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表现(大豆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

作者 | 罗格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表现(大豆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1)

这是一场规模盛大、多年不曾举行的朝会。台坛上的赤色帐幕,用黑色的羽毛装饰着,显示着神秘的威仪。各方诸侯北向而立,仰望着那个八彩色朝服的少年天子。他的左侧身旁,站着他的叔叔,那个辅佐先王克殷建周、主持国家大政的周公姬旦。

公元前1037年(周成王七年),周公姬旦苦心营建的东都洛邑,终于宣告竣工了。在这个天下中央之地,受长兄姬发临终之命、已经摄政第七年的姬旦,操持了自姬诵继周天子位以来的第一次天下诸侯会盟。

这次被称为“成周之会”的会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环节。为了象征周天子位居中国,统御四方,除了诸侯们各自带来了封地方物,四面八方的戎狄部落,也带来了各地的特产,来到“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洛邑,进献给周王室。在进献贡品的人群中,一位来自燕山以北的山戎使者,向天子献上了当地的土特产——一种名为“戎菽”的植物种子(《逸周书·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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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文物何尊。记载了营建东都洛邑之事。

菽,也就是大豆。这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大豆最早的明确记载。而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在“宗周”镐京地区,人们既会去野外“采菽采菽,筐之莒之”(《诗经·小雅·采菽》),也会在田地中“岁聿云莫,采萧获菽”(《诗经·小雅·小明》),“采菽”是采集野生的大豆,“获菽”是收获田间耕种的大豆。

而此时,来自北部边疆的山戎族,已经将当地的“菽”作为自己的特产,献给“后稷”的后裔周天子,当地种出的这种金黄色的种子,足以让这个北方民族心怀自豪。

不过,大豆这种食物,此刻在中原大地,还只是黍稷这些主角们的陪衬,或是只能作为周天子和贵族们尝尝鲜的小菜。真正等到它迸发出深藏的巨大力量,还要等到数百年后,各方诸侯开始高举“尊王攘夷”之名,而行称霸中原之实的时候。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它会向人间展露出自己的两幅面孔,一面是让无数人赖以维生的天使,一面是视生命如草芥的魔鬼。

第一节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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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个叫“弃”的孩子和他的族人

在先民的想象中,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邰氏的女子姜嫄,因为踏着天神脚印,而诞下了一个神奇的男孩。害怕这个孩子的姜嫄把他抛入隘巷,不料连过往牛马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这孩子身上,大鸟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为这孩子保暖。

这个差点被抛弃的孩子,就被取名为“弃”。

弃从小喜欢的游戏,就是收集野生的谷物以及各种瓜果的种子,用自己的小手撒播到地里。五谷瓜豆成熟了,茂盛整齐而子粒肥盛。当他长大之后,就教自己的族人耕田种地(《诗经·大雅·生民》)。为此,尧帝也请他做了农官,被人们尊称为“后稷”,尊为周人的始祖。

“后稷”的传说,说明周人在早期就是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夏商之间,周人几次迁居戎狄之间,虽然和戎狄不断接触,但始终保持着农耕的传统。经历了数代人的跋涉之后,周人最终举族迁徙到了土壤肥沃、适宜农耕的岐山之下的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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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之一

而“后稷”这个称谓,实际上也印证了,从有正式文字的商代开始,黄河流域人们的主粮,就是以黍、稷为主。“黍稷重(先种后熟的谷)穋(后种早熟的谷),禾麻菽麦”,尽管《诗经》中记载的农作物名称多达21个,但其中出现最多的黍和稷,一共出现了76次。

依托于周原这块美丽肥沃的土地,擅长种植黍稷的周人,不断发展壮大,进而伐纣翦商夺得天下,随后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其中姬姓封国共53个。

也正是在翦商三年之后,姬诵的父亲、周的开国君主姬发功成身死。但成周之会上,诸侯济济,戎狄归附,礼乐诗书,由这个家族统治的国度,就像朝霞一样璀璨,令人心生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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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诸侯形势图

然而,公元前771年,一出烽火戏诸侯的“好戏”,让几乎所有的诸侯,在犬戎人兵临镐京城下的时候,选择了远远观望。第二年,继位的周平王正式将国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这个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诸侯们看来,曾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天子,此刻就像一个林妹妹般、寄人篱下的远房表亲。

