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作家临终前说的话（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01 缘起

作家叶永烈在其《戴厚英苦涩的婚恋》一文中曾称戴厚英是"一代才女"。而关于戴厚英，坊间道听途说的东西很多。其实，真正了解或采访过戴厚英的人并不多，叶永烈是其中之一。

叶永烈曾说他是"破例"采访了戴厚英。为什么那么说呢？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因为他曾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忌写上海同行；忌写异性同行；忌写年纪相近的同行。而这几条，戴厚英恰好都符合。

那么，叶永烈又是为何破例采访了戴厚英呢？按照他生前接受共识网采访时的说法，首先，是他觉得戴厚英的故事特别引他的注意；其次，是戴厚英很愿意与他谈；再就是，他们对很多问题有共识，所以戴厚英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而这三点，对于以纪实文学见长的叶永烈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叶永烈曾经说："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

作家叶永烈

叶永烈清楚地记得采访戴厚英"是在一场暴风急雨降临在她头顶的时候。"那年，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成了众矢之的，她本人也因此遭到严厉地批判。而那一切，自然引起了非常敏感的叶永烈的注意。

采访之前，叶永烈仔细阅读了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诗人之死》两部长篇，以便对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心里很清楚，《诗人之死》中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早已离世的诗人闻捷，而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戴厚英本人。

叶永烈打算以撰写《闻捷之死》为切入点，然后逐步深入了解正处于漩涡之中的戴厚英，并通过他的文字让人们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02 初会

尽管同在上海，但叶永烈的家距戴厚英住的地方很远，坐公交往返要近4个小时。即便是这样，叶永烈事先并没有跟她联系。那时的她，几乎不与上海其它作家交流，独来独往，且不愿接受采访。因此，叶永烈担心在那样的状态下预约采访她可能会被拒绝。

那是1985年6月初的一天，叶永烈来到复旦大学一幢宿舍楼，在那里，他见到了戴厚英。

“一代才女”戴厚英

在叶永烈的眼中，戴厚英略显文弱，没有想象中桀骜不驯的样子。戴厚英没有拒绝叶永烈的采访，也许，当时身处困境中的她需要那样一个机会，需要深深地呼出一口闷气。

得知叶永烈的来意后，她建议另约时间来谈，因为谈闻捷之死会使她的情绪波动，她担心那会使她无法平静地完成下午的授课。

戴厚英还善意地提醒叶永烈，写那样的报告文学很可能会得罪某些人。她说可以先谈一些自己的情况，让叶永烈听完后再决定写还是不写。

那是叶永烈第一次采访戴厚英。他们像两个老熟人那样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拘束之感。后来，叶永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叶永烈了解到，戴厚英1938年出生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家中7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小时候，祖父认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但在哭着要念书的坚持下，她得以读了几年私塾，后又考进中学。

1956年，18岁的戴厚英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而就在那年，她的父亲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些意见而被打成了"右派"。四年后，她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次年，便与青梅竹马的男友结婚。

叶永烈得知，戴厚英是先入了中国作协，之后才入的上海作协。叶永烈很清楚，那明显是不合常规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她不太正常的人际关系。

曾经的上海作协大门

在那天采访过程中，戴厚英提到想读叶永烈的报告文学作品，叶永烈便将一本登有他《思乡曲──马思聪传》一文的《文汇月刊》送给了她。或许，戴厚英是想看看他报告文学的写作风格，以便判断他是否适合写闻捷的故事。

03 再会

据叶永烈回忆，戴厚英当天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她表示，如果叶永烈一定要写闻捷，她会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她又表达了对此事的犹豫，她说作为一个单身女作家，她只求安宁与平静，实在不希望自己在世时将闻捷的故事公诸于众，使之成为公众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几天后，叶永烈应约又一次去戴厚英家，对她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采访。

期间，戴厚英接到闻捷女儿的电话。在她们非常亲切的交谈中，戴厚英说了叶永烈准备撰写关于闻捷的报告文学的事情。她说，叶永烈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不会把闻捷的故事简单地当作社会新闻来写。

