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最后为什么不打了（抗美援朝后方不稳）

抗美援朝后方不稳，毛主席怒斥贪腐，51人死刑，38402人受刑罚

1950年到1953年，近三年时间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战争对于新中国来说是立国之战，毕竟，当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主席喊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终于落地了，终于被全世界人民认可了。

抗美援朝战争为何能够胜利？从本质来说是因为新中国上上下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的结果，而实现这个团结一心，毛主席和共产党在国内又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简单来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同步在进行的是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6月9日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总结了之前土地改革的成果，并且断言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才有了打到蒋介石的胜利。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通过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方式，保存了富农、保护了中小农，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尽快恢复生产，保障新中国的建设。

相对于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的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有一些特殊了。镇反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当时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了很多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更是肆无忌惮搞破坏，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镇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数十万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最终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

然而，就在镇压反革命进行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东北出大事了。

原本，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较早实现解放建立人民政权的东北，率先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可是，就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以高岗、彭真、陈云为主要领导的东北局，率先提出了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运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党员经不住腐化思想侵蚀和利益诱惑，发生了贪污蜕化现象。

东北局“自曝家丑”，揭露了这样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起草了一件渔民组织工会法令，在机关里转了四个月还没有公布。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同私商勾结盗窃国家资财，或者成为违法乱纪的投机商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东北的很多干部已经蜕化成了大贪污犯。1932 年入伍的百货公司东北区公司人事室主任邓东多次盗卖国有机器、挪用巨额公款，年仅 30 岁就开始为自己操办寿宴聚敛钱财，31 岁时又操办一次，同时还利用为其子周岁庆贺之机敛财。据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 1950 年 1 月至 8 月不完全统计：贪污者 2358 人，贪污公款 500 余亿东北币。

随着贪污蜕化和官僚主义问题的暴露，东北局逐渐把这两项工作当成了主要工作。最终，1951年9月14日，东北局就东北地区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蜕化倾向、铺张浪费情况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袭击的警示，还提出了“两个务必”，提醒全党全军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一开始，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问题。1950年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回来，在哈尔滨会见当地负责人谈到“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1950年3月1日，在沈阳会见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领导时，也提出了一定要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可是，当东北局汇报上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情况时，还是令毛主席大吃一惊。在东北局的汇报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 3629 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 5 亿元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毛主席看到高岗的汇报，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东北的孤立问题，很可能全国范围内都有类似问题。于是，毛主席转发了高岗的汇报，并且批示要求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且明确要求各地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就这样，以毛主席11月30日批转的两个报告为开始，全国性的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两个报告，一个来自于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一个来自于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

值得指出的是，毛主席转发东北局高岗的报告，只是希望各地能够清查内部存在的问题。可是，薄一波的报告还是令毛主席十分震惊，痛心疾首。华北局的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对此，毛主席批转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有多严重呢？在1952年2月10日的审判书中这样写道：“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旧人民币，10000元等于现在的人民币1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农工粮，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总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71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在这贪污案发生的同时期，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抗美援朝战争捐款的运动，这场运动中，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进行折价，一架战斗机折合新币15万元，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等等。

也就是说，仅仅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就贪污了相当于11万架战斗机的财物。

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人民踊跃捐助，与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著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带头捐献了12架战斗机。河南驻马店，在校学生不甘落后，他们发动一人“一颗子弹”的捐献活动，仅三天就捐款5855万元。更是有很多贫苦农民、青少年儿童，捐献自己的劳动果实，用于购买飞机，于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出现了“儿童号飞机”“绵农号飞机”。

最终，全国各界人民总共捐款55650.37万元，可购战斗机3710架。

而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金额，竟然相当于全国战争捐款的20多倍！

刘青山出身贫苦农家，1931年入党，参加了红27军、抗日战争中，刘青山担任河北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在刘青山等同志的努力下，大城县的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扩大。日伪军把刘青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悬赏1500大洋要他项上人头。

因为刘青山在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抗战后期他被任命为冀中中共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刘青山又为冀中地区的城市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又改任为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刘青山作为国内城市工作干部的优秀代表，被选送到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

当有人揭发刘青山贪污事实时，不少人提出，刘青山正在奥地利访问，如果拘捕，有可能造成新中国国际形象受损。对此，毛主席指示薄一波和华北局，有贪必惩！于是，12月2日，刘青山出国归来，一下火车就被拘捕，4日就被开除了党籍。

刘青山贪污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据了解，他主要通过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方式获得钱财。这些中有很多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刘青山的贪污行为背后，有多少穷苦百姓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真是难以想象。

刘青山还借着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

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刘青山开始吸食毒品，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据他们自己供述，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节日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当别人对他有所质疑时，刘青山理直气壮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

刘青山不仅仅是贪污腐败，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利，把天津地区的党组织变成了他掌握权力、进行腐化堕落的驯服工具。刘青山极力压制党内民主、实行家长制统治，凡是坚持党性原则的人，都会受到打压排挤；反而是与刘青山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的同党，则被刘青山拉拢，形成了一个小宗派集团。

对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主席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刘青山张子善案，毫无疑问让毛主席更加重视起三反运动来，因为，自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之后，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汇报上来。

人民银行汇报讲：

全 行 共 有 元 工 226000 余 人， 估计各类人员犯错误的比例 约 为 ： 出 纳 人 员 约 有 56000人， 占 全 体 人 数 25%， 其 中 按有 60% 贪 污 算 ， 即 有 33000 余 人， 约 占 全 行 人 员 的 15%。

