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究郁达夫长子郁飞的生平（再谈郁飞的坎坷人生与旧日藏书）

作者 | 究究谢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前面我花了较大的篇幅，介绍郁达夫翻译《瞬息京华》的故事。可知，郁飞在南洋时就对林语堂的委托印象深刻，一心一念希望父亲能不负老友重托，及时完成这项任务。可惜当时的郁达夫内外交困，又忙于海外救亡抗日，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虽然在郁飞的提议下，在李晓音女士的协助下，译文得以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终于只是开了个头，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1942年2月4日，南国硝烟迫使郁达夫从新加坡撤往苏门答腊。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中说：“剩下在新加坡的一屋子书籍也送给了朋友。”但他在临离开前没有忘记将林语堂加注的两本《瞬息京华》带在身边，使之免遭战火劫难。可惜最终却是物在人亡——郁达夫在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荒野之中，他正在翻译的小说也随之成了一片随风而逝的烟云。

天才作家郁达夫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个奇人。同时代人或朋友每忆起他，除公认他的才华外，也公认他为人忠诚，重友情，讲义气。郁达夫是个性情中人，直率、敏感且为人潇洒。郁达夫的朋友三教九流皆备，他可以在庙堂高歌，也可以在下层小酒馆跟贩夫走卒喝酒。郁达夫一生少有私敌，可以跟公认最难交往的作家交朋友。郁达夫朋友中有人水火不容，但待他皆赤胆忠心。郁达夫为人不奸猾，不世故，不妥协，不造作，博得了最难相处的文人圈子中人的共同尊敬和爱戴。郭沫若曾经充满愤激地宣称：“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以温婉雅致、冲和淡泊闻名的女诗人谢冰心，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痛创，充满悲恸地说过：“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郁达夫)。”

郁飞在《瞬息京华》译后记中说：“战后林先生想必逐渐获知他这位老友身陷敌后，如何忍辱负重，掩护全体难友（他们全部生还）安然脱险，自己却在二重桥上竖降旗之后半个月反而殉难的事，就不一定还会深责故人了吧。”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郁达夫先生遇害的确切时间、地点和他葬魂埋骨之处。与此类似，郁达夫具体何时动手翻译《瞬息京华》，译出了多少，刊出了多少，译稿是否得到了保存等问题，至今也是未见准确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他未能完成全书的翻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年林语堂瞩意的郁译本迟迟不见问世，其他译者却跃跃欲试。光是1940年就出现了好几种节译本，比如白林的北京译本、沈沉的上海译本、越裔在上海世界文化出版社出的译本。对这些节译本，林语堂不胜怨尤：“把70万言的长篇小说，缩短为十分之一，这在作者是一种损害。”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是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由春秋出版社推出的郑陀、应元杰合译本，书名译作《京华烟云》。不过，林语堂对其翻译质量并不满意。为此，他于1941年元旦还在洛杉矶专门写作了《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刊登在《宇宙风》113期上，说书名译作《京华烟云》“尚不失原意”，但译文“瑕瑜共见”。郑、应译本以其“未谙北平口语”，且夹杂上海话，充斥着佶倔聱牙累赘冗长、不中不西非牛非马的句子，“几段便使作者头痛了”。作为曾获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文学家，林语堂对翻译的语言问题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考察其相关论述，至少包括如下重点：其一，在白话与文言之间，倾向于白话；其二，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强调口语为主，无口语则用书面语；其三，在众多方言之中，独独青睐北京话，为的正是其中有大量浅白清白之白话、口语足敷使用。简而言之，林语堂并不希望对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汉语——有丝毫的扭曲，反而希望破坏英文原著的语言结构、内在的意指网络，从而成就一上佳的中文作品。作为理想人选的郁达夫，不仅中英文俱精，还能掌握地道之京话，可采京话翻译，再加上林语堂亲自做的三千余条签注，其译品颇有望成为最权威、可靠的译本。陕西作家、知名迅研究专家李高信先生也说过：“从达夫小说中的表述手法，到达夫身为作家的气质，翻译这部承继《红楼梦》余旨而时代感极强、历史感甚深的巨制，的确会胜任愉快。”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至今仍无缘窥见其精美的译笔。陈子善先生在《语堂故居与达夫译文》文末说：“也许郁达夫翻译的《瞬息京华》已刊部分真的失传了，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的憾事。”

