工匠又从中营私舞弊，明代实际做出来的制钱质量经常很差，与私铸钱币没有多大差别。

白银货币化，宝钞与铜钱的失败使人们最终选择了白银，白银实际上并不是我国富有的矿产，相反产量很少。作为与铜钱并行的流通货币，政府虽一再禁止白银用于经营交易，但未能稳定的宝钞价值和铜钱质量，所以白银的使用也未能禁绝。随着民间的需求，白银虽不被政府承认，但它却成为民间公认的货币。

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使白银成为唯一缴纳税收的货币，使白银的地位更加稳固。并且明朝官员的俸禄，由最先实物粮食供给逐渐发展成由本色和折色构成。本色粮食，折色宝钞，但随着宝钞的持续贬值，实际官员的俸禄也缩水了。在统治集团的内部，反对宝钞的声音也日益强烈，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以本色粮食与折色白银的支付方式。其中折色的白银比例越来越高。到万历初年，官员的俸禄已经称为俸银。名称的改变清楚地表明，官俸白银货币化的实现。

还有明朝的军费。在前期多以军事屯田解决，但明朝末年，军事行动开支巨大，军屯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军费开支也以银子作为货币支付，并形成制度。

中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明朝时的商业，经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业的发展使得贸易货币制度向前发展，白银价值的稳定，在贸易中成为成为支付的首选，加上明朝失败的货币制度，白银在明朝中后期成为了主流货币。并在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后，白银在国际贸易中已成为传统，被各方接受。随着贸易的深入，大量的白银被进口。而白银货币化也对大明王朝的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白银的多与少

明朝中后期的白银经过了一个“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过程，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通货膨胀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解除海禁的初衷来源于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开关表现出来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已完全更改了明朝的祖制。这对明朝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倭患减轻，开关之后，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 。开关的效果也间接的影响到北方局势，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

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如棉纺织业、丝织业、茶叶种植与加工业、制糖业、造船与航运业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使得东南沿海产生了大批的豪富、商贾。

促进武器交流，隆庆开关还对明朝的火器的大规模装备军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通过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来购买西方先进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绳枪、红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装备使得明朝在后来的对内对外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后金的八旗子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武器的厉害。

白银流入中国，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欧洲人在美洲开采到的"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更加稳固了白银作为主流货币的地位。

白银的流入，活跃了商品市场，繁荣了经济，也让整个明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当白银过量流入中国时，出现了“物贵银贱”的现象，这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还不是当时明朝最主要的问题，白银的过量流入，带来最严重的问题是：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意味着明朝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控制权，明朝已成为实质上的“银本位制”国家。此时，“银本位制”下失去了货币控制权的危害，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但在1610年以后，我们将看到，它毁灭性的力量。

通货紧缩

1610年开始对外贸易开始萎缩，海外白银流入明朝的动力开始下降，这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原因：

英国，荷兰海盗的兴起，早期横行世界海域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几十年过去了，英国和荷兰也走上航海时代的历史舞台，他们的迈出第一步就是抢，使得海上生意风险很大；

西班牙陷入了通货萎缩，西班牙由于一方面白银的外流，另一方面进口了大量的物品，使得国内货币供给不足，西班牙政府开始有意识控制在马尼拉的贸易，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在马尼拉的贸易开始减少。

日本减少了和中国的贸易，日本的德川幕府在控制了日本政治后，赶走了葡萄牙人，引进荷兰人，减少和中国的贸易。而葡萄牙人原本一直占据澳门作为和中国做贸易的据点，这个过程对中日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丝绸，陶瓷和茶叶等这些主要出口产品需求减少，导致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已接近停止。

经济崩溃

当通货膨胀时，物贵银贱，银子被用来兼并土地、购买房产，或就窖藏到地下。使得土地和房产价格变得异常昂贵，并逐渐集中的各权贵手中，普通百姓根本就买不起。

当出口繁荣时，大量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茶叶这种经济作物，用于生丝、丝绸、棉织品、桑蚕、陶瓷等非食用类产品的生产，导致粮地减少。

当出口急剧减少，通货紧缩时，大量的非食用物品的白银价格在急剧下降，反而是物贱银贵。由于耕地的减少，粮食价格高涨，经济危机对江南地区的打击尤为严重，而这里是明朝最主要的产粮区。

明朝后期的税收制度，是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由于税赋需折成白银，农民必须将出售谷物得来的铜钱折成银两去交税，但此时银价已经上涨，这样使得农民的税赋愈发沉重，沉重的税赋引发的后果会让农民活不下去，引起农民暴动。

农民的税收不上来，各地拖欠严重，朝廷的库银大幅减少，无法支付辽东的军饷，剿灭农民军的军费。

可明朝好歹也经济繁荣过，通过贸易积攒了当时世界1/3的银子，那么多的银子到哪去了？

3.银子到哪去了

银子的流向，有几个去处

朱家的子孙后代

朱元璋规定，“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

朱元璋规定，皇亲国戚，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也不用为国效力当官统兵，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享朝廷俸禄。

