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难得一见的史料（荣新江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得学术价值）

一、我们拥有“黄文弼文书”

在20世纪西域的考古探险时代，黄文弼先生大概是唯一一位中国的考古学家，他代表北大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28—1930年之间，独自对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做了考古调查，并发掘、收集了不少文献资料。他锲而不舍，陆续整理出版《高昌砖集》[1]、《高昌陶集》[2]、《罗布淖尔考古记》[3]、《吐鲁番考古记》[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5]等，记述了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过，并对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考释，在20世纪50年代艰苦的条件下，把自己所获的几乎全部文献资料的照片，悉数发表，供学者使用。

黄文弼先生所获文献资料，几经周转，现在大多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少量吐鲁番墓砖归故宫博物院所有。我们知道，在西方鼓吹个人英雄主义，所以许多西方探险家的收集品虽然入藏公立博物馆或图书馆，但仍以探险家的名字命名，如“斯坦因文书”、“伯希和文库”、“斯文赫定文书”、“马达汉收集品”等；而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追求共产主义，所以没有人用“黄文弼文书”的名字来指称他所获的西域文献资料，加之保守的管理体制，学者很难利用原件，这无疑降低了这些文献材料的价值，也遮掩了黄文弼先生原本应当拥有的荣誉。

尽管如此，黄文弼先生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刊布的所有文献的图版，虽然限于50年代的条件而不够清晰，但仍然被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所关注，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著。今天，为了纪念这位中国西域考古探险家的丰功伟绩，我们把这些研究文献从散在国内外的论著中拣选出来，将英、法、德、日文的论著全部翻译成汉文，加上中文论文，洋洋洒洒，汇为一编。

重读这些有关论文，翻检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报告，益加感到他所获文书、碑志、印章等各类文献的价值不菲。为了纪念他对西域研究的贡献，我们从心底发出强烈的呼声：今后我们应当把黄文弼先生所获西域各类文献称作“黄文弼文书”。相信今后的《吐鲁番学大辞典》一定会有“黄文弼文书”这个条目。

以下依据前人研究成果，略依我们编译的这本论文集的次序，对黄文弼文书的学术价值，略加陈述。

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典籍

高昌郡和阚、张、马氏以及麴氏高昌国早期的吐鲁番历史，几乎都是和当地奉行的某个中原、漠北、河西政权的年号相关联的，弄清楚哪个年号属于哪个王朝，又是高昌哪位统治者所用，吐鲁番的历史脉络也随之步步澄清。黄文弼文书中的《白雀元年衣物疏》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有“白雀”年号的文书，据史料记载，前秦苻坚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四月，（后秦）姚苌在关内北地称秦王，改元白雀。其时高昌奉行前秦建元年号，我们整理过的新获吐鲁番文书中即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6]。《白雀元年衣物疏》是九月八日所写，是否当时高昌奉行了姚苌的新年号，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吐鲁番出土的白雀元年不是姚苌的纪年，应当另觅其来历；有的则详细探讨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及高昌太守杨翰等人与后秦的关系，认为高昌地区使用姚苌年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结论不同，但对于《白雀衣物疏》的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于高昌郡历史的研究。

我们选编了专论此文书的马雍《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7]、谢初霆《吐鲁番白雀元年衣物疏补释》[8]、关尾史郎《“白雀”臆说——〈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补遗》[9]三篇文章，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应当参看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10]、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11]、关尾史郎《吐鲁番文书にみえる四、五世纪の元号再论——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を读む》（上）[12]、侯灿《再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高昌奉行的年号问题》[13]、侯灿《再论4－6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14]、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有关“后秦白雀年号及河西前秦纪年问题”小节[15]。最近，关尾史郎《〈后秦白雀元（384）年九月某人随葬衣物疏〉补说》一文利用新出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点[16]。

