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玉民族主义（潘承玉民族主义）

从很多方面看，《金瓶梅》之于《水浒传》，都算得上青出于蓝。例如，在审美开拓的一系列领域，它都散放着后者所没有的艳丽光彩，在思想探索的不少层次，它也流播着独特的情怀清芬，其中，民族主义就是淡淡一缕。

一

《金瓶梅》在大致沿用《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情节框架的同时，另行设置了个民族危亡的时代大背景。

这个消息首先从第十七回─金、瓶、梅快要凑齐到西门庆身边之前─的情节传出。

该回，陈经济避难岳家，带来乃父的一封信，信上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其门下亲族用事人等，俱照例发边卫充军……」紧接着，西门庆又据一份邸报得知，「圣旨恼怒」已经变成「律应处斩」的严峻判决，「发边卫充军」的指示亦正在被执行。

可见，此次「北虏犯边」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损失惨重的恶性事件；否则，朝廷绝不会如此大行杀罚。但是，所谓「杀罚」，最终却仅仅成为一种虚张声势的走过场。

这次事件的不少责任人很快就被徇私宽贷，朝野上下似乎没有一个人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上到国家机器的运转，下到清河县西门府日常光阴的打发，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事实上，一切都在亡国的危险伸手可触的形势下，惯性沿续着、糜烂着，浑然不觉。

终于，到作品结尾，天翻地覆的灾变飙然而起，滚滚而至：「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慌了」，仓惶让位；继帝座不暇暖，与上皇双双成为阶下之囚。

于是，「中原无主，四下荒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的惨剧开幕；国亡家破，吴月娘在逃难中一子被度出家，曾经喧嚣张狂、显赫一时的西门府以彻底败落而告终。全书内政的窳败，被包裹在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

《金瓶梅》当然不是一支哀叹北宋灭亡的挽歌；对于几百年前的一个并无善政的王朝，《金瓶梅》作者没有义务这么做。

诚如学术界一致公认的，《金瓶梅》所写朝政方面的事实与徽宗政和年间的历史多有差讹，而与明代嘉靖间严嵩当政时的现实更为接近；写宋的目的在于寓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

因此，把《金瓶梅》看作明代灭亡的一部伟大预言，看作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学记录，方更符合实际。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二

《金瓶梅》的这层民族危亡意识是《水浒传》所欠缺的。按理说，《水浒传》不仅应该有民族危亡意识，而且应该更深沉。

这是因为，第一，《水浒传》中有宋江等人受招安后征辽的情节。不论在《水浒传》所反映的北宋末的现实世界，还是《水浒传》本身的文学世界，辽的强大和野心勃勃，都对宋（宋朝、宋江）构成严重威胁。

第二，《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

稍早一点，蒙元贵族集团对华夏民族的统治尚是铁幕难撼；稍后一点，汉族朱明王朝虽然已经崛起，却仍然面临被蒙元势力复辟的危险。但是，从作者对宋江征辽轻易取胜的情节安排可以看出，《水浒传》作者的民族危亡意识是非常淡薄的。

《水浒传》当然也有民族主义的声音，那就是大众的乐观主义的欢呼。但这种乐观带有很大盲目性。

《金瓶梅》作者民族危亡意识，应与嘉靖朝南北鼎沸的危殆局面相关。鞑靼在北边的侵扰由来已久，以嘉靖中期蹂躏最重，甚至多次掠至京师；直到隆庆五年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后，北边风烟才基本终止。

南边，倭寇的来犯几与明朝相始终，而以嘉靖后期为祸最烈。据诸史，仅嘉靖三十四年一年，就同时有五股倭寇纵横劫杀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东南广大地区。

为了平息外乱，明廷调集大批人马，四处堵截、围剿；半是由于来敌的狡诈，半是由于指挥官的失误，无数将士献出宝贵的生命。

对此，小说再次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基于民族主义的特别关怀。第六十六回，黄真人炼度荐亡，首先要超拔十类孤魂。只听道众举音乐，齐声宣唱：

……

北战南征，贯甲披袍士。舍死忘生，报效于国家。炮响一声，身卧沙场里。阵忘孤魂，来受甘露味！

好儿好女，与人为奴俾。暮打朝喝，衣不遮身体。逐赶出门，缠卧长街内。饥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

「阵忘孤魂」处在黄真人炼度超拔的「十类孤魂」之首。

唱给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这支荐亡曲，浸透了作者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哀思。

《水浒传》

三

从种种迹象来看，《金瓶梅》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

第三十四回，写到西门庆餐桌上有一道菜，叫「曲湾湾王瓜拌辽东金虾」，「辽东金虾」应为辽东风物。

第四十三回，云离守给西门庆牵来两匹马，说是「东路来的」，「他哥云参将边上捎来的」，这个情节暴露了辽东边塞守将私卖战马的腐败内情。

第二十回，写到丫鬟笑李瓶儿的话：「朝廷昨日差了四个夜不收，请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过去姚灵犀、魏子云诸家，均据《水东日记》注「夜不收」为「军中之探谍」。

此解持之有故，却不甚符合小说的语境。笔者翻检《明代辽东档案汇编》[1]，发现明代辽东守军中有「守卫夜不收」「守口夜不收」「近哨夜不收」「远哨夜不收」「出哨夜不收」「督哨夜不收」「临台夜不收」「摆拔夜不收」「严谨夜不收」「在城夜不收」「值楼夜不收」「走报夜不收」等十余种夜不收名目。

