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把金银财宝藏到哪里了（慈禧死后留下私房钱黄金16万两）

封建王朝虽然奉行家天下，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皇室和国家的财用还是有基本区分的。清代就设有规模庞大的内务府以掌管宫廷事务。内务府由内务府堂、七司三院等机构组成，其中列名第一的广储司就负责府藏及出纳事宜，也包括管理帝后的内帑银。

国家财政收入中，有专项用以保障皇室用度。1911年，清廷首次尝试编制预算，在全国财政预算案中，清皇室的收支为单列，比照全国收支状况、按一定比例分配而定。这年10月2日，度支部报告，根据宣统三年预算案，清室1912年的收入列银780万余两。考虑“皇室事务隆重”应宽为筹备，度支部还将皇室收入增至838.357万两。

838.357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纵向比较：1912年预计全国财政收入2.339亿两，皇室经费占全国总收入的3.38%。横向比较：俄国皇室经费为853.3334万两，日本皇室经费为200万两。也就是说，清皇室经费比俄皇室经费略少，但远比日本皇室经费多。

西逃前不忘藏好私房钱

按照今人贾英华在《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一书介绍，慈禧的内帑银有黄金36万两、白银400多万两。贾英华还说，这笔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时留在紫禁城的：“据记载，庚子年（1900），慈禧太后尚在宁寿宫大殿存放白银六百万两，西逃之前移至储秀宫大殿，幸而未遭受损失。返回京城后，慈禧修葺仪鸾殿、海晏堂，耗去二百万两。慈禧殡天时，尚余四百万两白银。至于宫中所存黄金，除慈禧殡天时打造金塔用去一万两，尚余三十六万两。以上全部被隆裕太后承受。”

文中所说的宁寿宫为慈禧的新寝宫。1889年，慈禧归政光绪，按礼制，之后她应住到慈宁宫。毕竟从孝庄皇太后时始，慈宁宫就是历代皇太后、太妃、太嫔们了却残生之地。但慈禧独出心裁，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宁寿宫。

宁寿宫有何特别之处？它是乾隆当年为自己年老归政后辟出的养老地。也因为这段渊源，乾隆为宁寿宫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要入住这里，得功盖乾隆，或至少得是太上皇。于是，在乾隆去世后的百年间，宁寿宫一直无人敢入住。慈禧归政后选择居住在此地，无形中透露出自己依然是大清朝太上皇、依然把握这个国家重大军机政事裁夺大权之意。

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曾为河北怀来县令，1900年在怀来接待过西逃的慈禧、光绪一行。据《庚子西狩丛谈》一书记载，见到吴永，自称“已完全成一乡姥姥”的慈禧就说自己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对吴永准备的小米绿豆粥赞不绝口。之后，她还让李莲英告诉吴永想吃鸡蛋。兵荒马乱之际，十室九空，吴永好不容易在一商店找到五枚鸡蛋，“得之乃如拱璧”。煮熟后，用一粗碗装好呈进。慈禧连吃了三枚，剩下两枚被赏给了光绪皇帝。

慈禧西逃前，没有忘记将珍妃推到井里、没有忘记将私房钱藏好，却没有想到要多备些干粮。逃难路上啼饥号寒，不知她是否心生“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之慨？

1908年，慈禧薨逝。她的内帑银，或者说她的私房钱，即为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所继承。慈禧身后究竟留下了多少内帑银？换言之，隆裕太后继承了多少内帑银？说法颇多。

据国史总纂恽毓鼎的记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7日，隆裕太后召见摄政王载沣、内阁各成员和各位亲贵，流泪斥责他们执掌朝政不到3年便致形势恶化如此。批评“举朝直无一忠臣”的同时，隆裕太后表示要将慈禧所留下的内帑银全部拿出来充军饷。她拿出账簿一册给摄政王看：“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隆裕所说的先太皇太后，就是慈禧。按此说法，隆裕太后继承的慈禧私房钱为黄金15万两、白银200万两。

1912年2月9日的《大公报》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隆裕太后前后共拨了三批内帑银，总数为黄金约16万两、白银120万两。“皇太后屡颁内帑，经袁内阁知会度支部，作为购买爱国公债款，并填给收单进呈。兹查所收之款，第一次内帑黄金七万九千九两五钱，第二次内帑银一百万两，第三次内帑银二十万两、金八万两，共计折合银元一千零十六万二千九百十元。”