和其他吐鲁番文书收集品一样，黄文弼文书中的唐代文书则更加丰富。其中有出自吐鲁番哈拉和卓旧城中的一组八个残片，正面是《唐调露二年（680）二月西州兵曹牒高昌县为征收折冲、阙职课仗身铜钱事》，黄惠贤《唐代前期仗身制的考察》有所讨论[17]。背面一组文书，陈国灿《吐鲁番旧出武周勘检田籍簿考释》一文，在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18]、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的基础上，考证这批残片为武周时期西州勘田检籍簿的草案稿。这组文书“展现出了武周时在田与籍关系上出现的各种不平衡和问题，同时也看到了当时调整田籍关系的方案和过程，目的在于使无田或欠田的农民能得到一块保证供给封建国家赋役的份地” [20]。

还有一批大约为开元十二、十三年（724、725）前后的文书，内容都是与西州都督府仓曹、军营相关的事宜，而且在二次利用时都被剪成半截，推测当是同时同类的文书，它们包括《开元十三年西州未纳征物牒》及关联文书、《张元璋残牒》、《阿梁上府司牒为葡萄园事附判》、《张奉先残牒》、《张孝威等残牒》、《女妇才子还麦残牒》。池田温《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一文在讨论同样是半截文书、年代为开元十三年六月的西州都督府牒文时，把上述这些文书做了新的录文，揭示了其相应的史料价值，以及与冯国瑞旧藏文书、大谷文书之间的关系[21]。

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有一组极富研究价值的《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由上海博物馆藏第31号、大谷文书5839号、黄文弼文书一件、大谷4882、大谷5840、大谷4918(a)、大谷4918(b)、大谷4919、大谷5372、大谷5375等十个大小不同的残片组成，其中黄文弼文书是虞候司和法曹请纸案部分，保存相对完整，内容也十分重要。

学者利用这个断续缀合的长卷，讨论过唐朝制度和吐鲁番史的许多方面，如内藤乾吉利用它来研究官文书，他的《西域发现的唐代公文书之研究》为后来研究官府文书奠定了基础[22]；卢向前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牒文的形式[23]；中村裕一也以此为据来复原唐朝的牒文形式[24]；李锦绣讨论了唐代官府纸笔费等行政支出情况[25]；室永芳三、刘安志、李方先后讨论过文书中提到的西州地区突厥部落问题[26]。最新的一篇文章是雷闻的《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文用纸》，如题所示，该文是研究唐朝的公文用纸问题，本文书应当是最好的史料；他同时也复原出完整的唐朝地方官府的行政流程图，其所依据的就是黄文弼文书上的法曹请纸案[27]。党宝海《黄文弼先生所获元代汉文文书浅识》一文首次解读了《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元代汉文文书，确定其价值，但推测应当是黑城文书[28]。

相对于文书来说，典籍类的写本虽然不多，但也是黄文弼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吐鲁番雅尔湖旧城（交河）出土《尚书·虞书·大禹谟》系孔传古文尚书，即隶古定本[29]。同为交河故城出土的典籍类残片还有《毛诗·简兮》，其价值见虞万里《吐鲁番雅尔湖旧址出土〈毛诗〉残纸考释》[30]。

黄文弼所获一些汉文版刻佛经，在印刷史上也有其意义。1956年，小川贯弌《吐鲁番出土的印刷佛典》一文就指出其中有蝴蝶装印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九七（《吐鲁番考古记》图15、16），可能是宋版；还有《三法度论》卷上（《吐鲁番考古记》图17、18），据版式知为元普宁藏[31]。1991年，中村菊之进《吐鲁番出土的大藏经》指出《吐鲁番考古记》图19为《咸水喻经》，图14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九一[32]。其中的图14、15-16、19所示刻本，党宝海据《中华大藏经》刊布的金藏或高丽藏，判断均为金藏刊本[33]。

