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得到什么荣誉（孙中山京津病历）

一 ) 因应“北京政变”，义不容辞

二次直奉战争近尾声，吴佩孚大势已去；奉系张作霖默许配合，冯玉祥于是倒戈。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三日，冯氏返北平，囚禁曹锟，以逼吴佩孚下台；

十月二十三日，政变得逞，形成冯玉祥和奉系、皖系的联合政权，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

十月二十五日，冯自知人微言轻，不足久控大局；于是电报诚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由是响应，于十月二十七日，致电冯玉祥等，祝贺“北京政变”成功；

十一月十日，又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

二 ) 启程广州辗转，抱病北上

十一月十三日，由宋庆龄等陪同，孙中山乘“永丰舰”离穗北上，欲“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

十一月十四日晨抵香港，搭乘日本“春洋丸”邮船；

十一月十七日中午，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

十一月二十日，冯玉祥致电马伯援，请促孙中山火速北上；马氏即持电面陈，孙氏告已定绕道日本赴京。

十一月二十一日，孙氏乘日轮“上海丸”轮船，绕道日本；

十一月二十三日，过长崎；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到神户。

北上途中，北平政局剧变，冯玉祥失势，段祺瑞为“临时执政”；事已如此，孙氏虽失望，返回却非佳策。

三 ) 抵达天津当夜，肝痛发病

十二月三日，从神户乘日轮“北岭丸”启航；

十二月四日中午，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

初冬之天津，天气甚寒，孙中山却摘下帽子，欢见与迎两万余民众；

接着，驱车前访张作霖，一谈两个钟；

当夜回行辕张园，身体即感不适，肝胃作痛；急请来德国医生史密特，诊为“重感冒兼胃病”，嘱暂停演讲和应酬，静养几天可恢复。

十二月五日下午，肝痛暴发难忍。

十二月六日，孙中山体温升高；疑德医用药未妥，延日医长田村会诊，两医意见不一，德医诊为“肝脓肿”，日医说是“胆汁缺乏。”

然彼此医案无大异，决定仍用德医所开药，并贴止痛膏。

十二月八日，孙氏精神稍好转。

十二月十日，孙氏病情再有起色。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医小菅勇也来诊，断孙氏病甚重；而史密特仍乐观，断病情转向好，不足为虑。

四 ) 入住北京饭店，暂行疗怅

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致电各报馆，告之即日抱病入都，暂行疗怅。

是日上午十时，由宋庆龄及汪精卫等陪同，从天津乘火车赴京，史密特医生随行；下午四时许抵京，下榻于北京饭店；随行者寓居－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

入京当晚，北京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遂往孙中山下榻处，为其诊视病状。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发表《入京启事》，感谢各界各团体盛意欢迎：

“此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怅。

抵站之时，荷各团体诸君及代表盛意欢迎，深为惭感。

俟疾少瘳，再当约谈。”

一月二日，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及俄国医生等七人，与德医施密特共同会诊，一致诊断孙中山患“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之急性病”。

协和医院美国医生建议：马上施行外科手术探查，否则不但不能探明病源，还可能贻误病情。

孙氏左右不敢做主，复商于宋庆龄；孙夫人亦以为：孙中山年事已高，恐不禁开割手术。

一月三日，协和医院医生来复诊，并与孙中山交谈；先生认为“自己曾习医，深知此症难治，然预料予病不深，尚无须开割”，暂定内科治疗，德国医生克礼为主治，每日临诊。

查考当年“孙中山肝病治疗报告”：

“开初，总理在津，仅由德医施密特及一日本医生治其病。

入京后，以病势转剧，故又聘德国医生克礼相与诊查，定其为肝脏瘫疡，施药报效。

一月五日，经七医生之会诊后，共推克礼为主任。

初拟施行割治，经爱克司光探照，肝内未见有脓，故决定用药针注射，以减其痛。

并嘱咐孙先生：勿阅报和接应宾客，不要吃硬食物，静养而免累。

后来从五日起开始施以注射，似甚安眠，大致半个月左右时间。”

孙中山抵北京，来访者日众；然未遵“勿接应宾客”医嘱，说道：

“这次到京，正是宣传'三民主义'绝好机会，且来访者皆各界名流，其影响力不可估量，岂能令其吃闭门羮！”

因而，先生与医生发生激争，彼此终有所妥协：非极重要人物，来访者由专人接待，再将会谈内摘要交先生，从而减少先生之劳累。

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病情趋恶化：体温升降忽失常度，脉搏亦陡异。

一月二十三日，克礼医生观察到：孙先生眼球有黄晕此为肝疾病转危之先兆，非即实施手术不可。

然先生年近六旬，且心力衰弱，恐此时手术难承受；会诊而定：手术暂缓，由协和法国皮大夫注射治疗；

注射十一针之后，体力有些恢复，然仍不能进吃，吃什么吐什么。

五 ) 问中医葛廉夫，无新说法

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见西药功效甚微，遂请北京名中医葛廉夫诊视。

孙先生告诉：

“夜不能眠，每晚面热耳鸣，心悸头晕，嘈杂燥急，胸中作痛，干呕”等病征。

葛大夫遂断此为“肝病”，病因为“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而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利不止”；其病因是“肝郁日久，气火化风，上干肺胃，惊险忧疑，心肝俱瘁，又睡不好觉，所以气血亏”。

葛大夫开了药方，再三嘱咐：不要着急，防止发怒、劳累、烦恼。

六 ) 时局艰难之际，虽病无憾

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对汪精卫、陈友仁口谕：

“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移至北平。”

因几位委员不及赴京，汪、陈俩遂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等七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请求孙中山立遗嘱。

主治医生列席了相关会议，受命：一旦孙中山病甚危，须告诉实情，以催请先生立嘱。

进协和医院前夕，孙中山说：

“予此次抱病恰在时局艰难之际，外人观之，必谓予有遗憾；其实予并无所不安。

盖现在时局，并不以余病有若何影响。

予若不病，势必参加国事。

以予素性之急切，亦未必定能使时局转入佳境，而自心反感不安。故予对予病之非时，亦坦然处之。”

七 ) 进“协和”动手术，似有转机

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孙中山时住北京饭店，协和医生会诊：病势趋恶化，生命频危。

经与夫人协商，孙先生同意，下午三时迁入协和医院，四时遂上手术台；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刘瑞恒、德医克礼、俄籍某医协助。

剖腹后发现：肝部已硬化，生有肿瘤；活检诊断为“肝癌”；

手术仅持续二十五分钟，吸出肝部之脓，创部清洗后即缝合。

七时许，先生苏醒，无疼痛之觉。

主治医生说：“如果手术后两天不发热，病状亦无变化，当无甚危险。”

一月二十七日午后，孙中山神志转爽，亦有食欲；乃进燕窝汤，复以密柑汁加热与用。

进吃后，先生还问汪精卫，外间有何新闻？

下午五时许，先生安然入眠至深夜。

一月二十八日，协和医院“病情报告”称：

“中山先生之病，情况并无变更，其脉搏次数为一一五，体温三十七点四度。

前夜睡眠良安，腹部不痛，能吸滋养料较多，此则病有转机之状况也。

( 医生 )刘瑞恒、邰乐尔”

【来源：《老协和》及其它】

野鱼塘·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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