随着分封的继续、戎狄的侵占、诸侯的吞没,周天子直辖的“王畿”,逐渐仅剩下成周东西二百里,诸侯们连原本应该定期给天子送来的朝贡,也似乎遗忘了。公元前725年,平王去世后,继位的桓王甚至因为没钱,而派人向鲁国索求助葬费用。公元前707年,繻葛(今河南省长葛)一战,周联军被郑国军队击溃。从此,天子的威信更是一落千丈,诸侯们或许在心里冷笑了两声,从此再不把周天子的礼乐和征发当回事了。

02 天子王冕上的金色珍珠

与此同时,在王国的西方和北方,那些被成为“戎”或者“狄”的部落,没有了原先周王室的限制和打压,更加野蛮生长,迅速壮大,时不时南下交侵中原各国。另一边,不再听从周王室统一号令的诸侯,也只能走向一线,独力抗击来自外族的劫掠。

数百年前为周天子献上“戎菽”的山戎,携着刀光剑影回来了。

公元前714年,山戎入侵郑国,被郑庄公率军击退;前706年,山戎越过燕国,大肆入侵齐国,齐僖公不得不请求诸侯救援。郑国公子忽率领军队帮齐国解了围。

公元前664年(鲁庄公三十年)的冬天,山戎再次南下侵扰燕国。接到燕庄公求援的齐桓公和鲁庄公谋划北伐山戎。第二年开春,齐国军队三百乘战车、以及上万人的先锋部队出征。这一仗,从春天一直打到冬天,最终逼迫山戎向北转移,遁入燕山以北的辽阔草原。(《左传·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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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一整年的北伐中,齐国军队在山戎收获了两样重要的战利品——冬葱与戎菽。凯旋之后,齐桓公将这两样战利品,“献捷”于周天子。这颗300多年前由山戎献于周天子的戎菽种子,就像天子王冕上的金色珍珠,这场有些刻意安排的“献捷”,仿佛是齐桓公对自己威权的一次宣誓,是齐国为周天子夺回了名誉的桂冠。

也正是这一次北伐,山戎培育出来的大豆优良品种“戎菽”,得以“布之天下”(《管子·戒》),这也是先秦时期有记载的最重要的一次大豆物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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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大豆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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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豆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诸侯,在葵丘会盟,这是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齐桓公从此问鼎中原,成为首位霸主。齐桓公一定不会想到,他从山戎之地带回大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从此,霸主的地位,每一位诸侯都将觊觎窥伺,思索着“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问题,而大豆,将会让无数生灵从此被绑上逐鹿天下的战车,成为问鼎中原的生命燃料。

第二节 古今一大变革的生命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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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四战之地的农业决策和崛起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晋阳城下,传来了一件让所有诸侯瞠目结舌的重大国际突发事件。

两年前,把持晋国国政的智伯瑶,联合韩康子、魏桓子两家,讨伐赵襄子,但在晋阳围攻两年而不下。无力再耗下去的智伯便引晋水灌晋阳城。就在情急之时,赵襄子暗中说服韩、魏两家临阵反水,以水倒灌智家军营,智伯兵败身亡。

为了免除智氏后患,赵、魏、韩联手屠杀智氏家族两百余人,并且瓜分了智氏封邑。尽管赵、魏、韩三家仍然留着晋国国君,实际上却将晋国的土地瓜分殆尽。曾经“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春秋五霸之一晋国,几乎已经名存实亡。

这一战七年之后,魏桓子之孙继承魏氏领袖。尽管魏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方“诸侯”,但拥有的领地却被紧紧地包裹在中原晋西南一隅:向西一河之隔便是秦国,东边是一同参与瓜分晋国的新兴韩氏,北面赵氏的领地直接压在魏氏的头上,而南面则是秦、楚、郑的拉锯地带。夹在中间的魏氏,可谓是“四战之地”,只能励精图治、挖掘这块土地上的潜力,才有可能在群雄环伺中生存下来,而后才能图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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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形势图

这时候,曾在秦魏边境的上地担任多年郡守的李悝,进入了魏氏的视线。这个小小的郡守在上地推行“习射令”,当地邻里之间的纠纷官司,都要拿射箭比赛的结果,来判断输赢。比起曾经贵族之间以礼相待,这简直太不要脸了。