三、吐鲁番出土

回鹘语文书、碑记和佛经

黄文弼文书中更富研究旨趣的，应当是回鹘文文献。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所获回鹘文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件，是有关摩尼教寺院经营的回鹘文文书，全文长达125行，可以说是“回鹘国内获得国教地位的摩尼教寺院在现实中从回鹘国家获得何种优遇、并如何经营寺院的几近唯一的文书” [34]，吐鲁番虽然发现了大量各种语言的摩尼教经典，但涉及摩尼教教团的非典籍类文献却十分难得，所以这件文书异常珍贵，在高昌王国摩尼教史研究，乃至整个摩尼教史的研究上，都价值连城。

早在1975年，德国回鹘文专家茨默（P. Zieme）先生独具慧眼，从《吐鲁番考古记》发表的不算清楚的图版上，发现本文书的价值，撰写了《一篇有关回鹘王国摩尼教寺院经营管理的回鹘文文书》[45]，首次转写、翻译了部分段落，向学界介绍了这件回鹘文摩尼教寺院经营管理文书。随后，耿世民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看到原件，做了仔细的全文转写和汉语翻译，1978年发表为《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一文[36]，使学界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全卷的内容，功不可没。

1981年，英国摩尼教学者刘南强（S. N. C. Lieu）即据耿世民的译文，发表了《摩尼教寺院的戒律和制度》[37]。1991年，森安孝夫在所著《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第二章《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寺院经营令规文书》，根据自己对原卷的调查结果，重新用日语做了翻译，并有详细的注释[38]。

2010年，耿世民先生又参考森安孝夫等人的意见，对文书做了转写和翻译，但只是从第8行开始，文字似乎也有节略，对于某些名词，如“东城”、“葡萄园”、“月值”、“斗”等，显然有所改正，值得注意[39]。从1978年以来，这件钤有高昌回鹘王国官印的文书，成为摩尼教史研究最基本文献，反复被征引。

森安孝夫在上述著作中，还转写、翻译研究了黄文弼在交河古城获得的一件《摩尼教寺院入历》[40]，这也是研究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经济的重要文献。

黄文弼文书中还有一件其他地方少见的摩尼教文献，就是高昌回鹘摩尼教徒所用的历日文书，计52行，较柏林所藏另外两件吐鲁番出土摩尼教历日文书残片要完整得多[41]，几乎包括了整个卜古毗伽（Bügü Bilgä）天王在位之第八年（公元1003年）一年的时间。日本学者吉田豊发现这个历日的价值，并撰写了札记《西州回鹘国摩尼教徒的历日》[42]。法国回鹘文专家哈密屯的《公元988、989及1003年的回鹘文摩尼教历书》一文，对此文书做了详细的解说[43]。这件历日不仅对于了解摩尼教徒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而且也是现在学术分野中的天文历法资料，似乎尚未引起科技史家的注意。

黄文弼先生不仅通过发掘和购买的手段获取许多吐鲁番文书，而且采用中国传统的捶拓技术，使一些石刻史料得以保存下来，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据《吐鲁番考古记》的记录：“此石刻在1912年前后出吐峪沟（今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后运迪化（今乌鲁木齐）存政务厅，作油印机台石。我于1928年到迪化时，从油印机下取出，手拓数纸。原石今已不知去向矣。

石一面刻古维吾尔文，共二十四行，首行有残缺，中间微有破损，大致文尚清晰可读。返北京后，询之德人葛玛丽女士（A. V. Gabain），据其初步解释，为‘布哈里葛亦都克在高昌之克子尔重修庙宇事’，不知确否？亦待于将来之研究也。” [44]黄文弼先生的这个拓片是今人唯一可以见到此碑的依据了。这方石碑的回鹘文碑铭的研究先后有德国学者特肯（S. Tekin）的《吐峪沟出土768～780年间的回鹘文佛教造寺碑》[45]和耿世民先生的《回鹘文〈土都木撒里修寺碑〉考释》[46]，按耿先生的说法，这是“安姓僧（An Baghlygh tojyn）和土都木萨里（Tudum Säli）在高昌国吐峪沟重修寺院碑”，“此碑不仅为我们研究回鹘高昌王国时期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提供了材料，而且是迄今所知惟一的一件直接反映当时高昌地区佛教寺院经济的回鹘文碑刻”。