由此可知，夜不收实为边防军之一般职役，非仅指军中之探谍；举凡保障边境安全的一切刻不容缓之事，均由夜不收办理。往口外和番当然也是为了保障边境安全。

因此，第二十回丫鬟笑话中的夜不收可能就是「和番夜不收」。总之，小说使用了辽东边塞方言。

更值得一提的是「清河守备」这一职名。和小说的多种职官名称源自《水浒传》不同，它是作者创设的。

创设的依据何在？笔者遍查宋、明各史，未见故事发生地清河县（不论是河北清河还是江苏清河）设有守备的任何记载。但明代又确有「清河守备」的职名存在。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二‧山东‧辽东都指挥使司〉「三万卫，……载：西有大清河，东有小清河，……西南有清河关。」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鞑靼》载，嘉靖四十五年：「俺答屡犯东西诸塞，夏，清河守备郎得功扼之张能峪口，胜之。」

原来，明代辽东都司所辖三万卫有清河关，守卫清河关的守备即「清河守备」；辽东都司行政上隶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领导，故此清河守备又可径称为「山东清河守备」。

这才是小说朦胧写及的周秀的职名由来。《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第883 页，还有万历九年清河守备宿振武，交辽东都司转呈山东监察御史的一篇公文。

再拿上引文字中的郎得功来说。他参与指挥的嘉靖四十五年的这次战斗，是明代对北作战仅见的几次胜利之一。

大约此后不久，他就从清河守备被提升为锦州参将。但同样据《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鞑靼〉，到隆庆四年，「秋，黄台吉寇锦州，总兵王治道、参将郎得功，以十余骑入敌死」，还是死于俺答发动的最后一次来犯。

从嘉靖四十五年，到隆庆四年，前后共五年；小说中周秀从第九十八回，以军功从清河守备升济南兵马制置，到第九十九回再升山东都统制，再到第一百回战死，情节时间亦恰五年。

真、假清河守备之间，颇有形影之疑。以上足以说明，《金瓶梅》作者对辽东边塞军民、地理情况是相当熟悉的。由此推断他出于关心国事，踏勘、游历过北方诸边，当非过分想象。

另外，小说还两次提到「倭」。一是第七十一回，写到蓝太监家有「锦幔倭金屏护」，此或指皇帝转赐的日本贡物，似无褒贬意。

二是第二十一回，潘金莲骂李瓶儿：「好个奸倭的淫妇，随问绑着鬼，也不与人家足数，好歹短几分。」

「倭」的本意是身矮，引申义是日本人的贱称；小说从未写李瓶儿身矮，由此可见，此「倭」用的是引申义。想必作者曾对倭寇之奸诈有深切体会也。

《明 史》

四

一般来说，在封建时代民族思想总是与正统思想和忠君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往往也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主义的同义语；

同时，民族主义的首要关怀总是本民族的利益，因而，民族主义者又很容易变成盲目民族主义者和排他主义者。然而，《金瓶梅》作者的民族主义却非如此。

小说在结尾北宋灭亡的天翻地覆巨变之后，又特意添加了一幅尘埃消散、民生复苏的安恬图景：

那到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拜宗泽为大将，复取山东、河北。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后月娘归家开了门户，家产器物，都不曾疏失。

这当然不是金、宋分治真实历史的再现。

就像传统的戏曲总要安排个团圆的结局一样，这幅图景的出现，从艺术的角度说，是在基本保持南、北分裂历史原貌的基础上，竭力冲淡北宋灭亡的乖张、惨厉氛围，以使全书平静收场的一种策略。

这种策略同时给我们传递如下三点重要的信息：

第一，北宋亡国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消灭了北宋的金政权亦绝非万恶的政权。除第十七回所引宇文虚中的奏章外，小说无一语表明对金人有蔑视之意；相反，多次提到均以「大金」称之，如第一百回「不想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却说大金人马，抢过东昌府来」「不想北国大金皇帝，灭了辽国」等。

这说明，作者并没有像古代一般知识分子那样，单纯站在「大汉族」的立场，把少数民族一概斥之为野蛮的异族，对由少数民族产生的政权完全采取无视的态度。

只有眼光高远之士才会看到，女真族毕竟不同于明代倭寇，它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位成员，金政权的存在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充分尊重。

第二，国家的分裂固然不是好事，但像小说第三十回写到的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

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遍满天下」，统一可够统一了；但统一在这个政权之下，统一在这种局面之中，它的灭亡还能避免吗？旧的灭亡了，新的统一的国家尚未形成，分裂也就不可避免。只要天下太平，人民乐业，即使分为两朝也远比那种满天皆黑的统一好得多。

第三，其实，从「天下即中国」的古人天下观来看，「两朝」仍然是中国的两朝，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的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中国范围内的两个民族。

本来，历史上，金、宋的拉锯式对峙，就是女真与汉两大民族集团的较量。尽管在当时，「拉锯」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从长远来看，所造成的总是巨大灾难。

《金瓶梅》宁要「人民复业」「家产器物，都不曾疏失」的虚幻的文学画面，而不要血火迸射的真实历史，说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存、共谋繁荣高于一切。这无疑是个美好的愿望。

众所周知，在最高精神上，民族主义就是人民主义；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广大人民的福祉。

所以，表面上，以上三点似有丧失基本的民族立场之嫌，但因取舍的标准都是最广大人民的福祉─第一、第三点是长远福祉，第二点是现实福祉，故恰恰超越一般民族主义的层次，达到了民族主义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金瓶梅》作者的民族主义是理性的民族主义。

本文所述民族主义情怀，应是我们探讨《金瓶梅》作者真相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南明文学研究》 潘承玉

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沈阳：辽渖书社，1985 年）。

文章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潘承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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