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和高俅的争斗（同为水浒传的反派）

看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的人都知道高俅和童贯，他们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两位反派角色。小说中的高俅和童贯是代表北宋朝廷剿灭梁山好汉们的，而好汉们被逼上梁山也与他们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这样的角色对于《水浒传》的初级读者来说是恨之入骨的，每当他们看到“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章节时，都希望这两位反派被梁山好汉们杀死。然而事与愿违，这两位大奸臣不但活到了故事的结局，而且依旧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这样的结局当然不会令读者们满意，于是有人提问，这两位奸臣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结局呢？

关于童贯和高俅的结局，这必须要从宋徽宗末年的北宋局势说起。童贯和高俅都是宋徽宗上任后提拔起来的重要军政大臣，两人都是宋徽宗的心腹。童贯是供奉官出身，因为帮宋徽宗在杭州搜刮书画奇巧之物而被重用。再加上他与蔡京交好，推荐蔡京为宰相，于是受到蔡京的重用出任北宋西北边军中的监军。由于在西北边军的战争中有功绩，被宋徽宗提拔为领枢密院事，掌控北宋军权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童贯受到宋徽宗的宠信，在朝廷中能与蔡京分庭抗礼，被称为“媪相”，是宋徽宗在军事战略上最为倚重的大臣。

高俅本是苏轼的小史，后被推荐给驸马都尉王诜。因为高俅能通书写绘画，还能舞枪弄棒和蹴鞠，所以他被王诜推荐给了还是端王的赵佶。赵佶即位后大肆提拔自己王府的手下，高俅被派往西北边军将领刘仲武手下当官。通过在刘仲武攻打西夏的战争中的一系列战功的镀金，高俅成功回到东京汴梁禁军，并高升到了殿前司指挥使，小说中称其为高太尉。由于殿前司为北宋禁军之首，指挥司为衙门一把手，统领属下所有军队，所以成为了北宋军方的第二把手，在北宋各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掌管军令的枢密使。

按照北宋军政和军令分治的行政管理，童贯和高俅既是宋徽宗在军事上的左膀右臂，又是相互制约平衡军权的关系。这两位在宋徽宗执政时期把持军政大权，使得北宋军队驰废，面对南侵的金军一触即溃，毫无反抗之力。因此北宋的士大夫阶层认为其为北宋的奸臣，是导致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军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童贯还被列入了“六贼”的名单之中。后来金军南下长驱直入，攻陷了东京汴梁城，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朝廷被金军连根拔起，天下大乱。就童贯和高俅两人而言，他们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却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童贯在北宋历史上有着很特殊的地位，他既是宋徽宗年间有名的奸臣，也是北宋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他统领北宋军队二十余年，也曾立下不小的功勋，平方腊、破西夏，与金军联合攻打辽国，都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然而面对南下入侵的金军，童贯统领的北宋军队却一触即溃，被打得狼狈不堪，使北宋朝廷不得不割地求和。因此童贯是充满了争议的人物，虽然朝野之上反对声很多，但宋徽宗仍旧委以重任。金军兵东京汴梁城下，宋徽宗把皇位传给宋钦宗南逃，此时童贯作出了一生最为错误的决策。

当时宋钦宗刚即位，有意率军迎战金军，让童贯出任东京留守。童贯却不听从诏令，选择跟随宋徽宗南逃。在南逃的过程中为了争夺出城的浮桥，他命令手下的胜捷军向堵路的百姓、官员等射箭，杀死一百多人。后来宋钦宗任命李纲主持抗金，东京汴梁城局势逐渐稳定，童贯随同宋徽宗返回汴梁。

由于随宋徽宗南逃时的劣迹，童贯受到朝中大臣的指控。在谏官、御史们的压力之下，宋钦宗将童贯贬官外放。起初他被贬为左卫上将军，然后又谪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发配到英州、吉阳军。最后宋钦宗下诏历数他十大罪状，监察御史张澄奉命将其斩首于南雄使院内，他的头颅也被带回东京枭首示众。