值得补充的是，《吐鲁番考古记》说到黄文弼先生曾在北京请教德国学者葛玛丽（A. von Gabain），并简单引用了她的初步解释。幸运的是，我们今天从黄文弼先生后人无私捐赠给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黄文弼藏书零散图片文献袋中，找到了当年葛玛丽给黄文弼先生做的初步考释的德文稿和中文译文，为保存这段珍贵的学术史，我们把这两段文字抄录如下：

Rotophot eines Abklatsches. Anfang und volle Breite erhalten, Ende fehlt.Es sind 23 Zeilen erhalten. Leider ist Manches nicht zu lesen, so z.B. derAnfang, der den Namen des Landes enthielt, über den (Zeile 1) König Burχanlïγïduq kün tngri matïqdïs (?) … regierte. -In Qïsïl im Land Χočo (Z.9) waren viele Klöster, die imLauf der Zeit in Verfall geraten waren. Ich, (Z.12), der Mönch Ärk bïγlïγ(oder von der Familie〔姓 = baγ〕ärk) habe den Schaden ausgebessert (Z.13) und Zellen undHallen gebaut, und die Gemeinde ausgestattet. (Z.20) Verehrung dem Brahma,Indra und den 4 Weltenhütern, sowie den Geistern; (Z.21) Segen der Majestätunsres Tängrikän, des Burχanlïγ tngri bügü und (Z.22)andren tängrikäns und Prinzen sowie (Z.23) für meine Verwandten.

A. von Gabain 葛玛丽（签名）， 22.XII.31

石拓影片。本文之开端及其全宽，皆甚完整，惟末段残缺，全文共二十三行，惜有多处，未能成诵，例如开首即缺一地名：

（第一行）国王布哈里葛·伊都克·渠·梯里·马梯克地斯（Burχanlïγ ïduq kün tngrimatïqdïs (?)……），统治……（注）——在Χočo高昌之克斯尔（Qïsïl）（第九行）有数修院，惟历时已久，颓废不堪。余（第十二行）及僧人蔼克·比葛里葛（Ärk bïγlïγ）及其他诸姓（〔姓 = baγ〕ärk)），曾重新修葺，（第十三行）又添修单室及厅堂数楹，全都焕然一新矣。（第二十行）供奉梵天王（Brahma）、西天王（Indra）、四大天王及诸神。（第二十一行）顶礼者为吾国圣上，布哈里葛·梯里·比谷（Burχanlïγ tngri bügü）（第二十二行）诸臣，太子，及余之眷属。

（注）——“伊都克·渠·梯里”，系“圣，日，天”之意。

葛玛丽译，铁丁重译

1931月12月22日

葛玛丽的信是用手动打字机打印的，回鹘文转写的特别字母用笔改订过，最后的德文中文名字、日期都是手写的，表明她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书信的译者铁丁，不知是葛玛丽委托还是黄文弼找的人，译文大致无误，只是标点和回鹘文的拼写上有问题，我们已经据德文原本做了改正。

此信写于1931年底，其时葛玛丽已经在回鹘文方面有相当的功力，正在协助缪勒（F. W. K. Müller）和邦格（W. Bang）两位回鹘文大家整理吐鲁番出土各类回鹘文文献，成绩卓著[47]，因此她对内容的摘要概括大体上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是这方回鹘文碑铭解读的第一位功臣。但可能是限于篇幅抑或受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环境的影响，黄文弼先生只是概括地说葛玛丽认为该碑系“布哈里葛亦都克在高昌之克子尔重修庙宇事”，从信文来看，这个概括显然不够准确，所以被耿世民先生指为“误”解。

这里我们应当还葛玛丽的清白，并为当年中德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记上一笔，不论是黄文弼不保守材料并虚心求教的精神，还是葛玛丽的迅速答复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看来，都可以说是吐鲁番学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两位学者此后都对吐鲁番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8]。