戴厚英之所以那样说，应当是出于她对叶永烈的了解以及阅读其作品后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随后，她征求了闻捷女儿的意见，闻捷的女儿让她自己决定。

诗人闻捷

据叶永烈了解， 闻捷去世多年以来，戴厚英与他的3个女儿一直保持着联系，对她们十分关心和爱护。叶永烈认为，戴厚英把她的爱献给闻捷的女儿们，其实，是对闻捷爱的延续。

闻捷是在1961年初到上海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虽然和戴厚英同属一个单位，但最初几年里他们并无交集。

戴厚英回忆，1968年，闻捷在被撵出"样板戏"《海港》剧组后，离开上海跑到了北京，后被造反派押回。上海作协和上海京剧院随即成立了一个联合审查组，专门审查其在北京期间的活动，而戴厚英本人作为审查组成员参与审查。一个多月后，虽然没有查出闻捷有什么问题，但他还是被关押在了上海少管所。之后不久，审查组惊闻其妻杜芳梅自杀身亡。

当时，戴厚英和一位同事被指派到杜芳梅的工作单位了解情况。她们得知，闻捷接受审查后，杜芳梅单位里的另一派开始批斗她，并在外滩刷出"打倒闻捷"的标语。在受到极大精神刺激的情况下，心力交瘁的杜芳梅自杀离世。

闻捷和夫人杜芳梅

闻捷对妻子的感情很深，所以，当他从戴厚英那里得知她的死讯后极其悲痛。而闻捷那悲痛欲绝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戴厚英，也促使她对闻捷那个人开始有了一些了解。

04 情感

关于自己婚姻破裂的过程，戴厚英对叶永烈没有避讳。她说，由于丈夫在安徽工作，他们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文革"期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她联系了安徽芜湖造船厂，准备调到那里工作。

就在戴厚英调往安徽前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她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调动工作不成，又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家庭矛盾就此激化，于是，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1969年，戴厚英和闻捷一同被下放到了位于奉贤县的"五七干校"，在同一个小组劳动，由此，他们之间的接触自然而然多了起来。

上海市五七干校大门

戴厚英告诉叶永烈，闻捷当时虽然已经46岁，但依然单纯得像个孩子，几乎信任所有的人。

戴厚英承认，在劳动之余，她阅读了闻捷的作品，并且爱上了他。而那份难以描述的情感，她自己也不曾料到。

叶永烈根据戴厚英的回忆写道，在此后对戴厚英3个月的审查和批判过程中，她被要求不许跟任何人讲话，否则，会被认为在笼络群众，博取同情。而与此同时，善良的闻捷看到了她的倔强，佩服她的毅力，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

05 绝恋

叶永烈通过戴厚英了解到，闻捷在戴厚英的面前，从不掩饰他对妻子的怀念。他告诉戴厚英，他和杜芳梅相识于延安，感情深厚。他那些充满感情的诗都是写给杜芳梅的。彼时，他和妻子一个在新疆一个在北京，天各一方。于是，他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写进他的《天山牧歌》等情诗里。

后来，随着戴厚英与他感情的加深，他更是经常谈到已经逝去的妻子。戴厚英说："他非常天真、纯洁，从不会伪装自己。他毫无顾忌地在自己以后的恋人面前谈到对故去的妻子的怀念。"

闻捷与友人

这或许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但那不但没有让戴厚英感到不快，反而使她更加深了对闻捷的理解。

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受到了多方的干涉，《文汇报》的一份简报中更是将此称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海市当时的负责人在简报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进行批判。

随后，各种批判袭来，闻捷的身心受到了无情的摧残。1971年1月，这位著名的诗人在经历了身心和情感的多重折磨后，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令他痛苦不堪的世界。那时，他只有48岁。

06 反思

尽管戴厚英和闻捷的感情经历只有几个月，也未曾结婚，但毋庸置疑，闻捷依然活在戴厚英的心中。她坦陈，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像闻捷那样的人。