与童贯被枭首示众的悲惨结局不同，高俅的结局比童贯好得太多了。他并没有被宋钦宗处死，在靖康元年病逝，算是善终。他的子嗣后代在南宋初年依旧在朝廷中当官，根据《宋史》记载其中一个叫做高柄儿子，在绍兴十七年时宋高宗赵构被封为昌国公。由此可见，高俅虽然被认为是奸臣，但在两宋之交的政权更迭时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家族的权势得以在南宋被延续下来。那么问题来了，同为士大夫阶层憎恶的奸臣，童贯和高俅的结局为什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被枭首示众，一个得以善终，这样的结局差别也太大了。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两人结局的变化是出现在他们随宋徽宗南逃时发生的事情。面对南下的金军，宋徽宗选择了甩锅策略，把皇位甩给儿子宋钦宗便带着自己的心腹南逃了。在难道的北宋大臣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童贯和高俅两人。他们不但是宋徽宗的心腹，而且统领着南逃的军队。根据史料记载，宋徽宗的南逃大军在泗州集结，组成了新的小朝廷，讨论下一步南逃计划。在此时童贯和高俅发生了矛盾，因为童贯不让高俅的军队渡河南下，而是要让他率军控制淮河堵截南下的金军。高俅非常不满，更不想当炮灰，两人闹到了宋徽宗面前。

最终宋徽宗偏向了童贯，“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高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继续留在淮河边，不论战事如何发展，他都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宋朝朝廷中难以生存。于是高俅称病离开了军队，返回了东京汴梁城。他的这个选择不但使他逃脱了宋钦宗的追究，还保全了家族的权势。从当时的北宋形势来看，高俅的选择无疑是最为正确的，也使他彻底脱离了宋徽宗的政治集团。在宋钦宗和宋徽宗进行争权夺利的时候，他并没有卷入其中，得以全身而退。

前文讲过，宋徽宗南逃不仅仅是躲避金军南下的战乱，也有仿效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建立小朝廷的想法。宋徽宗南下后一路拦截北上勤王的南方军队，组成了自己的私人班底，意图在东京汴梁沦陷后再次重组宋朝朝廷。然而李纲在东京汴梁城防御战中的胜利让金军南下受阻，而北方南撤的军队也汇集到东京汴梁城下，这使得宋徽宗原本预计的情况没能出现。随着到东京汴梁城勤王的军队越来越多，宋徽宗身边的军队和大臣反而成了少数派。宋钦宗占据着汴梁的政治优势，这使得宋徽宗不得不考虑大权旁落的问题。

于是宋徽宗放弃了继续南逃，带领自己的人马返回汴梁，开始与儿子争夺朝廷的大权。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作为宋徽宗手下大将的童贯，必然是宋钦宗集团除之而后快的目标。童贯在南逃过程中的所有劣迹被政治斗争放大化，所以宋钦宗集团对其进行穷追猛打，最终使其得到枭首示众的结局。而高俅的回归，则使得宋钦宗得以稳定东京禁军的人心，在政治上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在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宋钦宗也需要高俅稳定军心，避免东京军队出现一边倒的态势。所以对于高俅，宋钦宗集团只能拉拢而不能打压。

从史料分析来看，童贯和高俅不同的结局是在金军南下入侵的乱局中不同选择的体现，与他们忠奸与否没有任何关系。面对金军南下的危机，北宋内部不但没有团结抗敌，反而不断内讧，最终造成了靖康之变的国耻。高俅的政治敏感性让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内斗的漩涡中逃出，得以全身而退。他的家族也因此逃出大难，在南宋初年继续享受荣华富贵。而童贯跟随宋徽宗一意孤行，最终却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枭首示众。宋徽宗和宋钦宗的内斗也使得东京汴梁防御战失败，金军攻破东京汴梁城，将北宋朝廷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