郑、应合译《京华烟云》三册版

郁飞在《瞬息京华》译后记中说：“我在战火尚未蔓延到时的新加坡，抗战后期的重庆和战后三数年间的上海，见到的全译本始终都是郑、应译本。而随后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大陆上连这个本子也见不着了。当然这也并非仅仅一书一人的遭遇，没可说的。不过我因此萌生了替父亲偿还这笔文债的念头。”至于何时想到这一点的，郁飞已经记不清了，但即使在那烽火连天和永无休止的凄风苦雨中，他也没有忘记当年这笔文坛宿债。我们有理由相信，郁飞上大学时选择进入外文系，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名著，甚至在服刑期间还完成了《回忆拿破仑》一书36万字的翻译，这一切都与他“父债子还”的心愿是有些关系的。

这里不妨根据郁飞1955年2月在《新疆日报》社工作时撰写的自传，简单地回顾一下他的外语学习历程。1938年底，刚满十岁的郁飞随父母前往新加坡时，还完全没有接触过英语，而当地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学英语，因此虽然其他功课都过得去，六年级的英语课他却应付不下来，最终未能在1939年夏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随后进入新加坡中正中学，勉强读了半年，终因英语赶不上而无法继续。1940年初，他被送进一家美国教会办的南洋神道学校（Malagan Seminary），在那里读了两年，重点补习英语。1942年1月，因为担心战局形势，郁达夫将郁飞托友人带回国。郁飞说：“我满满一小书架图书只带了几部辞典、邮集和父亲以前买给我的Everyman’s Library版《格林兄弟童话集》（我到数年后才勉强能读）。父亲三年间聚集的近万册中外书刊更非我所能顾及。日后深感遗憾而无法挽回的是，我怎么没想到把他的一包原稿带回国内。”辗转回国后，他住进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陈仪在重庆的家里。那年秋天，郁飞入学“当时后方功课最认真的”重庆南开中学，从初二读到高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才拿到转学证书，回到上海，入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同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1947年夏，因新闻系初办，基础比较薄弱，文学院院长刘大杰劝他转入外文系，因为那里有孙贵定、钱钟书、李健吾等名师。19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战事紧张，学校提前放假。当时南方各大学因战事关系收借读生，郁飞便在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的帮助下，转入浙江大学外文系就读，直到1950年夏天毕业。毕业时，因为仍想从事新闻工作，而不是做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便没有服从分配，而是报考了北京新闻学校。这许多年中西合璧的正规教育，加上他长期坚持的大量课外阅读，无疑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和文史基础。接下来的经历我们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就不重复。我还提到过，他在外语方面的特长，也多少为他在服刑期间免除了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转而充当不能署名也拿不到稿酬的“翻译匠”。这无形中让他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得以维持较高的外文水平，保持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为接下来胜任编辑出版与翻译工作提供了外语技能方面的保障。

郁沙保存的郁飞五十年代翻译手稿

一旦恢复了自由身，郁飞就想到要翻译这部《瞬息京华》。这是自他童年期就深深烙在他父子心上的负疚和宿债。其深层原因一是，中国人父债子还古训的鞭策，道德责任义不容辞，郁飞不愿让父亲的一世文名有丝毫的愧憾；另外他从小就看到父亲翻译并痴爱这部作品，这里面也埋藏着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和童年的记忆。郁飞在译后记中说：“着手准备已是八十年代之初。1982年兴民大哥自美国给我找来了原书。但是又因怕书中的名物和专名、引文等难以正确还原而迟迟不敢动手。后经郑子瑜教授介绍而同在港的语堂先生之婿黎明和女儿林太乙伉俪通信，承蒙寄赠两种台版译本做参考（这几位前人的劳绩的确给了我不少启发），这才敢开译，这已是1986年了。但后来又因他事插入而几度搁置，最长的一次竟达一年半。不过那时已完成近半。去年（1990年）退休，才能着手清理积欠，下半年开始全力翻译剩下的后半部，才终于到年末译毕。”