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已达157000余人。明末更多，达20万之多。

明代皇族子孙享有特权，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无需交税，甚至可以在地方收税、鱼课、盐店。

并且各个皇室宗亲没事就生孩子玩，如: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随着宗室人口的迅速增加，宗室领取的俸饷总数目巨大，禄米拨给的总数远超出国家各地一年的岁供京师的粮食。

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成都附近州县土地70%在王府名下。

可见崇祯皇帝，只是帮朱元璋养子孙后代，就要花掉国库收入的大半，何谈怎样攒钱打仗？

藏富于官

明末后期，明朝已立国将近200余年，吏制败坏，贪污腐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土地兼并、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矛盾积重颇深，传统农耕受到严重破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组成的利益集团把持朝政，这一官宦资本集团掌握着整个明帝国绝大多数的土地、财富、舆论权、政治和经济特权。

他们疯狂敛财，并且在政治上抱成一团集体维护自身利益。此时土地、白银等社会财富迅速地流向了皇亲国戚、朝廷官僚。而与之相对的是赤贫的百姓，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破产农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官员中的代表就是东林党，他们就是为官宦资本集团代言，更准确点说是为江南财阀代言。东林党早期领袖李三才，曾经多次公开上奏抵制皇帝征收江南的工商税，而李三才个人的家财有470万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明朝一年的赋税收入。

东林党人，在遭受阉党迫害时，打的是“社稷苍生”旗号，而一旦攫取了权力，仅仅只是纯粹地为所代言的集团和个人谋取私利。在明朝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东林党人却纷纷成了投降派、骑墙派、吃瓜派。大学士陈演在之前崇祯募捐时，硬是一毛不拔，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却积极主动上交了4万两银子。

乃至崇祯皇帝临死前留下一句话：大臣误我。

文官集团拥有这么多财富，这也要怪朱元璋老先生。自朱元璋开国以来，就做出规定，举人以上功名，全家免税。

每三年一次乡试，也就是说每个省每三年会多出大概300个举人（不算恩科），于是200多年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士族阶层，他们不用交税，自然能比别人更快地积累财富。因为不交税很多农民发现，在这些老爷那里租田来种，比种自己的田还划算，不如把土地卖给老爷，再从那租过来种地。这样也加快了土地兼并。

而老爷们高高兴兴地做自己的大地主，后来不满足于做地主，于是他们开矿山（不交税），开工坊（不交税），开商铺（不交税），搞海运（不交税），放高利贷（更不用说了）。很快，他们就垄断了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这种情况下，皇帝的银子从何而来？

银子到不了北京

明朝的税收制度是非常混乱的，搞清楚“税收去哪儿了？”，就知道银子为什么到不了北京。明末税收一直面临两个困境一是“收不拢”，二是“收不到”。

“收不拢”是因为明代计税以实物为主，不同计量单位的税收无法进行汇总，更没法统一调配，一般是从哪里收，直接分到哪里去，中央缺乏统一调配税收的能力。

例如：A地需要军费，包含军饷的白银，军粮，草料。B地税收折银，C地缴纳粮食，D地缴纳草料。在调配时，B地的白银会运往太仓，然后拨给A地，而C和D地的草料直接运往A地。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正是由于这种纷杂的制度存在，朝廷无法有效地调配税收，不能将税收用在刀刃上。尤其是为了应对战争，需要额外开支的时候，很难从纷繁的收支渠道中归拢资源，最后只能加派。

“收不到”是说明末的税收并不仅仅是白银，而是由白银和实物税两部分组成的。而实物与白银之间“折银纳税“却是个灾难。

对于纳税主体农民而言，粮食比白银更保值才是，为了纳税将粮食兑换成白银则又要遭受到两个“汇率”的盘剥，一个是市场的米价，一个是纳税时的折银比。

战乱与灾荒的年月，白银往往换不到粮食。农民纳税时要将粮食换成白银，在明末白银输入量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银贵米贱”的局面。商人往往会压低米价，白银流入减少造成的通货紧缩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白银在交付官府的时候，其数额依据的是你田地粮食的产量进行折算，这个折银比往往是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要高得多，农民交粮，要受二层盘剥，而缴税的过程中又充斥着各种贪污，克扣，火耗等问题，农民实际交的税要高得多。

而官府收上来的税几经倒手，又到了商人手中。官府的白银送到目的地又要采购粮食物料，就必须要通过商人和市场进行买卖。把持粮食和白银的地主和商人就可以利用米价和银价的差价从中套利。所以白银怎么也进不了朝廷的府库。

战乱来临，商人地主开始藏银，使得白银不断退出流通，结果不仅造成通货紧缩，而且农民缴税越来越难，负担越来越重，索性就反了朝廷。

这个锅又要我们崇祯皇帝来背了。

崇祯想要解决钱的问题，可是他下面的官员不支持，而官员代表的是地主阶级。明代中后期的官场已成为争权夺利的战场，在权力角逐之中，帝国也风雨摇摆，没有人帮助崇祯看明白，银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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