但这种不要脸,在三家分晋的时代,实在是可以通行天下的生存法则。上地的百姓只能日夜习射,结果在和秦国的边境冲突中,上地郡人人皆兵,毫不吃亏。41岁的郡守李悝,一跃从地方官而成为魏氏的相国。

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来说,成为霸主的逻辑,其实可以简化成一句话:有更多的土地,能出产更多的粮食,能养活更多人,能组建规模更大战斗力更强的军队。

而在魏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除去山川、村落占去三分之一,耕地大约还有六百万小亩,可谓地少人多。种地的民众勤快和不勤快,粮食年产差距差不多能达到一百八十万石。所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李悝就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并收取什一税;同时,要求所有的民众,必须要杂种禾(粟)、黍、菽、麦、麻等五谷,并且要充分利用土地空隙,以“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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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像

这时候,大豆这种作物的特点,就开始显露出来。大豆对土壤的要求不十分严格,而且在新开垦的荒地上、或者是长期耕种地力下降的土地上,还能利用大豆固氮的特点来改良土壤,适应连年种植。

不过,比起传统的粟黍等相对耐旱的禾类作物,种植大豆的需水量要高得多,几乎是粟的三倍。这也意味着,农民在种植大豆的时候,就得在灌溉这件事上花更多的劳动力,营建水利灌溉工程也成为必须。在魏氏治下的邺城,邺城令西门豹破除了“河伯娶亲”之说后,转手就征发百姓,沿着漳河开挖了十二道渠引水,使大片田地成为高产的良田。

法家的“始祖”李悝正是用这种方式,榨取着魏地范围内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很快,魏地迅速强大起来,有了当年霸主晋国的影子,开始走向东西两线开疆拓土。

同样都是生产力相差无几的农耕社会,魏国的崛起,必然会引来其他国家的模仿。同为三晋之地、比魏国土地更狭小的韩国,更是将“五谷杂种”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种大豆这件事。

02 扩张的大豆养活的“藿食者”

公元前311年,当张仪前往韩国游说韩宣惠王时,一句话就捅到了韩国的大痛点:

韩国的地势险恶,不仅和魏国一样,处于中原地区的四战之地,而且国土范围内大多数是山地,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十分紧张,出产的粮食不是麦子而主要是大豆。老百姓吃的,大部分是豆做的饭和豆叶做的汤;如果哪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连酒糟和谷皮都吃不上。就算是这样,韩国土地纵横不到九百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两年,能养活的一线作战军队,最多不过20万人(汉·刘向·《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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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仅仅是在人多地少的三晋之地,至少在关东六国,“五谷”之一的大豆,在战国时代上升到主食的位置,并且迅速地从排名靠后,直跃至首位。在各种文献中,黍、稷并称越来越少见,而更常见的是菽、粟连用: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重令》)、“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章句上》)、“耕家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这些君主治国的方略教材中,主粮结构俨然已经完成变化,大豆甚至位列在粟之前,成为各国保障百姓民生、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之一。

从三家分晋,到张仪游说韩国,地处七国中心的魏国、韩国发生的变化,正是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变革的典型写照:

大豆作为一种对土地要求不高、还能改良土壤,子粒可以做主食、豆叶可以做配菜,虽然口感不太好但足以果腹的作物,在各国迅速推广开来。至少在关东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大豆的种植已经十分普遍。大豆的种植面积据估算,五口之家可达25%,八口之家更是可能达到40%(《氾胜之书》:“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记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此外,随着铁器、牛耕,以及漳水十二渠、郑国渠、都江堰等大型灌溉系统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粮食产量也逐步提高,各国的人口数量也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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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诸侯国面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表。资料来源:《先秦人口研究》,焦培民。

据估计,西周控制的国土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00余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春秋时人口数量约为1400万,而到战国末年,人口数量更是达到了3000万。以人口密度较高的三晋地区为例,春秋时晋国的面积约为27.2平方公里,人口数约为250万,而到战国时期的赵魏韩三国,人口分别达到了400万、350万和150万,人口密度大约是春秋时的3.5倍。