黄文弼文书中的回鹘文材料，不仅有写本、拓本，还有刻本文献，即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前有扉画，题“陈宁刊”，后为版刻经文。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做了初步研究[49]，山田信夫在《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断片》一文的附录《西北科学考查团所获文书》做了进一步探讨[50]，小田寿典在有关回鹘文《八阳神咒经》的研究中也利用了这个刻本[51]，小川贯弌《吐鲁番出土的印刷佛典》一文提示了陈宁的相关材料[52]，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论证了这个版本刻于江南的杭州[53]。

除了上面这三篇专门专论外，黄文弼文书中的佛典文献，也构成一些论著的研究素材，如茨默《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中有《吐鲁番考古记》图版98/图89录文并德文翻译[54]；卡拉（G. Kara）和茨默合著《萨迦班智达〈甚深道上师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一书中有《考古记》图版109/图97的录文和德译[55]；松川节在研究蒙古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时，指出《考古记》图版109/图98是相应的回鹘文刻本，并做了转写和英、日文翻译[56]；茨默《回鹘佛教咒术文献》一书在松川的基础上做了转写和德语翻译[57]。

在黄文弼文书的回鹘文材料中，还有其他吐鲁番收集品几乎都有的回鹘文契约文书两种，它们最早由冯家昇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一文做了转写、翻译和注释[58]，随后护雅夫在《元代畏兀儿文买卖土地文书一通》一文中有所补正[59]。这两件契约文书作为吐鲁番回鹘文契约文书大家族中的成员，以后不断被翻译、重译、注释、考证[60]，成为研究西州回鹘时期高昌社会经济史和契约文本的依据。

黄文弼文书中的回鹘文书丰富多彩，其中的两封书信是铁兹江（S. Tezcan）、茨默（P. Zieme）《回鹘文书信残叶》一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提供了高昌回鹘官人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61]。另外，检索梅村坦撰、张承志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古记〉所收回鹘文古文献过眼录》，还会发现仍有回鹘文佛典写本尚没有人讨论，而梅村坦在本文中转写、翻译了其他几种此前未经研究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即《借用土地所费谷物账》断简、《交纳面粉命令》、有关借银的文书断片、棉种笔记小断片、继承家产文书[62]。松井太《回鹘文“幸运之印”文书考》一文，把其中《交纳面粉命令》与其他钤有同样印鉴的文书对比研究，指出这些属于元朝时期的文书的意义[63]。最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黄文弼先生采集回鹘语文献综述》一文，对黄文弼文书中的回鹘文资料做了更加系统的阐述[64]。

从以上两节所举资料可见，黄文弼文书为高昌郡、唐西州、高昌回鹘三个时代的吐鲁番历史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史料，特别是在唐朝地方行政制度、回鹘摩尼教寺院经营、摩尼教历法、回鹘佛教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四、塔里木盆地周边出土的

胡语文献、印章

黄文弼先生西域考察的足迹还遍及新疆的其他地区的重要古代遗址，在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城址、石窟寺、墓葬中，也获得了数量多少不等的文献材料，我们今天拥有的黄文弼文书，不仅仅是吐鲁番文书，还有焉耆文书、龟兹文书、于阗文书，以及带有文字的9印章、石窟刻划题记等。从语言上来说，汉语之外，还有梵语、龟兹语、中古伊朗语、粟特语等等，它们大多数都发表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可能由于图版质量欠佳，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1958年《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甫一出版，德国梵文研究权威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马上就撰写了书评论文，题为《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的调查》，按图版先后，介绍了四件龟兹语寺院文书、梵文护持咒(?)、梵语《杂阿含经》和两种未比定的梵语佛典断片，他还用很长的篇幅，指出图版柒捌—玖拾/图15-27所刊貌似于阗语的写本都是赝品[65]。应当承认，黄文弼先生和早期一些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一样，在获得珍贵西域古代文献的同时，也被蒙骗收购了一些近代当地伪造的“文书”。后来，岩松浅夫《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所刊一梵文断简》，也转写、翻译、考释了一篇梵文佛典[66]。

