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忆这段日子（少帅张学良口述回忆）

1979.10

我内人总愿意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也是事实。

本来，我本人是个儒家，但我对佛教又很有研究，后来，我又信奉基督教。现在，我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

在社会学上，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实在在的真事。我信仰耶酥基督，是信仰真有这么一个人，由他身上，以及他所做的事，反映了上帝的时代，而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化身。至于我个人，一点没有什么奢求，一切都围绕着上帝。

婚后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相扶相伴，步入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之中。这样，在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张学良终于为自己那颗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

张学良是受宋美龄的劝告和引荐而研究《圣经》的，在基督教方面对他启发最深的三个人是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张学良就从这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以“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赵一荻的教名为“赵多加”。

“曾显华”说：“信教是一项了解上帝存在的过程，所以，若有人说不信上帝则下地狱，是绝对错误的。人家不信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做好工作，没有把上帝这个存在让人们晓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酥复活、圣母童贞怀孕、以色列人过红海，都是确有的事实。”

他又说：“我们信主的人，生病也会感谢主。我太太生病，别人会说，生病还感谢什么？我太太说她有这么好的医院、医生、药品，她不该感谢吗？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意思。

我太太在十多年前与陈太庆同时检查出肺黑点，陈因为公务繁忙，拖了半年才开刀，已无救。我太太也检查出肺部有小指大的东西，三位诊治医师卢光舜、丁农及另一位胸腔专家本来都签字决定不开刀了，我在荣总走廊上遇到第三位，我问应不应开刀，他说应该，我说，那你为何签字呢？他说怕有违资深医师丁农的意见。我说这怎么行呢，找到卢光舜，他也说应该开。三位医师刚好都在，结果推翻前议，开了刀，在癌肿最初的阶段加以切除。所以，我太太能活下来，这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她的身体仍有很多病痛，说不定随时会去上帝那儿，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旨意。

“我注意保养身体，并不是为了贪生。我有两个理由，一、我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要使它洁净，以接受上帝的留在；二、我是上帝的工具，就如锯子和螺丝钉一样，我要保持它的锐利，以备它有天要用。”

由于《圣经》文字艰深，张学良和赵一荻决定把《圣经》的教义深入浅出地写出来，编成浅易读物。两人写的第一本教义名为《好消息》，表达了人类因有上帝指引而不致迷路犯错的欣喜。接着，又写出了《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

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的传教文章，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颇有影响。受了这些鼓励，两人对证道册子的写作越发专心，不久，又有《女人》篇闻世。

除了研读《圣经》外，张学良又热衷于植养兰花，与“花中君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曲远，不但我喜欢，内子也喜欢。

台北地区养兰的人不少，每逢岁末年初，正是兰花盛开时节，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所、重庆南路的民众活动中心，兰界人士济济一堂，热闹非凡。每逢此时，“赵先生”必定到场，随兴所至地浏览观赏，台北市区及近郊，只要稍有名气、略见规模的兰园，他几乎全都访遍，还同主人一起，对兰株的优劣品头论足。

兰界人士把“赵先生”的到来看作是一种荣耀，他每次光临，主人必热情相待，敬奉香茗，一同闲坐园中悠悠漫谈，只是话题不离兰花。后来他们才知道，这“赵先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

这一时期，“赵先生”曾一下子买回二百多盆兰花置放在园中。

蒋经国得知张学良酷爱养兰后，每次看望他时，总带上一两盆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相赠，张学良则笑逐颜开，连声道谢。

此时，张学良北投家中的布置是这样的：一进门，楼梯一侧挂着张大千先生的画，右边是接待来访者的客厅，最右边有一套小的圆桌椅。左边是张学良的书桌，书桌旁有一副蒋经国的画，上面写着：“森森君子节，奕奕古人风。”中间壁炉上，有一“先总统”蒋公和夫人照片制成的瓷盘，墙上还挂有蒋夫人的画。

一九六五年一月，蒋经国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张学良向他表示祝贺时，委婉地提出，先生的担子重了，工作更加繁忙，以后能否减少同自己的来往。

“我一个老头子，打发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张学良向蒋经国总求道。

“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嘛，”蒋经国在电话中说，“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成。”