历史真相究 竟如何？武昌起义爆发后，隆裕太后多次下拨了慈禧所留内帑银。清宫档案对此都有记载，如此，也为我们破解这一历史谜题提供了可能。

武昌起义逼迫隆裕太后拿出内帑银

内帑本指皇帝、皇室的私财、私产。武昌起义爆发后，隆裕太后为何要拿出来？这得从清廷紧张的财政状况说起。

很长一段时间，清廷的全国总体财政是入不敷出的。根据《清史稿·食货志六》的记载，1910年，度支部奏请试办第二年预算，全年收入约银2.97亿两，支出则为约银3.4亿两，财政赤字4400多万两。1911年10月度支部所奏的1912年全国预算表册中，全国财政赤字也达到4300多万两。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寻求财政支持。10月17日，他告诉陆军部军需司司长苏锡弟：“部库仅存现银数百万。”荫昌前后从度支部领到银150万两用以支付军需粮饷。如此看来，度支部当时尚有存银数百万两之说，并非虚言。但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大清国库的存银四五千万两，此时的大清朝可以说是够穷的了。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独立省份日多，战乱导致商业基本停滞，清廷能够收到的关税、厘金、地租等大不如前；另一方面战争消耗不断增大。如此，清廷国库的存银更是日渐减少。

11月16日，绍英接替载泽署理度支部大臣。上任伊始，自然要摸清家底。12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到：部库实存现银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六分三厘一毫，辅币七十四万枚。也就是说，此时大清国库存银已不足百万两。

从10月的几百万两，到12月的不足百万两，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清廷库款减少了几百万两。一个月之后，更是只剩下20多万两。12月28日，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

息借洋款一直是清廷缓解财政紧张的手段。据清宫档案，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前，清廷中央政府1911年关于息借洋款的动议至少有7次、高达1.6亿元。武昌起义爆发后7天，载泽曾告诉荫昌，因出征军费需用浩繁，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10月27日，度支部果然奏报朝廷，已和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草定合同，借款9000万法郎或360万英镑，“年息六厘，九六扣，六十年还清”。

英镑与银两、银圆的比率如何呢？360万英镑当时大体相当于白银多少两？

1912年4月11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国外长格雷的信中曾提及，中华民国新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估计需要一笔二亿一千五百万两的款项（约合三千万英镑）。”由此推算，1英镑大约相当于银7两。

至于银两和银圆的比率，我们也可以从时人的记载中推知。1911年12月，清外务部在要求各驻外使领馆署购买爱国公债时，曾公布了当时银元和银两的兑换标准，“照币制则例，每银元一元五角作库平足银一两”。同在12月，退居藩邸、不再摄政的醇亲王载沣也在日记中记下了银两和银元的比率，“银元九千三百七十五元（合库平银七千五百五十两）”——兑换比例为银一两兑银元1.24元。由这两则档案可知，1911年银两和银元的兑换比例约在1：1.2至1：1.5之间。

根据这样一个链条，大致可知，在当时，1英镑约等于25法郎，约等于银7两、银圆8到10元。这样算来，度支部所借的360万英镑，大约相当于银2500万两。

清中央政府的借款还不止此：据清宫档案，10月21日，海军大臣载洵与美国贝里咸钢铁公司代表在北京订立造船借款合同，总数2500万两；10月31日，度支部又再次奏请续借洋款500万两。粗略统计，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至10月30日，不到1个月，清中央政府计划息借洋款数目已达到5500万两（合银元6600万至8250万元）；而地方政府计划所借的洋款，则为2000万两。

但武昌起义爆发后，英美德法日意等国政府采取保持中立政策，既不借款给清廷，也不准借款给民军。因此，清廷总数约7500万两的息借洋款计划，最终只有一笔得以借成。1912年1月31日，清廷以崇文门税项作抵押，通过奥地利商人斯可达，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30万英镑，“九五扣，年息六厘，分五年清还，指定崇文门税项作为归还本息之用”。后来从瑞记洋行借到70万镑，维持北京市面之用。这笔借款，也是武昌起义后清廷唯一借到的洋款，数量也比最初的30万英镑多，实属不易。

一方面国库空虚，一方面息借洋款纷纷落空。如此一来，朝廷上下开始盯上了慈禧所遗留的内帑银，盯上了这笔内帑银的继承者隆裕太后。

帑银难以挽救江山

隆裕太后有内帑银，这在清廷高层中并非秘密。绍英在1911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就说：“闻内帑尚有存储，但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隆裕也没有否认这批内帑银是慈禧所留。10月20日下拨第一笔内帑银20万两给袁世凯救济湖北灾民时的谕旨就说：“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妥员在湖北一带核实赈济，以惠灾民。”慈禧谥号孝钦，这表明，这批内帑银确为慈禧所留。

拨给袁世凯的20万为白银，这也表明，慈禧所留的内帑银分为白银和黄金两种。根据清宫档案，从10月20日开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隆裕太后先后拨过7次内帑白银。