贸易部汇报讲：

据中贸部在京直属机关及东北、 华北、 中南三区贸易部 和 京 、 津工商局的汇报估计 ， 贪污人数可能占到全体职工总 人 数 的 30%至 50%， 其 中 严 重 的 贪 污 行 为 （贪 污 人 敏 币 3000 万 元 以 上） 可能占到总人数的 2‰到 3‰。

公安部的汇报讲：

1950 年已发生了两起卷款潜逃的事 件： 一 是 生 产人 员 杨 占 鳌 ， 1942 年 的 党 员 ，卷款 2300 万元潜至上海、 苏州等 地， 改 名 换 姓， 过 了 3 个 月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日子， 才被 捕 回 法 办； 一个是新生公学事 务 长 张 世 杰， 卷 款 500 余 万元 和 自 行 车 一 辆， 于 1950 年 5月 潜 逃， 至 今 年 5 月 才 被 捕 回法 办。 个 别 腐 化 分 子， 采 用 各种 形 式 实 行 贪 污。

随着越来越多的情况呈上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认识到，开展三反运动的难度还是估计不足。所以，1951年12月，几乎整个月时间，毛主席都在忙这一件事。12月31日，毛主席召开在京领导人回忆，直截了当宣称：

“‘三反’ 不反， 党就会变质。 从二中全会算起， 如 10 年内不进行 ‘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说党不会变质， 只有进行 ‘三反’ 这一条下才有可能。 如不进行 ‘三反’， 一样可以腐化。 过去在山上看不见， 一到城市就看见了。 要进行 ‘三反’，马克思主义才灵， 不进行 ‘三反’，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员 8 个条件都不灵。 有些人不进行 ‘三反’ 看不出 来， 镇反中有些人也看不出来 ，有些公安人员对 5 种敌人的斗争是坚决的， 但就是贪污腐化， 如卜盛元、 刘青山 （镇反有成绩， 还出过国）。 过去整党整风只是整坏人， 不整 好 人， 这次是坏人好人一齐整 ，好 人 整 得 更 好…… 有 多 少 反 多 少，开 除 400 万 党 员 还 有 180 万……在所不惜。 过去看联共党史， 看见大批开除党员， 当时了解不深刻， 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 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

毛主席清醒认识到，三反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新中国和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比如纯洁队伍，必须打击腐败分子，还党员干部一个弊革风清的工作环境，还人民群众一个朗朗乾坤。

毛主席惩治贪腐的决心非常大，他认为应该像重视镇压反革命一样重视这一工作，“全国可能需要枪毙 1 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展开后，有多少贪污犯被处理呢？据1952 年 10 月 25 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

按照这种说法，被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只有51人，这很明显与全国性的三反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齐名的三反运动不搭调。实际上，当时还有很多死刑判决并没有经过中央和大行政区的批准。也就是说，51个死刑犯，仅仅限于少数的重特大贪污案。

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我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公允的。

在三反运动中，沾钱沾物的干部人人紧张，夜不能寐。华北局党刊就报道了一些自杀案例。

“1月 初， 大同在城关商民 ‘三反’ 动员大会上， 指出某街有贪污，该街民政委员未听完即回家， 剖腹自杀。”

“宣化市委于1月10日召开第二次千 余干部的反贪 污 大会 ， 会 上 宣 布 撤 职 不老实坦白的薛全成（市税局股长）、 贾荣芬（市立医院司药）， 并宣布 开 除 杨 德 明 （市 委管理员） 党籍。 会后，贾荣芬因怕查办 ， 吞吃 安 眠 药 片 ， 于 当 晚死去。”

1月7日， 河北文安县副县长听到 “三反”动员， 在10余天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后， 开枪

自杀。

河北武清县副县长， 因有贪污行为， 吞金自杀。

华北局曾报告中央说，“华北各地三反以来自杀事件达数百起。 仅河北截至2月23日止， 自杀已达174人。 军区系统至2月26日自 杀已达134起。”

三反运动固然是肃清了建国初期的贪腐现象，但是后来的用数字规范打老虎行动，还是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对此，毛主席专门强调，“禁 止 打、骂 、 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 ” 、“不得采用 ‘疲劳战术’ 和 ‘车轮战术’” 的打 “虎” 经验， 要求各部放行。

1952年3月，毛主席批准发布了《关 于 处 理 贪污、 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紧接着， 毛泽东又签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至此，反贪污才有了一定的政策和法律标准，比如说，惩处标准则以1亿元，5000万 元 和1000万 元 为 借 线， 贪 污数额1亿元以上者， 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死刑； 5000万 元 以 上不满1亿元者， 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 图 刑； 1000万 元 以 上 不 满5000万元者， 判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1年至4年劳役， 或1年至2年的管制。

这种按法律办事，杜绝随意性和简单粗暴执法的政策，与毛主席一开始杀气腾腾喊出“非杀个几万人不可”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说明，毛主席已经开始意识到反贪腐不能仅靠群众运动和指标控制，而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毋庸讳言，1951年的共产党，在反贪腐、治理国家这件事上还比较稚嫩，新中国的三反运动，确实造成了很多贪腐分子落网，给广大的党员干部巨大的警示作用。但是这种群众性运动，也暴露了缺乏制度反腐、法律反腐的弊端。而在这过程中，新中国反腐败的法律逐渐开始建立，反腐败的制度开始完善成熟。

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不断鞭策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够让我们的党拥抱战斗力和纯洁性。新中国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正是因为贪腐横行脱离群众才不免覆亡，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永远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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