“那个时候，经国先生经常不打招呼，就把车子开到北投来了。”蒋经国身边的副官回忆说，“经国先生在张学良这边很自在，看到什么酒好，也不经过主人同意，开了就喝。”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当上台湾的“行政院长”。为此，张学良专程前望蒋经国的官邸，当面祝贺之后，明确表示：鉴于蒋经国现在的身份和工作的繁忙，希望日后减少彼此之间的来往，若蒋经国不接受这个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的拜访和邀请。

“没想到汉卿你这么固执，”蒋经国苦笑着说，“那好，我每个季度去看看你，总可以了吧？”

一九七三年春，张学良在台北。

“不行，”张学良摇摇头，“还是太频繁了。你一个行政院长，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面就足够了。”

但蒋经国坚决反对，两人争执了一阵子，最后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你看你汉卿，”蒋经国摇着头说，“本来大家是朋友，结果搞成邦交式的例行会晤了。”

“那有什么办法，张学良固执地说，“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上午，蒋经国还和往常一样，向总统父亲请了安，报告了些政务情况。当时，蒋介石点头示意，并无异状。但到了午后，他突感不适，旋即进入昏迷状态，经急救无效，当晚十一时停止了呼吸。

斯时，屋外大雨如注，间有雷鸣电闪。凌晨二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告诉他蒋介石已于几个小时前去世。张学良听罢一惊，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当年“兵谏”的枪声，已使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成为仇敌。

蒋介石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便会恨恨地骂上儿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但是，张学良毕竞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功于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又代蒋受过，下野出洋；就以西安事变而论，要是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又如何能平安返回南京？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要对他处以漫长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都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

而在张学良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一股难以说清的感激。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常礼拜上。蒋介石那时已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地望着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留下的仅仅是一个虚弱不堪、颜颜巍巍的背影。

蒋介石去世后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

张学良携夫人前来吊唁，向这位恩怨交织的长官告别，看他最后一眼。

蒋夫人让她的秘书带我到蒋先生的遗体前看看。说起这些事情来，像我们这种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对我很好。一个人，有他好的一方面，也有他坏的一方面，仅仅是好的方面多，还是坏的方面多而已。蒋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当年，他在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方面，是有功的。

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眼紧闭的蒋介石在大权独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六十年之后，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强人亦是一代败君终于永久地寂灭了，随之而去的是他的政治权术、孤傲专制的作风，和他永远不能“光复”大陆的梦憾。

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仇。

为这幅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这短短的十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它又怎能将他们之间的爱憎恩怨彻底详尽地说白道清呢？

事隔多日，张学良听人说起，蒋介石在临终前曾同蒋经国有过一番谈话。说到张学良时，蒋介石以四个字告诚他的儿子：“不可放虎！”

张学良没有想到，在自己幽居四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他看成是一只虎。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固执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就像你那本《李宗仁传》上写的那样，那李宗仁说的一点也不错，他说蒋先生，你不干了，你还在那儿操纵什么？你还照样在那儿下命令，你这样干，人家怎么办？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这是蒋先生的错误。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是啊，这也是我对他的批评。我把蒋先生跟我父亲比较，一个有雄才，一个有大略。蒋先生这人没有雄才。

张晓林这个人你知道吧，杜月笙你也知道吧。当然，他们都是帮会的人啦。他们说蒋先生不会做，说蒋先生应该把你放回去，你把他送回来南京，他把你放回西安去。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蒋先生没有这个雄才。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也很够意思，我在他困难的时候帮他，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

多年来，为了让蒋家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的名声。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名字，我都不想要它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背通人，自已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自己绝不再是过去的张学良，决不会再向当局提出任何挑战。

所幸，“放虎”之说没有影响到蒋经国与张学良的友谊，两人的交往不断，相互间执礼有加。

一九七八年，已任国民党主席两年的蒋经国被选为“总统”，子承父业。蒋经国宣誓就职后回到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便是张学良。

蒋经国当然意识到了张学良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父亲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仍畏之如虎，实在是多虑了。这位当年的少帅已没有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难道他还能在这个孤岛上再演出一场“西安事变”、再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吗？既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何不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思想的开明与政治的宽容呢？

