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解析 史记与父子相知

《史记》的典范性，前人多有论及，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实则《史记》的开创还不止于此，自司马谈、迁相继纂修《史记》之后，父子接力修史也成为我国史学尤其是正史修撰的一大传统班彪班固班昭《汉书》、姚察姚思廉《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南史》《北史》等，皆为父子接力所修，以数量论，几占二十四史的三成清人朱彝尊将此总结为家学（《曝书亭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史记解析 史记与父子相知?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史记解析 史记与父子相知

《史记》的典范性，前人多有论及，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叙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实则《史记》的开创还不止于此，自司马谈、迁相继纂修《史记》之后，父子接力修史也成为我国史学尤其是正史修撰的一大传统。班彪班固班昭《汉书》、姚察姚思廉《梁书》《陈书》、李德林李百药《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南史》《北史》等，皆为父子接力所修，以数量论，几占二十四史的三成。清人朱彝尊将此总结为家学（《曝书亭集》）。

或许因为是“成一家之言”的父子家学，《史记》对于择录“父子相知”的历史是非常热心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奢赵括父子即为一显例，赵括幼习兵法，大言炎炎，在口舌上占尽父亲上风，可赵奢对妻子说，兵者死地，而赵括却说得轻而易举，他若做了将军，必然毁掉赵国。很不幸，赵括还是做了将军，也果然在长平之战中葬送了赵国四十万军队。《楚世家》载伍奢对儿子伍尚、伍子胥之了解也令人叹服。楚平王欲杀伍奢，为斩草除根，诱骗伍奢二子前来。伍奢从二子的秉性出发，断定长子伍尚会回来，而次子伍子胥必然逃亡，且预判“为楚国忧者必子胥”“胥亡，楚国危哉”。果然，伍尚返回与父共死，而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来助吴攻楚，破郢都，把平王掘墓鞭尸，既报家仇，也佐证了父亲的知子之明。

以上两例父子相知，都颇为传奇甚至是神奇，这与《左传》中那些智者的屡言屡中颇为相类。

若论最合情理的父子相知，可推《越王勾践世家》之范蠡。范蠡扶助勾践成功灭吴后，移居陶地经商成为大富翁，是为“陶朱公”。范蠡育有三子，老二因杀人被囚于楚国，他本想派老三携带千金前往营救，但老大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且得到了母亲支持，所以改由老大前往。范蠡嘱咐老大把千金和自己的书信都交给朋友庄生，听任其设法营救。到楚国后，老大一面把千金和书信交给庄生，一面又自掏腰包到公卿贵族处活动。庄生施展手段，以天象变化游说楚王大赦。大赦令下，老大以为与庄生无关，就去讨还千金。庄生无意于钱财，本想事后归还范蠡，却因老大的做法觉得自己被羞辱，遂又去游说楚王，使得范家老二在赦令生效之前被杀。老大回家报丧，范蠡对家人说，我早就知道他救不回老二，他不是不爱弟弟，只是小时候过惯了苦日子，所以太看重钱财，而老三出生时我家已经富贵，一直过着奢侈生活，所以不会吝惜钱财，这正是我派老三去的原因。老大看重自己的责任，争着要去，最后却只能把事情办砸，这就是事情的道理啊。范蠡一生，算敌国算主君算家人，算无遗策，根源都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前人评论《史记》是“抑郁发愤”之作，其实这是一种心理投射，与司马迁因李陵案受宫刑有关。此乃后世读者公认的。

在我看来，《史记》着意讲述“父子相知”的故事，也有“心理投射”的因素！《太史公自序》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并跟从孔安国、董仲舒读书学习，可以想见其中必然有父亲司马谈的意愿，并利用了父亲的人脉。又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一番年轻的壮游，就如同今天大家热衷的研学，也可以想见必有父亲的引导和鼓励。

司马谈不但给儿子提供平台增广见闻和学识，还深深了解儿子的性情，他的临终遗言也被司马迁载入《太史公自序》：“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番话，既道出自身的遗憾，又以继孔子纂成史记勉励儿子，更以“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提出了确切要求。临终遗言可谓司马谈的苦心孤诣，他知道儿子必然要继承自己太史令的职位，担心这个朴实激烈理想化的儿子一旦长伴君侧，极有可能遭遇人生大难而无法自全自处，所以以自己的遗憾、继往圣的理想，乃至孝道之大端预为区处，让司马迁能以理想和责任去面对可能的灾难。

我想，越是年龄增长，越是经历磨难，司马迁对父亲的理解会越深刻，所以司马氏的“父子相知”投射到《史记》中，就产生了赵奢赵括、伍奢伍尚伍子胥、范蠡与其子这许多父子相知的故事。北宋邵雍有诗：“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代书寄白波张景真辇运作》），司马谈、迁父子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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