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佛什么时候受五戒？儒家五常

东汉年间，来自天竺的佛教逐渐传入我国，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为了适应在中原的传播，也不断地进行着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调和。隋唐时期，佛教进入鼎盛阶段，并形成了完全汉化的佛教宗派。

即使如此，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我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儒家始终有着不小的争执与冲突，“三武一宗灭佛”便是佛教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四次法难。

北宋时期，虽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排佛、灭佛的大事件，但理论上的排佛之议在文人士大夫们中从未停下，比如朝堂上的重臣范仲淹、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排佛倾向。

面对这些优秀的儒家代表们的攻击，北宋的佛教徒们则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们努力在思想理论的深层次上使佛教与儒学融为一体。

这其中，佛门中的一位高僧提出了儒家“五常”=佛门“五戒”的理论，大大缓解了儒学与佛教的冲突，他就是被誉为“一代孝僧”的——契嵩禅师。

契嵩禅师（1007--1072年），俗姓李，字仲灵，自号潜子，出生于藤津（今广西藤县）。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年六十六岁。

契嵩7岁时，母亲钟氏将他送到本地东山寺内。13岁时落发为沙弥，一年后即受具足戒，并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四处周游生涯。

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文学界兴起一股古文运动的热潮，他们羡慕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尊敬儒学，排斥佛教，一时也成为文人士大们的一种风尚。

有着千古伯乐之称的欧阳修，在当时也对佛教颇有微词，认为佛门的出家人都是平庸之辈。

契嵩禅师针对来势汹汹的排佛浪潮，专门写成一篇《辅教篇》的文章，阐明儒、佛二教的思想实质，上奏到朝廷，以反驳欧阳修等人的辟佛之说。

当欧阳修读了契嵩禅师的《辅教篇》后，不禁拍案叫绝，第二天就约上韩琦一道去拜访契嵩禅师，他们一见如故，畅谈终日不愿离去，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于是，契嵩禅师一下出名了，上至皇帝宋仁宗，下至文人士大夫，无不为之所倾服，轰动了当时文坛。

那么，契嵩禅师究竟提出了什么理论，能让大文豪欧阳修为之改变思想，不再排佛呢？

契嵩禅师调和儒佛争执的理论是属于高层次的，他不像早期的佛教徒那样，简单地从字面上寻找儒佛两家的相似之处，而是在心性论上找两者的相同的，他认为：

“古之有圣人焉， 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为其教者也。”

契嵩禅师还说“儒者，圣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这也就是说，儒家和佛教都是圣人之道，一者治世，一者治出世，分工虽然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互不可缺。

在此基础上，契嵩禅师全面调和佛教的戒律和儒家的纲常，他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了起来。

佛门五戒就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儒家“五常”就是我们熟悉的：仁、义、礼、智、信。

契嵩禅师认为，不杀生就是仁，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语就是信。这样，佛门的“五戒”就成了儒家的“五常”。

同时，契嵩禅师还提出了“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

在以往的儒、佛冲突中，孝道问题往往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契嵩禅师极力宣扬孝道，承认孝在戒先，实质上是承认了儒家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表面佛教自愿向儒家靠拢。

正是因为如此，契嵩禅师作为北宋佛教界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大家，他提倡佛儒调和，宣扬孝道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了“一代孝僧”之美誉。

契嵩禅师的这些理论，甚至影响了北宋的一些大儒，如张载、朱熹，以及南宋时期的陆九渊，他们的“天命之性”、“心即理也”、“发明本心”等学说，与契嵩禅师的禅学思想有不少的契合之处。

契嵩禅师的儒、佛融合的理论，使宋代的儒学家们从尊儒排佛，到重新认识佛教后，对佛教采用取长补短的方式，促成了儒学与佛学的融合，使儒佛两教和谐相处，乃至北宋以后的历朝历代，再也没有发生无论大小的排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