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为康熙挡剑 康熙派韦小宝上五台山向顺治请教治国良策

数千年来，我们以炎黄子孙自居，称自己为华夏民族，何谓“华夏”呢？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这就是“华夏”一词的来历。

与华夏相对应的则是“夷”。“夷”，就是带弓箭的人，发展到后来基本上就是游牧民族的通称了。自两汉王朝后，华夷又多了个新的称呼——胡汉。名称虽异，实质依旧，汉人因为有“礼”加持的优越感，一如既往的鄙视夷与胡人。

每逢华夏民族遭遇游牧民族、胡族的欺凌、侵略，“华夷之辩”都会成为捍卫华夏正统，保护华夏文化的思想利器。每到这个时候，打不过弓马娴熟的胡族的汉人总会画个圈圈诅咒你——“胡人无百年运”！

你别说，汉人的这句咒语还真邪性：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鲜有国祚过百年的。

惟一的异类，就是由女真人建立的满清政权，即便是到了晚期的种种不堪，国祚也近三百年之久了。

清人是如何打破“胡人无百年运”这个诅咒的呢？

《鹿鼎记》中，康熙为了寻找父亲顺治，处心积虑的将小桂子打发到少林寺出家，然后又将他安排到五台山侍奉出了家的顺治。

韦小宝不负所托，终于找到顺治并救他脱险，顺治却不愿意离开五台山，让他带给康熙一套《四十二章经》，并让韦小宝转告康熙：“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康熙怔怔听着，眼泪扑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双手发抖，接了过去，打开所袱，见是一部《四十二章经》，翻了开来，第一页写着“永不加赋”四个大字，笔致圆柔，果是父亲的手笔，呜咽道：“父皇训示，孩儿决不敢忘。”

金庸担心读者如韦小宝一样不明所以，于是借天真有邪的韦小宝之口问康熙：“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

金大侠是如此解释的：“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员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 百姓哪里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不喜欢读书，喜欢耍小聪明的韦小宝被康熙的一席话震撼了，为“永不加赋”四个字深深折服。

后来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几位大儒劝他称帝，重举反清复明大旗时，他甚至振振有辞道：“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过得比明朝的时候好。”

此处写为“明朝”，而不是前朝，应该是为了突出韦小宝无知无畏的流氓嘴脸。

韦小宝说出这样有板有眼的话来，大概是忘记了死在“扬州十日”的九岁爷爷了。

康熙讲的虽然是实情，但仔细琢磨，怕是这话经不起推敲。明王朝统治者组织兵马抵御满人的欺凌，让吃瓜群众凑份子似乎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崇祯勤政爱民，勉强算是个称职皇帝，“穷奢极欲”四字无论如何和他是沾不上边的。“钱不够用”最主要是因为对付满清国防费用超支，崇祯与他的臣子政治觉悟不高，都不愿意拿出私房钱来共渡时艰，只好退而求其次盘剥百姓了。

加赋、加税是事实，但原因却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金大侠的这个解释有因果倒置之嫌。

诚然，明王朝灭亡是有多方面、深层次原因的，但满清的入侵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严格讲来，明王朝从风雨飘摇最终走向衰败覆亡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终明之世，北元始终是困扰大明帝国的主要军事威胁。即便到了晚明时，双方再无大的战事，明王朝仍不得不沿长城一线大量驻军以备不时之需。

在东部沿海地区，倭寇成了明帝国的大患，戚继光的抗倭，明王朝出于宗主国的虚荣出兵抗日援朝，虽然明王朝战胜了日本，但也几乎耗尽了国库。

还未等明帝国恢复元气，就不得不面对风起云涌的民变。流寇越剿越多，后金政权又崛起于白山黑水间。打仗，无异于烧钱，与满洲人的萨尔浒之战，终于引发了明帝国财政的崩溃。

明王朝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停加赋，与满洲人的步步紧逼有关。

明晚期的田赋加派名目繁多，但最主要的有三种：辽饷、剿饷、练饷。而其中的辽饷、练饷又与满洲人的侵凌有着直接的关系。

辽饷，是因与满洲人在辽东战事紧张、军饷不足而加派于民的赋税；练饷，是由于烽烟四起，明王朝深感兵力不足，于是未雨绸缪练兵七十三万，由此专门增派的赋税。据统计，明末辽饷计900万两，练饷一年则为730余万两，仅此两项，每年就增赋1600余万两。

要知道，明帝国承平之时的财政年收入不过区区400万两而已。

康熙吹嘘“永不加赋”，不过是在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罢了。

早在满清八旗入关之初，顺治还在关外，多尔衮就代表清政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明王朝道：“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巩固政权，迷惑吃瓜群众，清政府及时推出了减税新政，称“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如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嘴上讲得天花乱坠，行动却是南辕北辙，为了满足王公贵族的贪欲，安置二十余万八旗将士及其家眷的生活，在京畿地区开始了疯狂的跑马圈地运动。

于是乎马蹄到处，汉人地主变成贫民，贫民变成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南窜，“有父母夫妻同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有得钱数百，卖其子者；有刮树皮抉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乌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

损人利己的跑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方才结束。

北京周边的广大农民就算是乐意交纳更多赋税给这些新的统治者，也不可得矣。

而清政府吹嘘的“我朝革命，首除三饷，与民休息”执行情况又如何呢？

顺治在位期间，有关废除明末加派赋税的谕旨多达十余次。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清初财政困难，有关谕旨形同虚设，事实上“辽饷”、“练饷”一个也不能少。所谓“永不加赋”，最多只是宣传与安抚的性质，说说而已。如果执行到位，也就没有必要反复强调，甚至在退位后仍将“永不加赋”四字送给康熙，当做政治纲领来执行了。

真的“永不加赋”是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才开始的，就是在这一年，屁股在龙椅上坐踏实的康熙终于良心发现，当然也是为了躲过“胡人无百年运”的诅咒，谕定丁银总额，规定“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第二年又重申此谕，诏告天下，“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此，“永不加赋”成了清政权的既定国策。

在康熙之后，清政府每年所征地丁银稳定在3000万两上下。相较而言，清王朝的农业税确实比明末的有所减轻，且征收相对规范。

正是因为“永不加赋”这四个字，满清政权这才安然的躲过了“胡人无百年运”的诅咒圈圈。

从一定程度上讲，《鹿鼎记》中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于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