左起：刘乙光、张学良、蒋经国。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时值蒋经国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蒋经国伉俪在大直寓所举行中秋茶会，邀请张群、何应钦、张大千夫妇、黄少谷夫妇、张学良夫女妇、马纪壮夫妇、张宝树夫妇到寓所欢聚。

会后，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到阳明山赏月。张学良触景生情，当场挥毫写就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张学良以此诗感念身世，怀念亲人，寄托思乡之情。

第二天，“总统”邀请客人共度中秋的消息赫然刊登在台湾的各大报纸上。对于其他嘉宾，民众兴趣平平，人们感兴趣的是，“先总统蒋公”昔日“管束”的囚徒，怎么会出现在现任“蒋总统”的官邸，而且是同这么多的军政要员在一起？

五天之后，蒋经国又邀请张学良夫妇前往总统府，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当天，他们夫妇就座于观礼台贵宾区的座席上，兴致勃勃地观赏阅兵式，成为众所目的又一大新闻人物。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泯尽仇怨、握手言欢了吗？或者，蒋经国是在偿还父债，用他的微笑与尊重，来弥补张学良在几十年幽禁中所受到的凌辱与委屈，抑或用张学良来点缀他民主与开放的新政？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日上午，蒋经国又满足了张学良的愿望，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

这天上午九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抵金门了，参观了这里的各项军事设施，同官兵见了面。当张学良看到这里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一派生机勃勃时，禁不住赞誉说：“金门不仅是军事前线，也是海上乐园啊。"

赵一荻担心丈夫的身体吃不消，不时地问他是否要休息一下，张学良却说：“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得好好转转。”

马安澜见张学良游兴甚浓，又带领他们一行人来到古宁头：古宁头是金门岛距大陆最近的凸出部。一九五0年，国共两军在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殊死血战，眼下仍能看到当年炮火留下的痕迹。

张学良与赵一荻站在滩头，面对大海汹涌的波涛，心潮起伏。这是他们来台三十多年后，第一次近距离眺望大陆故土。

马安澜带领一行人来到一架高倍望远镜前，让人们依次观赏大陆风光。当张学良夫妇看完后，马安澜问张学良：“怎么样？”张学良避谈政治军事，仅淡淡地说：“风光很好。”

这时，摄影师来到众人面前，张学良夫妇与马安澜、张祖诒夫妇留影纪念。当天下午，张学良夫妇乘专机离开金门岛，返回台北。

张学良偕赵一荻的金门之行，台湾官方的“中华社”和军方的“军闻社”均作了报道。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张学良在金门眺望故国河山》的报道，并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合影；另一幅是张学良眯着眼睛，脸紧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海峡对岸大陆的照片。

一九八年十月，张学良（右二）偕夫人赵一获（右三）由张祖诒、马安澜陪同，到金门访问。

参观金门之后，张学良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于右任晚年思乡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土深切的思念之情：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一九八八年，张学良夫妇餐时合影。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张学良因患重感冒到台北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同在这家医院治病的《联合报》记者于衡，曾多次趁机闯进张学良的病房访问他。

第一次，“随从人员”没有察觉，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五十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他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他“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六次时间较短的访问。采访中，张学良向于衡佩侃而谈。

“西安事变前后的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九一八事变后，我看到《大公报》张季鸾写的一篇有关‘九一八’的社评，文中有血有泪，有些文句，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中，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别人而活。”

经几次访问，于衡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张学良访问记》，发表在同年九月十八日的《联合报》上。文中写道：

“张学良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

“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年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哪里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呢！”

在谈到对张学良夫妇的印象时，文中说：“张学良头脑清楚，精明中带有粗矿，粗犷中带有精明，境界很高，对中国文化理解也深；赵一获辞锋锐利，咄咄逼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大量咯血而死。

第二天，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祭这位同他交往了四十余年的“总统”。当他缓缓步入灵堂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背脊微驼、头发脱落、步履艰难的老人，极少有人知道他便是威名赫林的张学良将军。

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报道说：“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认识此老。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在这一点上，我要稍微说说。台湾的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理，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吊唁完华，赵一荻轻挽丈夫，两人双双走出灵觉。

在低沉悲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缓缓回首，驻足凝望，那眼神，那目光，分明是在告别一个时代，分明是在向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作最后的诀别！