10月20日，拨内帑银20万两给袁世凯用于湖北救灾的同日，因福建漳州等地遭受水灾，拨给闽浙总督2万两用于救灾；10月24日，因直隶、吉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湖南、广东8省水灾严重，各拨内帑银3万两、共24万两，用于救灾；10月25日，给新成立的慈善救济会拨内帑银3万两；10月27日，拨100万两给湖广总督袁世凯，专门用作军费；11月3日，鉴于四川用兵已两个多月，百姓“惨遭祸难，荡析流离”，拨内帑银10万两给四川，用于救济；11月21日，拨内帑银赏禁卫军等每名一两，据第二天所上报的数目，当时禁卫军共10917名，如此推算，此番所拨的内帑银大约在11000两左右。

连同赈济湖北的20万两在内，此7次所拨，总数为160万两左右。而且，由上可以看出，内帑银的用途主要有三方面：救灾和赈济，军费，赏银。

以上7次均为隆裕太后主动下拨。此后，随着独立省份增多、清廷财政状况恶化，开始打内帑银主意的地方督抚和部院大臣越来越多。11月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电清廷，请拨内帑银100万两；也是这天，山东巡抚孙宝琦奏请速拨10万两金用以购买军粮。11月5日，度支部副大臣绍英听说，庆亲王奕劻请求隆裕太后拨内帑银发军队和官员的月饷，“闻庆邸执求领内帑以发月饷之说”。一个“执”字表明，奕劻应该是奏请过多次。

为此，隆裕先后两次下拨了内廷所存的黄金。

第一笔黄金8万两于11月8日下拨。11月9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京城的耳目嵩寿在电报中向其报告：“昨由内帑发出足金银七万九千余两。”11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长格雷的信中，也提到内帑银黄金8万两即银300万两的记载：“关于已故慈禧太后所积攒的内帑。人们听说过许多而真正知道的却很少，现在终于被用来支付清政府目前的费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有33箱金条，约合银300万两或折合40万英镑，已由内廷交给度支部，并由该部存入汇丰银行本地分行。约占全部金条的三分之一已经出售，并转交陆军部，以供购买军火和支付兵饷。”

朱尔典的信为16日所写，他说的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9日左右。朱尔典在信中还提到这批存入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的内帑银的细节：“大部分金条所附印记表明，它已储存40多年没有使用；庚子赔款和近年来任何其他紧急需要都从来没有动用过。”

8万两黄金究竟值多少钱？时为湖南布政使的郑孝胥在日记说，8万两黄金大约相当于银300余万。“报言，太后出帑金八万余两，值银三百余万，以作军用。西报云，此项藏金尚系一千八百七十余年所贡，有广东、湖北封条；若内廷悉出所藏，可敷清还赔款之用云。北京各银行分买此金，以德华所买为最多。”

朱尔典所说、郑孝胥所记和赵尔巽的耳目嵩寿所报，可以互相印证——隆裕太后下拨的第一批黄金八万两，折银约为三百多万两。但当时有人计算，按照已经缩减的标准，维持清朝行政当局两个月内的最低款额为300万两。因此，即便不考虑军饷问题，仅靠内帑支持，也是难以为继的。

11月初拨的第一批内帑银确实到了12月即用罄。12月31日的第五次和谈中，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曾提议提取大清银行所余部分存款。但遭到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的反对，伍认为清廷内帑尚多，足够北方政府支用，不必再提银。唐绍仪当时就告诉伍廷芳，内帑银黄金8万两早已花完了。“伍：内帑甚足。唐：八万黄金，已尽提出矣。”

12月28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在《革军力主共和、代表请开国会，奏请召集宗支王公会议折》中向隆裕太后哭穷：“库帑告罄，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没办法，隆裕太后被迫下拨第二笔内帑银黄金8万两。署度支部大臣的绍英在1912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皇太后交下金八万两，当收部库。”绍英是经手人，所记应最为准确。

经此两次下拨，慈禧所遗留的内帑银中的黄金已基本拨完。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恭亲王溥伟，以及前任度支大臣载泽说冯国璋请发军饷3个月、情愿破贼。隆裕太后当时就回答说：“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

黄金约16万两（约合白银600万两）、白银160万两，这是清宫档案记载中隆裕太后所拨的内帑银的总数。前后共七八百万两的内帑银，并没有帮助清廷走出财政困境。

就在第二批内帑银下拨前后的12月30日，袁世凯奏请变卖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大内瓷器以充军饷。

1912年1月31日，袁世凯和署理度支大臣绍英上《奏为部款支绌军民交困拟息借洋款事》一折，其中就承认虽经多次下拨内帑银，但都已经用光了，而财政紧张依旧。“窃自军兴以来，饷源旱竭，仰蒙慈恩叠颁内帑支持数月，今又告罄，市面艰窘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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