戴厚英说："我没有死。因为我从闻捷的死看出，死是没有用的。我把痛苦埋在心里，我非常怀念闻捷。" 她怀着对闻捷深沉的爱，经过痛苦的反思，写出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作家戴厚英

叶永烈认为，闻捷对于戴厚英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闻捷那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关于这一点，戴厚英也曾多次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可见那段感情对她的影响之深。

那时，戴厚英已被调入复旦大学工作。此后不久，她又撰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叶永烈看来，这篇小说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写作手法，好于《诗人之死》。

不曾想，此书出版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她所在的复旦大学组织了人道主义大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人明显分为两派，支持和反对的人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后来，那场声势浩大的批评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其结果是，美、法、日等国陆续出版了此书的译本。

1985年，叶永烈在采访戴厚英本人和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她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她看后非常满意，但她认为当时的上海作家圈很复杂，担心此稿发出来会对叶永烈不利，但叶永烈说："我无所谓。"

此后，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戴厚英所料，由于某种难以言说的原因，此稿终无法在上海发表，只好转发青海某刊物。2011年，它被作为首篇文章收录于叶永烈《文坛风云录》一书中。

《文坛风云录》叶永烈著

07 非命

戴厚英是在1996年8月25日遇害的。

55天后，杀害戴厚英的凶手陶锋坐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叶永烈则坐在离他约两公尺的地方旁听庭审。他在做笔记的同时，仔细地观察了陶锋在法庭上的每一个反应。

之后，叶永烈采访了出庭作证的戴厚英的弟弟。他了解到，陶锋曾拿着他爷爷写的便条请戴厚英帮忙在上海找个地方打工，而他的爷爷是戴厚英读中学时的老师。

那天，陶锋又来到戴厚英家，见只有她的侄女戴惠一人在家，便起了谋财之心，他趁戴惠不备将其掐晕。恰在此时，戴厚英回来，陶锋见事已败露，便用菜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

叶永烈说，戴厚英不幸遇害的当晚，香港《明报月刊》就请他赶写有关戴厚英的长篇纪实，在该杂志上连载。于是，他连夜完成了一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在此刊物随后的两期上刊出，成为当时关于戴厚英最为详实的报道。

接着，叶永烈根据庭审和采访记录，以及其它资料逐期写下去，最终成就了《非命》一书，也算是对戴厚英的一种纪念。

《非命》叶永烈著

戴厚英之死当时在海内外震动很大，也曾引发一些猜测。叶永烈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死因和她的一生，无意中起到了澄清事实的作用，《非命》一书也因此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08 评说

2006年3月的一天，叶永烈接受了《合肥晚报》特约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如何评价戴厚英时，叶永烈说："戴厚英才华横溢，一生坎坷，受尽'左'的迫害又死于非命，我非常理解敬重她。"

他还说:"我认为戴厚英可贵之处，是她敢于说真话，她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文革'中，她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人，但她知道自己错了，她能坦诚地承认。把自己的思想脉络说清楚。其实那场批判《人啊，人》的运动反而帮助了她，提高了她的知名度。戴厚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她后来写的《空中足音》比《人啊，人》还好。她对家乡很有感情，对母亲很孝顺。对安徽人民也充满了爱。"

戴厚英、叶永烈与韩素音夫妇

回忆起当年采访戴厚英的过程，叶永烈曾对共识网的记者说："我觉得采访她还是很值得的，这是唯一的一次破例，别的都是赶上谁去世我写篇文章来纪念，但是都没有这么深入的交往。"

曾经有一段时间，戴厚英的对外联系有很多的不便。德国的汉学家马汉茂先生写信给她，商谈给她出书的事情，复旦大学予以退回，称"查无此人"。后来只好给叶永烈写信，他再套一个信封寄给戴厚英。他说："可见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现在，叶永烈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生前，他用平实的笔触记述了他眼中的“一代才女”的一生，给读者用心诠释了一个真实而可信的戴厚英，为此，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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