九秩华诞

1990.5

我父亲在奉天城外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对此，我有点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

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大胜仗，起了家。我现在六月一日的生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谈到祝寿一事、张学良如是说，

正因如此，张学良从此不提他生日之事。后来，他年事渐长，不忍挑逆大家的好意，爱在哪天过都无所谓。

有人曾就生辰当面问过少帅，他答得很妙：“这个问题要问主，我的出生是他赐的恩典！"

这些年来，台湾政局宽松，言论自由，因此，张学良说：“我有完全自由，心灵自由，身体也自由。”

这也确实是事实。依照政局的发展，如果蒋经国先生在世的话，出面为张学良做寿庆生的，很可能是经国先生自己。然而，张学良也知道自己身份敏感，再说，他恬淡已久，十分珍惜这份宁静的自由，因此并不愿与外界多作接触。

但是，外界仰慕关怀之情不断，要说张学良完全不领情，未免有点不近人情。不公开出面，外界说他仍没自由，一旦出来，他所喜爱的自由又被打扰。

何况，何谓公开露面，公开到什么程度？每到寿辰，这些压力就一齐涌来。为此，张学良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不要逼我，否则我干脆住到金门去。”

然外界对此内情却不甚了解。

就在张学良九十寿辰前夕，台湾舆论界刮起的翻案风吹到了张学良头上。

一九八八年初，台湾“国大”代表、史学家刘心皇在杂志上撰文为张学良鸣不平。他愤然写道：“如果将特赦部分说上，就更证明关押十年之后的再关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关押就是冤狱，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三月一日，台湾“立法委员”董正之又致函“行政院”，要求开释幽禁五十多年的张学良。这是蒋介石去世十三年后，第一次有人这样提议，宋美龄对此十分重视，不久即派员慰问张学良，并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是否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邀请，

恰巧，三天后，东北大学在美国的校友会电邀张学良赴华盛顿，参加将在四月十六日于美国举行的东北大学建校六十五周年和张学良兼任校长六十周年纪念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再次致电邀请张学良。电文中还说，如张学良不能前往赴会，校友会将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台湾向其表示慰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的记者更是强烈要求采访张学良。

八十八岁高龄的张学良对社会各界的关怀深表谢意，并将他最近的生活状况与感想，口授给他的侄女张闾芝，让其笔录，作为回答各界关怀的公开信。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五十多年来，首次发表的公开信，内容如下：

学良迁居来台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养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颇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报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虽不欲有所多言，乃连日造访寒舍人员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儿点说明，以谢垂注：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立比书三章八节中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十四节中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酥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民国)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公开信发表后，台湾利起的为张学良翻案风总算是停息了，但是，舆论界和海外学人认为，为张学良翻案之风是不会真止停息的，为台湾当局对“张学良公案”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在此情况下，李登辉“总统”居然也抢了一则头条新闻：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李登辉邀请张学良夫妇到寓所聚晤，并以茶点款待。他们相互交谈，欢悦自如，李登辉殷殷询问了张学良的健康、生活起居及家庭状况。张学良对李登辉的关怀深为感激。

李登辉夫妇和张学良伉俪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教义都有精深的研究。在这次聚晤时，他们谈话间互抒信道哲理，气氛亲切愉快。当这次聚晤结束时，他们还共同作了基督徒皮诚的祈铸。

尽管如此，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张捷迁教授等人仍在华盛顿纪念西安事变五十二周年时，再度呼吁台湾当局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新新闻》在三天之内发表了《张学良幽因何时了》等相关的七八篇文章。

翌年初，东北大学美国校友会决定：组织代表团前往台北，筹备六月二日为张学良举行八十九寿辰祝寿会。会长张捷迁请求张学良夫妇届时赴会接受校友们的祝寿。

张学良读完了张捷迁教授的信后，颇感惶恐，便提笔写了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作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澜，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不敢言，那么，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恳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谈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我年老，老眼昏花，又提笔忘字，写信有些困难，如今亲笔作书，乃为示信。兹录近作二十字如下：“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良再郑重恳求--句，万里奔波，

虚此一行，使我心中多少不安，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三月十八日

但是，拒绝各界函邀，并不等于张学良不见访客。就在这年三月份，张学良首次接见了“敏感性”的来访者，他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

