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经历了几年（五四运动回忆下）

作者：何思源 来源：《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

在当时，我对于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一九一九年冬我留学美国，十一月间到芝加哥大学报到注册。该大学教务处的员工知道我是中国北京大学来的，都大吃一惊。他们说：“北京大学校长是国民党人，推倒几千年专制政府满清，现在又打伤了北京政府的三个部长，真是了不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当时的美国文化界有很高的威信。那时一般人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版税每元抽一角五分，独蔡元培的著作，每元抽版税三角，因为他的著作一出版，外国人马上就会翻译过去。芝加哥大学一位教“比较政治”课的教授查理茉利安有一次对我说：“美国人没有你们中国水平高。在美国虽有一些重大的罢工运动，但都是经济性的，为了自己加一点工资，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中国人的知识、生活水平虽低，但为的是国家、民族。如五四，北京大学一些为数不多的人，居然能号召全国，推倒政府，夺回土地，是我们美国远远不及的。”五四运动在美国反应的强烈，在国内是体会不到的。

一九二一年冬，我在法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太平洋九国会议讨论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时，要中国与日本在会外单独协商，中国与日本各派代表七人。国内打电报叫我代表山东学生，力争不准中、日会外单独协商，要由大会通过。我和段锡朋、童冠贤、罗家伦、吴之椿等在华盛顿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向中国出席九国会议的代表团的请愿游行。学生们堵住中国公使馆的门口。我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及代表顾维钧等说：“你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今天就不许你出这个门”。施肇基说：“你来参加当一个代表好不好？”我当时一只手插入衣袋，美国警探疑心我要掏武器，就立即把我包圈起来。施肇基对警探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散开吧。”

我在欧美留学七年，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二年。当时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我代理经济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经常出席由鲁迅主持的教务会议。一九二七年夏，中山大学的领导权已被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朱家骅等所窃夺。作为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代表朱家骅、傅斯年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那时，鲁迅支持中山大学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学习马列主义的活动。但朱家骅对学生组织这样的学习活动采取抵制态度，主张对学生进行蒋党反动的统治教育。为此事曾有过一场辩论。鲁迅在教务会议上讲话说：“我是主张学生要有研究自由、活动自由、组织自由的，这是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传统。”鲁迅的意思是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火烧赵家楼，提倡科学和民主；当时北大有《新青年》、《新潮》派，也有《国故》、《学衡》派，学术空气很浓，学生运动活跃，难道我们现在办中山大学还不如那时的北京大学么？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要中大倒退十几年吗？朱家骅却说：现在国共合作，和那时候不同，那时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的教育就要有领导地进行。鲁迅反驳说：我们按照三大政策办教育，又和三大政策有什么冲突呢？五四时代的学生活动是反对北洋军，现在学生的进步活动，则防止新的封建统治。三大政策就是防备军阀统治的再起。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五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抓走了好几百中山大学学生。鲁迅在当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朱家骅知道后也参加了，校长戴季陶没有参加。到会的不一定是主任，也有教授。我参加了这个会。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面担保他们出来。”朱家骅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驳斥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罢工罢市。那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为什么不营救他们呢？”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在那样情形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鲁迅有办好中山大学的愿望，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形势突变，他的愿望不能实现，就决定辞职了。

一九二八年，我回到山东任省教育厅长。一九二九年，正是五四运动十周年的时候，发生了省立第二师范公演《子见南子》话剧的事件。第二师范所在地曲阜，是孔丘的家乡，有孔林和“衍圣公府”。孔氏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第二师范于这年六月排演了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上刊载的林语堂所编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轩然大波。孔氏家族认为是亵渎了他们的“宗祖”，向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控告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国民党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来山东査办。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为维护其封建法西斯统治，尊崇孔丘，明令规定每年孔丘诞辰要举行纪念。曲阜孔氏封建宗族既然得势，并得到孔祥熙（当时任工商部长）作后台，气焰十分嚣张。那时，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极右分子张继陪同帝国主义分子、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到曲阜参观，受到孔府的隆重款待和珍贵馈赠，他们也给孔府撑腰打气。这时适逢孔祥熙陪同蒋介石路过济南，孔叫嚷“要严办公演《子见南子》事件”，因此这一事件特别复杂，很难处理。那时蔡元培当国民党的监察院长，我请他到青岛商议此事。他同教育部长蒋梦麟来到青岛。蔡先生对我说：“斗争一时还完不了”。蔡先生反对让孔府封建势力过分嚣张，就非正式地对孔府进行批评，定下调子，并在上面大力周旋。在他的支持下，这一案件，以“查无实据”而了案。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调任教育厅督学，后任高中校长。鲁迅曾将此案始末辑入《集外集》中。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阶段，《子见南子》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扑。

一九四八年，我当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曾到赵家楼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尚未盖房。回忆五四时的情景，我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时，北平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了。许多小报的记者向我作何感想，我说：“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游行示威运动。学生运动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就自然平息了。”从那时起，我已觉悟，我的前半生弯路不应再走下去了，决定辞职不干。一九四八年冬，我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运动。解放后我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指导下，才真正给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曾对台湾广播十四次；经中国新闻社向国外发稿约四万字；编中法字典、编德语文法四百页；出版了《天文学与天体照像学》（从俄文版译的）、《卡尔．马克思》（译自德文青年读物）、《保罗．郎之万》（译自德文本）、《西藏纪行》等译著。共写、译文章四十八篇。

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我国历史正处在一个伟大转折过程中。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展望祖国灿烂的前景，使我无限兴奋。我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虽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但我还要老当益壮，本热爱祖国之忱，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继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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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思源 来源：《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