在郁飞开始翻译《瞬息京华》之前，台湾德华出版社已经在1977年推出了第二个全译本，即张振玉教授的译本。此译本继续采用了郑陀、应元杰合译本的书名《京华烟云》，译文质量却有了较大的改善，后来几经修订，在海峡两岸畅销多年，甚至还被数次改编为电视剧，从而使得此译名和译本被广泛接受。台湾著名出版人蔡丰安先生说：此书推出，“万方瞩目，佳评如潮，咸认为名著名译。”不过，李高信先生在写于1988年1月的《也说“京华烟云”》一文（《品书人语》）中评论道：“对张振玉译本，林语堂无缘过目，‘风中残烛’自顾不暇，1976年秋，逝于台北。张振玉的译本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熟悉林语堂著译风格的读者，于此书很难体会到林语堂小说中杂揉的那种空灵、机敏而又散文化的韵致。”他在文末还写到，正当学人对张译啧有怨词时，却得知“对中文，英文皆颇有造诣的郁飞”赓续父志，因而对其译出一部信、雅、达并称的《京华烟云》不胜企望之至。

十度寒暑，一曲弹罢头飞雪。应该说，郁飞先生翻译《瞬息京华》，确实是“工作态度可以告慰两位前人”，译文质量也没有辜负李高信的殷切期望，可谓是以优异的成绩向世人交了考卷。不少读者评论，这部书有过数种不同的译本，但郁飞译本的质量要明显高出一筹，因为郁飞译文符合北京口语标准，文笔生动，行文流利，基本恢复了林氏原意，读起来朗朗上口，并无明显“翻译”感觉，因此这个本子至今仍然被文学界和精通中英文的圈内人公认为最好的译本。我觉得这跟郁飞敢于坚持真我、不苟且、不向世俗低头的性格有密切关系。这种性格的人在解放后数十年的中国大陆难免处处碰壁，但从事翻译工作就很可能成为我们爱书人的福星。比如，他宁可冒影响销路之险（此时《京华烟云》这个译名已深入人心，江湖地位几乎不可动摇），也要把书名恢复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

尤其令我感佩的是，郁飞始终坚持以忠实原文作为他下笔时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是郁飞译本远胜于郑应译本、张译本和各种节译本之处。郁飞认为，以往的中译本擅自变动书中描写的政治意味，译者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一变动便不是作者的本意了。《瞬息京华》描写的时代是作者前半生亲历的四十年，他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来写那个时代的人物。评论他写得如何是文学批评的任务，译者只有忠实转述的义务而没有变更原意的权利（出于领会上的差异自当别论）。郁飞在翻译时，“只删去了纯粹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事物的几处，于完整性无损”。而郑陀、应元杰译本屡屡擅自删削原文的诗词以及对中日战争形势描述的段落。张振玉译本翻译策略与手段较为灵活，不拘泥于原文，文学艺术性较强，例如章回回目的拟设。此外，对个别语词的变动也使得原著的意思有所变化，例如张振玉在其译文中有意无意地强化了颂蒋倾向。

郁飞译本除了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原意之外，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还原上，例如对中国古典诗词、典故、地名、人名等的还原，较之其他两个译本也有更好的处理。由于英文原著对于涉及纯粹中国特色的事物时，采用的是威妥玛拼音，译者在返回中国文化形态时就要颇费工夫查找出处，以免与原貌出现出入，这种还原增加了译者的难度。郁飞译本在这方面明显做得更到位。郁嘉玲在《我的爷爷郁达夫》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古典诗词的还原，可以说是翻译中最困难的事。但郁飞就有那么一股劲儿，在中国古典诗词浩瀚的海洋中孜孜以求。《瞬息京华》曾引用俞樾的一首辞家诗。……郁飞为俞樾的辞家诗，查了不少书，问了不少人，真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境地，最后碰巧在浙江古籍出版社看到一叠因怕亏本太多，而无法出版的《俞曲园年谱》的手稿，从中找到了他的辞家诗，可谓大喜过望。”对于俞曲园这首辞家诗，三个译本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翻译策略：郑、应译本直接略去不译；张振玉译本则根据英文意思另起炉灶，译出一首“全新”的辞家诗，虽然文学性也较强，但终究不是俞曲园本人创作的诗歌作品；只有郁飞译本忠实地还原了俞曲园这首辞家诗的原貌，并且还加了两处注释，使读者得以一窥原作的本真面目。由此可以看出，译文中不起眼的还原，都蕴含着译者的艰辛与不懈努力，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是值得广大译者学习的。对于郁飞复现中国诗词的努力，此处再举一例：

We are but passing guests from who knows where?

Say not thy home is here，thy homeis there.

It suits me ...what I’ve got and what I’ve not.

The plum-flowers bloom here，there，and everywhere.

