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趣摸鸟的代价 童年拾趣摸鸟的代价

我读小学时学校在离家很远的街上。那会儿叫公社，后来改叫乡，现在又改叫镇，不知以后还会改叫什么（有小道消息说不久将要改为区了），反正我们只叫它街上。

学校过去叫“马号”，据说解放前是土匪喂马的地方，现在的老人们还习惯叫马号。如果有人问：“你家的小孩（一般是指孙子孙女）在哪上学？”他们就会说：“在马号”。年轻人就会偷偷地笑，“养马啊？”

老家三面环山，一面傍水，面山而居，去上学要翻过一架山梁。山上的鸟儿特别多，小朋友也特别喜欢摸小鸟玩，教室里经常可以听到小鸟的叫唤。于是，办公室里也就经常有小朋友手里端着鸟，羞答答地低着头站在老师面前受训。我也曾经同样被训过。

大概是上二三年级的时候，记得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几个小孩下队去摸鸟（当小鸟还不会飞还在鸟窝里需要鸟妈妈鸟爸爸喂食时就被连窝端了我们叫做摸鸟），第二天就被告发了。

我们小的时候上学，可不象现在，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接送。无论家有多远，全是自己走着去上学的。老师出于对我们的安全考虑，就把每一个生产队（改革开放之前的体制，现在大概叫村民小组吧，我也说不清的）的学生分成一个组，选出正付两个队长（一般都是由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全组同学必须排成一队，由队长“押”着回家，如果有中途擅自下队（离队）的，队长就会及时报告给家长和老师，严肃处理，轻则罚站，重则挨揍。

因为这次下队的情况很严重（下队人数较多，牵扯的班级多）班主任便把我们交给校长处理，校长又把我们交给“甜”主任（后来才知道，“甜”主任并不姓甜，姓唐，因为他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非常和蔼可亲，师生就给他起了个“甜主任”的外号），他让我们按高矮顺序纵队站好。我当时个子最矮，就排在最前头。于是他就先问我：“知道为什么叫你到办公室来吗？”

我怯怯地，低着头，小声地嘟囔着说：“不知道”

甜主任又说：“真的不知道吗？”

“嗯”，我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甜主任这时走到我跟前，躬下身子还想说什么时（他也许是想搜身吧我猜），我便“哇”地一声哭了。

“怎么啦？”

大家都紧张起来。

原来，甜主任嘴里的旱烟袋锅烫着我的脖子了，顿时起了一个大水泡（那时的上了年岁的男老师差不多都抽旱烟袋的）。

老师们都跑过来，有的说应该这样，有的说应该那样，一片慌乱。

最后还是校医李老师给我涂了碘酒就不怎么疼了。其实我心里暗自庆幸，因为这样，老师可能就不再处理我们了吧，我心里很得意。

可是，我们的甜主任倒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站在我跟前默默地抽着烟。

记得那天老师还是很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几个，并叫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检讨书，交给了各自的班主任才算了事。

放学后，甜主任在路队长的陪同下，带着我来到我家，见了我父母，倒是母亲感到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些对小孩没管好，给老师带麻烦了，以后还望老师严加管教等等的话。

大概是缘分吧，后来我竟与“甜主任”我们的唐老师同在一所学校任教多年，每当说起这件事时，他都会很不好意思。我却感到是件很好玩的事，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也会经常讲给我的孩子们听，讲给我的学生们听。

我也会经常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瞎议论：现在的学校怎么了？现在的老师怎么了？现在的家长怎么了？现在的学生怎么了？唉，无可奈何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