最近，庆昭蓉在《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一文中，全文转写、翻译了瓦尔德施密特提到的四件龟兹语寺院文书，并与英、法所藏同类文书对比，澄清了出土地在脱库孜撒莱的误记，根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改正为库车渭干河口的Douldour-âqour遗址周围一带[67]。荻原裕敏《〈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所刊载的吐火罗语资料》一文把黄文弼所获其他吐火罗语材料一一做了解说[68]。

在瓦尔德施密特关注的婆罗谜文梵语、龟兹语写本之外，黄文弼文书中还有反映西域地区其他宗教的其他语言文字材料，其中之一就是宗德曼（W. Sundermann）《焉耆出土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残片》所发表的材料，这是摩尼教教史类文献残片之一[69]。德金（Desmond Durkin-Meisterern）《黄文弼发现的一件帕提亚语残片》一文对这件摩尼教文献做了更进一步的整理研究[70]。

最后，黄文弼先生在今新和县于什加提（玉奇喀特）遗址发现的所谓王莽时期西域都护李崇之印，被朱玉麒《所谓“李崇之印”考辨》一文所推翻，并给出“李忠之印信”的新释读，并阐述了这枚私印在西域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71]。

黄文弼文书中还有一些西域地区的汉文文书，由于比较零碎，没有专题性的研究论著，但讨论唐朝西域或某类文书时常常被引用[72]。相对于吐鲁番文书来说，黄文弼塔里木盆地周边所获西域文书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是没有更加清晰的照片发表，另一方面是胡语文书本身的难度造成的。

总而言之，我们拥有丰富多彩的黄文弼文书，这些文书在研究西域史，特别是吐鲁番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些文书更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随着研究的进步，将会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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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昌砖集》，北京：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1年；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1年。

[2]《高昌陶集》，北京：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3年。

[3]《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

[4]《吐鲁番考古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5]《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6]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76－179页。

[7]《文物》1973年第10期，61－65、72页。已收入本书已收入本书。

[8]《历史论丛》第5辑，1985年，373－379页。已收入本书。

[9]《上智史学》第32号，1987年，66－84页。裴成国汉译本，收入本书。

[10]《文物》1983年第1期，27－28页。

[11]原载《南都学坛》1988年第4期；此据作者《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132－135页。

[12]《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23号，1989年，1－2页。

[13]《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新疆研究资料中心编印，1990年，79－81页。

[14]《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32－34页。

[15]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37－145页。

[16]“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10月19-20日。

[17]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75－276页。

[18]堀敏一著、韩国磐等译《均田制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284—285页。

[1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334—335页。

[20]原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419－439页，引文在436页。已收入本书。

[21]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5－128页。已收入本书。

[22]内藤乾吉《西域发见の唐代公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第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京都：法藏馆，1960年，9－111页，特别是32－52页。

[23]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370－371、378－379页。

[24]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598－599、610－612页。

[25]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61、367－368、1056－1060页。

[26]室永芳三《吐鲁蕃发见朱邪部落文书について——沙陀部族考 その一（补遗）》，《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纪要》第10号，1974年，1－7页；刘安志《唐代西州的突厥人》，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12－122页；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89－320页。

[27]原刊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23－444页。已收入本书。

[28]“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10月19-20日。

[29]顾颉刚、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59页。

[30]原刊《孔子研究》1993年第1期，118－122、111页。已收入本书。

[31]小川贯弌《吐鲁蕃出土の印刷佛典》，《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卷第1号，1956年，34页。

[32]中村菊之进《トルファン出土の大藏经》，《密教文化》第172号，1991年，49、52页。

[33]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季羡林等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4－105页。