小说原文中提到该诗的作者是“Teng Chingyang”，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有关作者的信息。郑陀、应元杰给出诗的作者是邓敬扬，张振玉给出的作者名字是“邓景扬”，而郁飞通过反复的对照、比较，将此诗确定为明代诗人邓青阳的《绝句》。郁飞的这种翻译态度与求真精神，使得译文如实地还原出作者头脑中所依据的中国文化典籍文本和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郁飞给出了此诗对应的中文原诗，兹引录如下：

人生天地长如客，

何独乡关定是家。

争似区区随所寓，

年年处处看梅花。

实际上，林语堂在小说中引用的这首诗，是林氏本人翻译的。林氏在英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使原诗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中文诗歌的最后一句“年年处处看梅花”，林语堂译为“The plum-flowers bloom here，there，and everywhere.”它对时间因素“年年”并未体现出来。译者郁飞没有按照原文字面译回汉语，而是原原本本地摆上这首诗的中文原文。而郑陀、应元杰以及张振玉对这首诗进行的翻译都属于一种回译，稍加对照自可高下立判：

郑译：

谁知过客从何来，

莫谓君家在那畔。

故里若无还若有，

李花到处有花开。

张译：

人本过客来无处，

休说故里在何方。

随遇而安无不可，

人间到处有花香。

郁飞实事求是、孜孜以求的翻译态度还体现在为译文添加的注释上。作为一个自己也认真翻译过几本书的人，我深知在译文中加译注是一件不容易把握的事，可以说众口难调。有些地方不加注，难以阐明作者意旨或者背景知识，会逼迫部分读者在阅读时自己去查资料。而如果加注太多太细，又容易让一些读者感觉自己被译者看低了，反认为译注累赘讨厌，影响阅读。郁飞译本中只加了八处脚注，都是非加不可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其注释言简意赅，使读者一方面了解原著的面貌，另一方面又获知事情的真相，完全没有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郁飞在译文中加的注，都对原文涉及的文化内容作出了一定的研究，用以纠正原文错误或者添加说明性文字以提供更多信息，其中五条是对原文错误的修改说明或指出原文存在的错误。例如，原文中的“Jade River”（玉泉河），郁飞根据实际情况改为南长河；原文中的“cousin-sister”（表姐），按照辈分逻辑，应为“表姑”，译者改正并用注释说明；“A cabinet minister was no longer called langchung”，郁飞认为，按照中国古代官职制度，应该是“尚书”，而不是“郎中”，可是原文如此，译文未加改动，只是在注释中指出；原文作者对作家“巴金”的这一笔名的来历认识不准确，“金”字应该是取自“克鲁泡特金”的“金”，郁飞按照实际情况在译文中作了修改，并在注释中标明原文情况。

顺便说一下，大概是因为人在海外翻检资料不便（毕竟那时没有互联网），加上对自己记忆力过于自信，林语堂在英文著作中数次出现大摆乌龙的情况。我本人买过他的《古文小品译英》（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有英文原版，也有外研社出的英汉对照本（现在售价不低，好像一度比英文原版还贵）。我读这书时，发现林语堂先生竟然说他本家林则徐死于新疆戌所，大感惊讶。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得知早有人指出，这是林语堂出的一个大bug，而且在《信仰之旅》一书中也是这样写的。

古文小品译英

我还想提一下郁飞译本在京话和口语化还原方面作出的努力。林语堂的《瞬息京华》主要以北京为故事背景，描写北京城大户人家的日常生活，很多历史事件也发生在北京，人物又大多是在北京成长起来，对于北京的语言与文化耳濡目染，他们的话语必定带有浓厚的京腔，尤其是没落旗人的言谈京腔京韵更是十足。他当年对郑译本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译者“未谙北平口语”，认为欲翻译好此小说，必须对“道地京话作一番研究”，“必先把《红楼梦》一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我曾对一位书友说，萧乾是翻译此书的一个理想人选。萧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北京城杂忆》就是用京白写成，而且书中专门有一篇题为《京白》的文章讨论北京话的特点。书友觉得，更理想的人选也许是老舍。郁飞虽然在北京上过一年学，在小说人物对话的京味还原方面显然比不上他们，但他在京味还原的翻译意识指导下，对北京方言的体现相当成功，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张振玉在这方面更具优势。由于张氏祖父在北京经商，他自幼便经常随祖父进京，到十二岁时迁居北京。张振玉从初中到大学，一直在北京就读，由此积淀了京城方言的底蕴。张振玉1951年赴台，二十多年的台湾生活，使他难免受到当地语言习惯的影响，因此其译本中也存在一些南方方言的痕迹。

