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朋友圈（涌金楼我和诺奖）

浙江新闻客户端见习记者 拜喆喆 记者 朱承

10月11日傍晚，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布。今年的获奖者是经济学家David Card（后文简称“Card”）、Joshua D.Angrist （后文简称“Angrist”）和Guido W. Imbens（后文简称“Imbens”）。

其中，一半奖金授予Card，“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另一半则奖给Angrist和Imbens，“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

Card的贡献在劳动经济学领域，这是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核心问题之一，而Angrist和Imbens的成就在于方法论。有趣的是，这三人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和一位已故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后文简称“Krueger”）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Krueger同时还是一名摇滚爱好者。

本端记者邀请到了2位重磅嘉宾，为大家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今年的3位诺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究竟有多“牛”。

记者：您认为，为什么是他们获得了今年的经济学奖？

张海峰：Card获奖并不意外，他1995年就获得了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John Bates Clark奖，Angrist和Imbens虽然没有获这个奖，但都是实证经济学因果识别方面的领军学者，与Card还有已故的Krueger等一起，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可信性革命。

我想今年的奖项颁给这几位学者，不仅在于他们运用精巧的研究设计，对许多重大而经典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更在于他们的许多研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注重探讨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

张川川：如果对近40年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奇怪为何他们能够获奖。

近40年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或者说经验研究，也就是利用数据资料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去验证或推断微观主体（比如个人、家庭、企业）的决策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但是，要准确分析这之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依赖于很多假设，传统的经济学量化分析方法在分析因果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Angrist，Imbens，Card，以及已故的Krueger和前哈佛统计系主任Donald Rubin等人所发展和推广的因果推断方法，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在使用观察数据的情况下，近似模拟实验数据的条件，使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地揭示和量化因果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社科实证研究的可信性。

同时得益于数据资料的日益丰富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掀起了一场被Angrist称为“实证研究可信性革命”的研究潮流，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范式。

记者：能否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解读一下这3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

张川川：Card是一位典型的劳动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几乎覆盖了劳动经济学的所有重点问题，例如最低工资和失业、人口迁移、教育回报、劳动力市场歧视等。

他跟更早期的其他劳动经济学家相比，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大量使用了当前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非常流行的因果推断方法“拟实验方法”。

另外两位获奖人Angrist和Imbens的贡献，恰恰就是对“拟实验方法”也就是因果推断方法的发展和推广。

Angrist除了有理论贡献，更多的是使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研究领域跟David Card可能更接近。

而Imbens更像是一位纯正的理论计量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几乎覆盖了全部的因果推断方法，对这些方法做了不断地完善和拓展，使得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更加得心应手。

概括地来讲，Imbens研究的是因果推断的方法论，Card是在应用这些方法，研究劳动经济学的重大问题，Angrist则兼而有之。

张海峰：今年的获奖者Card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最低工资、不平等、教育、移民等。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另一位如今已故的经济学家Krueger合作了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发现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并不会对快餐业的就业造成负面影响，这个发现颠覆了传统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另一著名研究，是关于移民涌入是否会抢走本地劳动者的饭碗。他巧妙地利用1980年5-9月间古巴移民涌入迈阿密的事件进行研究，研究显示移民涌入并没有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另一位获奖者Angrist除了在应用计量经济学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其实也是一位知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在教育、劳动供给等领域均有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比如，他的一个研究巧妙地利用出生季节的不同和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讨论了教育投资回报率这一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比较巧的是，这个颇有影响的研究也是跟已故的Krueger合作的。

记者：生活中有没有他们相关领域的例子？

张海峰：刚才我举例的这些研究，其实都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教育究竟是不是一种划算的投资？最低工资提高会不会损害低工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有学理价值，又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比如，特朗普一上任就力推要在美墨边境建一堵隔离墙，试图限制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涌入，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移民涌入可能会抢了美国本土低工资劳动者的饭碗。而刚才提到的Card这项研究，则说明移民涌入和当地就业紧张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例子，它们都涉及到对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认识。

张川川：因果推断方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谓息息相关。人类自观察和认识这个世界开始，就好奇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因果关系就是事物之间本质性的关系，例如，太阳为什么会东升西落？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要回答这些问题，都要探究事物背后的因。

在现代科学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十分关注因果推断。例如，医生会关心给病人吃某种药是否能够起作用，农学家会关心给土地施肥能否提高产量，经济学家会关心一个人如果在教育上花更多的钱是否能够提高他未来的收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质上都是在做因果推断。

记者：两位都提到，今年的获奖者们和已故的经济学家Alan Krueger曾合作密切。如果用一句话介绍Krueger，您觉得是什么？

张海峰：一位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中均取得杰出成就的、“顶天立地”的经济学家。

张川川：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注重经济学理论在公共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的杰出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疯狂的摇滚音乐粉丝。今年诺奖给Card的颁奖词“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同样适用于Krueger。

记者：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借鉴意义？

张海峰：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研究领域，他们研究的许多问题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比如最低工资、人口流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机会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当然，他们研究的问题大多是以美国为背景的，我国与美国在许多制度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也不能照搬。

二是就他们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言，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他们研究的许多议题本身不是新的问题或新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创新性地运用更加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去解释和回应这些重要问题。

许多经济学研究议题往往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解释和回答是否科学，关乎着政策制定的质量。

张川川：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多个阶段，在发展的早期可能更加重视财富创造，表现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就是更加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等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我相信劳动经济学研究问题会越来越受重视，我们势必需要更加关注微观个体，关注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例如个人的就业、收入和健康，分配问题等等。

此外，在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会借助于直觉做出决策，而忽略细节问题，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因果推断方法开展实证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多地关注到细节问题，避免仅仅基于直觉进行决策所可能犯下的错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我国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政策，使用因果推断方法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科学评价这些政策的效果，加强和优化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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