[34]森安孝夫撰，白玉冬译《黄文弼发现的〈摩尼教寺院经营令规文书〉》，本书，130页。

[35]P. Zieme, “EinuigurischerText überdieWirtschaftmanichäischerKlösterimuigurischenReichvonQoco”, 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 ed. L. Ligeti,Budapest 1975, pp.331-338. 付马汉译文收入本书。

[36]原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497－519页；修订本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529－548页；又收入作者著《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54－382页。英文本为GengShimin, “Notes on an Ancient Uighur Official Decree Issued to a ManichaeanMonaste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35/3-4, 1991, pp. 209-230. 已收入本书。

[37]S. N. C. Lieu, “Precept and Practice in ManichaeanMonasticism”, Journalof Theological Studies, ns.32, 1981, pp. 153-173. 林悟殊汉译文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24－37页；后经译者修订，收入所著《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中，台北：淑馨出版社，1997年，107－130页。已收入本书。

[3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1991年，35－126页。德文译本T. Moriyasu, Die Geschichte des uigurischen Manichäismus an derSeidenstraße. Wiesbaden, 2004, pp. 39-149. 本书收入白玉冬汉译文，系据作者之意摘译与黄文弼文书相关部分的研究，并由作者做了最新的修订。

[39]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研究》，张定京、穆合塔尔·阿布勒哈克主编《突厥语哈萨克语文学研究——耿世民教授诞辰80周年·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建系5周年“2009突厥与哈萨克语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90-98页。

[40]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85－87页。

[41]柏林残片见G. R. Rachmati& W. Eberhard,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SPAW Phil.-hist. Kl.No. 12.1936, pp. 19-20, 61-62.

[42]吉田豊《ソグド语杂录（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号，1989年，165－176页。荻原裕敏汉译文收入本书。

[43]J. Hamilton,“Calendriers manichéens ouïghours de 988, 989 et 1003”, Mélanges offerts à Louis Bazin par ses disciples, collègues et amis,Jean-Louis Bacqué-Grammont and Rémy Dor (eds.), Paris: l’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Anatoliennes d’Istanbul, pp. 7-23. 吴春成汉译文收入本书。

[44]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64页。

[45]S.Tekin, “Die Uigurische Weihinschrift eines buddhistischen Klosters aus den Jahren 767-780 in Tuyoq”,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vol. 48, 1976, pp. 225-230. 李雪汉译文收入本书。

[46]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77－83页；后收入作者《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423－431页。已收入本书。

[47]葛玛丽与缪勒合撰的论文有F. W. K. Müller &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PAW,1931, pp. 675-727. 与邦格合撰的论文有W. Bang, & A. von Gabain, “Ein uigurische Fragment über manichäschen Windgott”, Ungarische Jahrbücher 8, 1928, pp.248-256; idem.,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 Bruchstücke eines Wahrsagebuches”, SPAW, 1929, XV, pp.3-30 pls. I-IV; idem.,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 Manichaica”, SPAW,1929, XXII, pp. 3-22 2 pls; idem., “Uigurische Studien”, Ungarische Jahrbücher, 10, 1930, pp. 193-210; idem.,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II: Der grosse Hymnus auf Mani”, SPAW, 1930, XIII, pp, 3-31 2 pls; idem.,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V: Ein neues uigurisches Sundenbekenntnis”, SPAW, 1930, XXIV, pp. 2-20; idem., “Analytischer Index zu denfünf ersten. Stücken der türkischen Turfantexte”, SPAW, 1931, XVII, pp.3-59.

[48]与黄文弼先生颇受冷落相比，葛玛丽在德国和整个西方学界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和爱戴，德国先后出版过三本纪念她的论文集：Scholia: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nnemarie von Gabain zum 80.Geburtstag am 4. 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herausgegeben von KlausRöhrborn und Horst Wilfrid Brands, Harrassowitz, 1981; Memoriae munusculum .Gedenkband für Annemarie von Gabain, herausgegeben von Klaus Röhrborn undWolfgang Veenker, Wiesbaden 1994; 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äge derTagung “Annemarie von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c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12.1994),herausgegeben von Ronald E. Emmerick u.a., Berlin 1996.