我知道自己这样不厌其烦地对翻译中的细节长篇大论，很多人会不以为然，觉得是小题大做，但我希望这部分文字至少还能引起某些书友的共鸣。林语堂在谈郑译《瞬息京华》时说：“我之所以秉笔而书写此文者，正为此点——即所谓佶倔聱牙的字句，是本来应该，或是译者文笔未臻纯熟，文辞未能达意所致。此问题系将来中国普通文字问题，而非仅关郑译应译某书问题。私意对此，早有一肚子话要说，不过藉此发泄罢了。原来不中不西非牛非马的句子，初见于未成熟者的译作，读者因其为翻译，以为没有办法，虽然满腹不快，也不敢深罪。后来一些人直译及欧化文法之说盛行，青年争相仿效，而不中不西之文遂见于中文创作，卒使一般创作字句之累赘冗长拖泥带水程度，亦与最不达意之译品相等，作者且文过而饰其非，谓不如此，不科学，不严密，不合文法也。在此风既成之后，青年遂以为文字无简炼之必要，且愈累赘冗长，愈拖泥带水，愈有洋味。于是十年前不敢发刊的字句，今日竟敢公然刊行，十年前教师认为不通亟应修改之句，今日教师虽欲修改，亦不敢修改。夫新名词，非不可用，新句法亦非不可用。有助达意传神，斯用之，有关思想缜密论证谨严，亦宜用之。但无论中西，行文贵用字恰当。用字得当，多寡不拘，用字不当，虽句法冗长，仍不达意，不得以摩登文体为护身符，而误以繁难为谨严，以啰嗦为欧化也。总之，欧化之是非姑勿论，用字须恰当，文辞须达意，为古今中外行文不易之原则。我认为句法冗长者，非作者愿意冗长，乃文笔未熟，未得恰当文语以达其意而已。”我相信，当我们的孩子对语言文字是否优美流畅乃至是否正确无误不再敏感，甚至满不在乎时，出现的危机就远比当年林语堂先生担心的还要深重了。我曾经非常不满意《失控》、《万物简史》等书的翻译质量，于是自己动手对其中错得太荒谬的一些地方进行过重译，并贴在豆瓣网上。可是，当我拿给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对照阅读时，她一目十行地读完后反问道：“有差别吗？”这简单的四个字就将我直接击懵了。

《瞬息京华》译成后，郁飞年事已高的母亲王映霞女士曾写信给香港作家李远荣，希望能在香港或海外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但是因为香港人大多能看懂英文，不需要中译本，所以没有成功。郁飞在译后记末尾向“当此出版界步履维艰之际在我还不曾译完时就愿意接受本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最终《瞬息京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1991年11月出版，出版后即销售一空。到1994年5月，就已出了第五次印本，最终重印了几次我没有去查证。但是因为这本书后来一直没有再版，目前孔网售价不低。

另一种装帧的郁飞译本

有意思的是，我在查找有关资料时，发现京东有个加盟店在出售郁飞就出版《瞬息京华》事宜，致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黄仁沛先生的两通书信，以及一份《瞬息京华》的征订广告。我将此消息告知郁沙，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又是杭州流出去的。我说应该是湖南文艺出版社那边出来的，郁沙略加考虑，也同意还是我说的有道理。

最后我问了郁沙两个关于《瞬息京华》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年郁飞选择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译著，而不是在他效力的浙江文艺出版社？郁沙说：“我还真不知道原因。我想是为避嫌和扩大影响吧？（自个揣摩，不足为凭。）”我这里也不多加猜测，希望知道内情的人（尤其是郁飞在浙江文艺社的故人）能提供一下信息。第二个问题是我长期以来想解开的一个谜团，刚好知乎上也有人在问：“郁飞译《瞬息京华》为什么会绝版？看到推荐郁飞译本的比较多，可现在出版社再版的都是张振玉译的《京华烟云》。既然郁飞译本比较好，为何出版社不再版呢？”事实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的“林语堂逝世40周年纪念典藏版”，采用的也是张振玉译的《京华烟云》。对于这个问题，郁沙说那是湖南文艺社的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该译本的版权现在应该在郁飞遗孀王永庆手里。但愿郁飞先生为先父偿还文债而呕心沥血完成的这部译著能早日得到再版吧！

“林语堂逝世40周年纪念典藏版”《京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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