随着人口的增长,在魏国,由于民居田地众多,一度连养牛牧马的空地都没有了(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三》)。在东边,齐国的人口密度,也达到了春秋时的约2.6倍,仅在齐国临淄城中,就有七万户人家,是个“联袂成荫、挥汗成雨、摩肩接踵”的繁华都市(《晏子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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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临淄城微缩模型

然而,如此高速的人口增殖背后,大量新增人口的生活水平,却陷入了愈加悲苦的境地。由于先秦时代人们还不了解大豆的营养价值,制作方法也主要是粒食,只能和着大豆叶子熬的羹当粗粮吃。数以千万计拿大豆叶子下豆饭的平民,被称为“藿食者”,由大豆喂养的他们,被卷进这个宏大的时代,成为诸侯们谋求国力强盛、进而攻城略地、一统天下的战争“资源”。

03 不讲武德的年轻人和战争燃料

首先打破战场上的平衡的,是一个“不讲武德”的卫国人——吴起。

公元前389年,吴起率领的五万魏军,在阴晋之战中,一举将十倍于己的秦军击溃,成为魏国崛起、称雄战国初期的关键性战役。而这支以一当十的军队,就是吴起主导组建,名为“魏武卒”的精锐重装步兵部队。在战略战术上,吴起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讲武德”的兵家。

在吴起看来,作战要根据对方军队的特点,针对性地运用诱敌、离间、水攻、火攻等战术,根本不需要再考虑“仁义”这回事,敌军列阵未毕、行军半渡、没吃完饭,都可以“急击勿疑”(《吴子》)。从这时起,战场上各种“诡道”,也成了军事理论的“正途”。像城濮之战开打之前,晋文公率军退避九十里礼让楚成王这种“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宋·《武经七书·司马法》)的打法,从此再也不会在战场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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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卒形象

为了贯彻这种军事思维,吴起组建的“魏武卒”部队,与春秋时代以战车为战术核心的兵种配置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在以纯步兵组织起来的严密军阵中,个人的勇武不再是战斗胜负的决定因素,令行禁止的集体力量才是最为关键;身披重甲作战的士兵,代表着战阵中的杀戮极其残酷,丧生的几率极高;战斗也不再像春秋时那样,往往交战一天就可以宣告结束,旷日持久拉锯和消耗,也不再回避春耕秋获;战场胜负的标志,是两头由士兵生命组装成的巨兽,流完最后一滴血。

这种战术上的变化,也让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形态,演变成了你死我活、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以彻底击垮对方战争实力为目标的灭国战。这种惨烈的战争,反过来也意味着任何一个以称雄为目标的国家,都需要尽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并且能够自上而下尽可能多地动员人力物力。于是,以战争为先的集权机制出现了:

从春秋末年开始,原有的井田制就已逐渐解体,在李悝、商鞅等人的变法中,以法令的形式废除井田,实行土地私有,并按亩征税。势力强大的各级贵族,被瓦解成一个个大小地主,而治国则由领取粮食俸禄的官僚们来负责,中央集权、郡县制、征兵和常备军制度逐一而出,战国时代,成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清·王夫之·《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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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宴乐射猎水陆攻战纹铜壶,描绘了当时水陆攻战的场景

那些因国君的“恩惠”而得到授田的小自耕农,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服兵役,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一遇大战,全国壮丁倾国而出,征发的年龄下至十五岁,上至六十岁。吃着“菽饭藿(指大豆叶)羹,啜菽饮水”、在卑微中生活的农民,在田间地头被征召起来,放下农具拿起刀枪,一批一批被驱赶向战场,投入到血腥的绞肉机中去,变成这台战争机器的生命燃料。

也正因此,才会有放下武器的四十万赵军,除了240名少年兵之外,其余被秦军坑杀殆尽,他们就像燃尽的豆荚一样,成为历史车轮下的灰烬。

第三节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01 四百年严寒的序幕

及至“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而后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汉·贾谊·《过秦论》),经历了长达五百年的战争时代,直到汉初,社会终于渐渐稳定,在减轻赋税、傜役、刑法等休养生息的政策之下,国家经济才慢慢复苏。