[49]原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183－192页；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33－444页。已收入本书。

[50]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断片》附录，《东洋学报》第40卷第4号，1958年，94－97页。田卫卫汉译文收入本书。

[51]小田寿典《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豊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1987年，25－38页；又《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卷トルコ语译の研究》，京都：法藏馆，2010年。

[52]小川贯弌《吐鲁蕃出土の印刷佛典》，35页。

[53]《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127－131页。已收入本书。

[54]P. Zieme, “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Goldglanzsūtra”, Journal of TurkishStudies, 1977(1), pp. 150-151, n. 7.

[55]G.Kara, & P. 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Guruyogas “Tiefer Weg” von Sa-skya Pandita und der Manjusrinamasamgiti (BTT VIII), Berlin 1977,pp. 110-112.

[56]松川节《モンゴル语译〈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に残存するウイグル的要素》，森安孝夫編《中央アジア出土文物论丛》，京都：朋友书店，2004年，90页；Takashi Matsukawa, “SomeUighur Elements Surviving in the Mongolian Buddhist Sūtra of the Great Bear”,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 and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 by D. Durkin-Meisterernst et al.,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 205, 144-145.

[57]P.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uigurischen Buddhismus (BTT23), 2005, p.128.（以上三条注释为庆昭蓉博士转述拉什曼（Simone-ChristianeRaschmann）和笠井幸代二位的提示，谨此致谢。）

[58]原刊《历史研究》1954 年第1期，119－131页；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15－429页。已收入本书。

[59]护雅夫《元代ウイグル文土地壳買文书一通》，原刊《岩井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东京：东洋文库，1963年，712－727页；收入氏著《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III，东京：山川出版社，1997年，530－544页。苏航汉译文收入本书。

[60]参看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ペーター•ツイ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编《ウィグル文契约文书集成》，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

[61]S. Tezcan and P. Zieme, Uigursche Brieffragmente, StudiaTurcica, ed. L. Ligeti, Budapest: AkadémiaiKiadó, 1971, pp. 451-460. 付马汉译文收入本书。

[62]《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16辑，1991年，157－163页。已收入本书。参看HiroshiUmemura, “Uyghur Manuscripts preserv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ocuments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Kyoto, 1990, pp. 175-176.

[63]松井太《ウイグル文クトルグ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3，1998年，1－62页。

[64]“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10月19-20日。

[65]E. Waldschmidt, “Chinesische archäologische Forschungen in Sin-kiang (Chinesisch-Turkestan)”,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 vol. 54/5-6, 1959, pp. 229-242.庆昭蓉汉译收入本书。

[66]岩松浅夫《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掲の一梵文断简について》，《创价大学人文论集》第9号，1997年，35－45页。此文按作者的意思而没有翻译收入本书。

[67]黄建民等编《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北京：民族出版社，303－324页。已收入本书。

[68]“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10月19-20日。

[69]原载W.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 Inhalts (Berliner Turfantexte11), Berlin,1981, pp. 111-112，收入本书的胡晓丹汉译本，同时参考了D. Durkin-Meisterernst教授转为我们提供的英文翻译。中、德文的标题为我们所拟。

[70]“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年10月19-20日。

[71]提交2012年10月15～19日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修订本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并收入本书。

[72]如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T.Yamamoto & O. Ikeda,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I, Contracts (A), (B), Tokyo 1987；黄烈《谈汉唐西域四个古文化区汉文的流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427－428页；陈国灿与刘安志《从库车出土文书看唐安西都护府府治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5－129页。

本文写于2013年12月30日，系笔者所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的代前言，并提交2013年10月19-20日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徐文堪等先生的指教，这里略作增补，兼及一些《论集》没有收入专题讨论的文献。在此对徐文堪等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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