王冀是张学良原东北军部属王树常之子，是研究张学良的专家。多少年来他期盼能见到父亲的长官张学良，不求谈什么，只求问候以了心愿。

几年前，他曾向友人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表达了想拜访张学良的心愿。王新衡因王冀之父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便向蒋经国请求。但蒋经国却说：“有这个必要吗？”于是，王冀的心愿未能实现。

然而现在，多年的冰层解冻了。王冀教授又来到台湾找到王一方，寻求实现多年的夙愿。张学良闻知后，欣然应允。

这天，晚六时五十分，王冀终于如愿以偿，在北投寓所见到了他思念已久的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

“人家问，我不出来是否有隐情？我说，是有的。”张学良首先开口说，“因为，一，说我自个儿好，老王卖瓜；二，辩我清白，伤害别人，我不愿意，故不愿见外人。本来，我也想写写回忆录，写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手经办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放弃不写了，因为写出来，是在表功，我不干；既然写了不免要批评别人，这样会伤人；我记的不一定精确，个别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我过去研究明史，发现历史是人说的，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这时，在一旁就座的赵一荻说：“不要说，不必说，上帝

那里有本账。”接着，她又谈起基督教，从宗教谈到了“魔鬼诗篇”事件，最后，又送给客人三本证道的《好消息》。

对此，张学良说：“我虽然不赞成霍梅尼的做法，但是若以回教徒的立场来看，霍梅尼作为教主，是有权为其教义而战的。我的宗教观念其实很开放，我太太常说我这个人是三教九流。我曾受一个喇嘛的影响很深。在汉口时，我遇到一个喇嘛教的活佛要去西康，我送他一程。这个喇嘛吃肉，我很奇怪。

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

随后，张学良夫妇与王冀及友人到饭厅共用晚餐。饭前，张学良大妇率大家祷告。张学良说：“今有故人王庭午（王树常号)之子在座，是平生一大快事。”

饭间，张学良讲了自己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往事，谈了郭松龄之死，讲了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等事实真相。

张学良到台北中正机场迎接赴美探亲归来的赵一荻。

当谈及台湾的民进党时，张学良说：“一个党总得有个目标，民进党的目标何在呢？反对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没有国家观念。民进党是假民主之名行之实。”

“那国民党呢？它的目标何在？”

“谈到国民党，我是老党员了，但我脱党已久。”对此，张学良笑了，说，“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时也说不完。”

席间，张学良极为健谈。进餐时，由于他的眼睛不好，视力太差，看不清菜肴，赵一荻便将饭菜转到他眼前并告知。她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丈夫讲述今昔往事。当她发现丈夫袖口上粘有饭粒时，便轻轻拿掉，情深意切，全在不言之中。

最后，张学良坦诚地对王冀教授说：“在中国社会做事，我有一字相勉：真’，要真诚，才能成功。”

同年，张学良还会见了《张学良在台湾》一书的作者郭冠英。

一九九○年初，就在张学良即将迎来他的九十大寿之际，他又提出要见一见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时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的唐德刚教授。

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的学识与文笔颇为欣赏，在数度邀宴与访谈时，张学良有意请唐德刚教授为其撰写一部类似由唐教授曾执笔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大部头自传。

在唐教授访谈期间，恰遇东北同乡会一再表示要为张学良筹办九十华诞祝寿活动，但张学良一再坚拒。然而，张群则持“祝寿没商量”的态度。

在台湾，只有张群与蒋夫人的辈分可与张学良相比。当张群坚持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祝寿时，张学良仍表示反对。可张群则坐在轮椅上挥挥手，毫不客气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学良哑口无言，无计可施。

接着，张群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五人，每人提二十个名字，然后淘汰十名，凑成九十个人，以示九十之庆。这本来只是友好间的大范围庆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了。

开列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张学良以及参加者是否同意列名。像郝柏村是以前安排张学良去金门参观时就认识的，两人同为军人，话也投机，故后来偶有餐聚；至于梁肃戎，以前与张学良并不熟，甚至是东北人中与反张的齐世英一道的人，此次梁肃戎也欣然参加，主要代表东北人对这位爱国者的敬意，过去的政治恩怨如今草已一笔勾销。