由于大豆相比粟来说,单位面积产量要低,而且粒食口感也要差很多,不易消化。随着黄河流域农作区保墒技术提高,粟的产量进一步发掘;同时,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关中地区也开始大面积推广冬小麦种植。而氾胜之就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到三辅地区,监督冬小麦的推广种植(房玄龄等·《晋书·食货志》)。粟和麦主食地位的上升,让大豆的地位随之退居其后。据记载,到汉武帝时代,大豆在农作物中的种植比例已由战国时期的25%-40%,下降到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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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

不过,好景不长。公元前131年(汉元光四年)的四月,本来应该已经快到立夏,结果突降严寒,霜冻冻死了草木;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本来已经是春耕季节,结果“三月水冰,四月雨雪”,直接导致当年发生粮荒,“关东十余郡人相食”(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关于严寒的记载,到了王莽时代愈演愈烈。公元16年(新莽天凤三年)二月,关东的大雪深达“一丈”,栽种的竹柏都冻死了;公元17年(新莽天凤四年)八月,王莽为显示权威而铸造威斗的那天,却突降大寒,百官人马中,有人直接冻死(汉·班固·《汉书·王莽传》。

王莽时期的这场严寒,还只是前奏。到了东汉末年,气候再度转冷。公元183年(汉灵帝光和六年)冬,北海、东莱、琅邪等郡,连水井中都结了厚达尺余的冰(宋·范晔《后汉书·五行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冬天的严寒饥荒中,“太平道”张角与徒众谋定,次年三月五日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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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这场严寒,拉开了中国长达约400年的寒冷气候时期的序曲,这是整个地球的寒冷时期,比起明末的小冰河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白雪和冰冻,也成为400多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大分裂、北方族群入侵“五胡乱华”时代的协奏。

在这寒冷而干旱的年代里,“保岁易为,以备凶年”的大豆,再次踏上了扩张之路。

02 大豆的“衣冠南渡”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七月,曹操率军西征割据汉中的张鲁,兵至阳平关。曹军要越过险峻的秦岭输送军粮,显然困难重重。为了支撑后勤线,曹军在关中抢收豆麦作为补充,但依然还是遭遇粮食危机(晋·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公元257年(甘露二年),魏将诸葛诞联合东吴在淮南起兵,刚刚执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率军号称50万,东征平叛,在淮北地区就地征集军粮,每个士兵都得到了三升当地仓储的大豆(房玄龄等·《晋书·文帝纪》)。

一直到公元479年(孝文帝太和三年),在北魏西北方向的雍、朔二州,以及袍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还在这年的七月降下大霜,大致大量的大豆冻死(北朝·魏收·《魏书·灵征志》)。

而在南朝,气候的转冷也利于南方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张。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徙,大豆也随之“衣冠南渡”。在江西九江,隐居的陶渊明,便整日于诗酒相伴下,种豆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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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大豆植株田间Field of ripe soybean plants

从黄淮中原,到燕赵华北、从关陇三辅,到浙东江西,大豆随着人们的脚步,将种子撒满各地。在这400年的严寒中,中原长期的割据、北方民族的南下入侵、战争连绵不断,都促使着禾菽遍野、菽粟并重的景象重新出现,让无数贫民赖以苟活下去。

03 尾声:煮豆燃豆萁

乱世之下,在王公贵族们的餐盘中,豆饭藿羹似乎也是一种常见的、能让他们感慨到人生的食物。

公元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曹丕称帝。由于害怕那个“才高八斗”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觊觎帝位,曹丕想方设法要除掉曹植。

在同胞手足相残的悲愤中,曹植写下了那首后来被认为是七步之内作成的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从春秋到战国,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又何尝不像漫山遍野的大豆一样,燃烧自己的生命,在滚烫的金釜中翻滚沉浮,喂养出一个一个强盛帝国,又颠沛于一个一个喧嚣乱世。当他们本应该操持铁犁的手紧握起刀枪,在漫天的飞沙或冰雪中,鼓起毕生的勇气齐步踏向敌阵的时候,才会发现对面站立着的,原来也是和他们一样同根的卑微生命。

参考资料

春秋史 顾德融 朱顺龙

战国史 杨宽

汉代农业 许倬云

先秦人口研究 焦培民

大豆在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因探究 石慧 王思明

试析东周时期饮食结构的演变 肖帅

先秦两汉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物选择 刘兴林

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政策与魏国、秦国之比较 刘书增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 刘磐修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表现(大豆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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