张学良九十诞辰祝寿活动公开后，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安排的，是一项“平反”活动，甚至认为是李登辉“总统”就职后一系列寓含政治意义的举措之一，其实这只是想当然的推论而已。

当然，因为张学良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如果政府反对此事，参与的党政要员或会受到劝阻，因此，这也可以解释成某种“平反”。但知道张学良的人皆知，他已心向上帝，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早已不在意了，如今，对张学良只有“评价”，而无“平反”问题。

正因此事原本以“平常心”出之，-一些爱护张学良的故旧反而为寿宴活动的被迫公开而担忧，怕中外记者闻风而来，有违张汉公以及亲友们为他祝寿的初衷。

五月初，已有九十名要员在“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庆筹备会”的邀请函上签名，其中赫然在册的有：“行政院长”郝柏村、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国鼎、倪文亚、郭婉容、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秘书长”梁肃戎，“行政院研考会主任”马英九，“财政部长”张继正，“总统府资政”张群、孙运璇，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的宋长志、“副参谋总长”马安澜、“空军总司令”乌钺、“海军总司令”马纪壮、“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国民党的元老或资深人士秦孝仪、蒋彦士、黄少谷以及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等人。

此刻，台湾当局的最高主宰李登辉也向张学良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姿态。五月三士一日，他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暖寿，以一幅寿屏和一盒人参表达祝贺之意。宋美龄也派人送来一个精致的花篮。“总统府资政”、原国民党中统局创始人陈立夫也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盛会。

一时间，复兴岗张宅门庭若市，车辆不绝，客厅里堆满了花篮与寿礼，贺寿的电报、信件雪花似的从四面八方飘来。

六月一日，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被布置得一派喜气。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请柬，上面写着：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国历六月一日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大庆谨詹于是日正午士二时假座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洁治壶觞共申祝嘏之忧尚祈高轩莅临以介眉寿”

以下是以张群为首的九十名党、政、军要员及社会贤达的署名。

一九九年六月一日，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发起的为张学度将军九秩华诞寿宴，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昆仑厅隆重举行。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已故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发来的贺电，正中有一个红底金字的“寿”字；下面是李登辉“总统”和李元族“副总统”赠的寿屏；还有一百零三岁的张群题书的“长寿永康，福寿无疆”的条幅以及各界致赠的花篮、寿屏。

邓颖超发来的贺电电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诚挚的祝贺。

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欣然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问候您的大人赵女士。

邓颖超

一九九0年五月三十日

上午十时，两辆扎着大红绸花的雪佛莱轿车开到了饭店大厅前，身穿黑色西装、结着枣红色领带的张学良，在穿着红色套装旗袍的夫人赵一荻陪伴下进入大厅，身后跟着专程从美国赶来为父亲祝寿的三公子张闾琳和大女儿张闾瑛及女婿陶鹏飞。

当张学良夫妇抵达寿庆大厅时，迎面被一堵记者人墙挡住，几十架闪光灯一齐闪亮，场面极为壮观。

正午十二时，前来贺寿的各方人士已经到齐，发起人张群宣布寿典开始。这位国民党元老坐在轮椅.上，首先致词说：

“今天，是张汉卿先生九十华诞寿宴。我和张学良在东北、华北、华中和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六十余年的老朋友，今天不但为老友祝寿，还写了篇祝寿文。”

张群边说边向张学良点了点头，从随员手中接过早已拟好的《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高声诵读起来：

“古之良史，不以料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面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意，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

祝寿文中，张群赞誉张学良在早年“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治军也、采寓兵于农方针”；“其理政也，尤重民生疾苦”；“又以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养人才，为建设要务”。

在谈及中原大战时，张群说：“既而中原鼙鼓相寻，先生居举足轻重之地；“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请各方即日罢兵息争”，“于是，渠魁讳祸，分崩离析之局复告统一，此又先生有造于国家至大者”。

谈到敏感的西安事变时，张群用语十分谨慎，“时陕北剿抗失利，共党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相煽惑，遂误兵谏之义致有西安事变”；“且以此一举世震惊之事变，造成全国安内攘外之共识”。此后，“先生自是即脱然于军政之外，幽居读书，养性慎道”；“先生与夫人赵一荻女士，优游林下，见者疑为神仙眷属。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及今总统李登辉先生，均加优礼焉”。

最后，张群诵道：“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今岁六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情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软！至于南山北山台菜之什，不足为先生诵也。”

孙运璇“资政”也应邀在宴席上致词。他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我本人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而张先生是校董。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校内许多学生面临经济困难，有退学的危险，张先生决定，凡是成绩好的学生而经济发生困难者，免学杂费且每月补助六十元生活费，许多学生就是如此才完成学业的。自己就是其中受到眷顾的一位学生，大学毕业后，立即参加了抗日战争。自己过去六十年来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成为有用的人，全依赖当年张先生的眷顾。”

孙运璇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祝张学良先生“福寿无疆，万事如意”。最后，他举杯动情地对张学良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张学良与夫人赵绮霞女士在祝寿宴会上。

致词后，牧师周联华带领大家祷告，希望主赐福给张学良夫妇，也希望他们两位能替主做见证。

寿筵上，张学良五十四年来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人。他说：

“承张岳公，还有孙资政，这样地奖誉我，使我实在不敢当。人家古人说‘虚度，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自己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我现在可以告慰于关怀我的亲友的，就是我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酥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能这样子站立地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什么。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有崩溃；我耳朵虽然是听不大好，但是我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除去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旁的话。我现在就是在诸位亲友以及友朋之间给上帝作证。

“有的友人对我说：你很开心啊，你身体那么好啊！不是的，我是完全活在耶酥基督内，我的喜怒平安，都是由他那里来。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主耶酥，其他我就没有所求。

“现在，我虽然年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话，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只是我已经老了。”

张学良的答谢讲话，朴实诚恳，引来阵阵掌声。

至此，寿宴进人高潮：由张学良和赵一荻亲手分切两座九层高的生日蛋糕，分送到各位客人的餐盘中，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和祝福声。待张学良回席坐定，人们纷纷拥上前来，争着向张学良敬酒。

张学良为了礼节，干脆一直站着和众宾客敬酒。赵一荻在旁时时关心地问张学良累不累，与会贵宾们见状，皆美赞老夫老妻的相互扶持。张学良动容地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互依靠，我早不知到了何种地步了！”

言罢，朝赵一荻举起杯，“砰”的一声，两人的酒杯发出脆响。

这时，有的记者想从赵一荻的口里得到些什么，然而，赵一荻一律以微笑避开了话题。实在避不开记者时，她就认真地说：“关于我丈夫的事，可以从我发表的文章中去找答案。”

原来，在庆祝张学良九十大寿之际，赵一荻特意撰写了《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

文章中说：“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作的事负，绝不推诿。……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又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尔后，日寇步步入侵、他不忍再看到自已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今天是他九十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地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圣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酥基督而永生。…他知道既然上帝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党政军要员的齐声祝贺，使张学良的九十寿辰活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是否意味着当局对张学良的平反呢？

当陈立夫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先是一愣，想了想之后，他说：“西安事变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没有反，哪有平呢？”

国民党党史研究会主任秦孝仪也说：“张先生目前已是自由之身了，没有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但是，许多人却持与此相反的意见。孙中山的嗣孙孙治平说，当年张学良受尽委屈，今天由当局的头面人物出面祝寿，当然有平反的意味。

一直为张学良的平反而奔走的张捷迁教授认为，李登辉接见张学良，以及李元簇“副总统”和李国鼎、张继正夫妇同张学良夫妇共进晚餐，而今党政要员齐为张学良祝寿，显然表明当局有平反的意思。

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宁恩承亦认为，张学良一生多姿多彩，坎坷不平，今天是欢乐收场，当然是平反。

一九九年六月一日，张学良在台北与美国东北大学校友会会长张捷迁合影。

此刻，海内外舆论界人土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指出：既然当局有那么多要员参与祝寿，既然李登辉、李元簇、朱美龄都送了寿礼，那么，张学良显然已被视为一位对历史有功德的人物，与蒋介石当年对他施以漫长非法关押相比，这不是平反又是什么？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则平静地告诉记者，父亲长久以来一直心平气和，给不给平反或者是不是平反，早已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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