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邑撤县设区（一个鄠邑区普通乡村合并的观察样本）

自然村合并政策自鄠邑区2016年发文到正式合并，已施行有5年有余，合并的效果真正如何，不深入基层还真是一无所知。

01

基本情况

我所在的自然村，位于鄠邑区城西一个人口千余人的小村庄，距离镇子不远不近，大致2公里。村子不大，年轻人也不多，留守人员以中老年人和孩子为主。

2016年9月28日，《户县人民政府关于祖庵镇行政村撤并方案的批复》批复了我们村与另外两个自然村的合并，我们村当年人最多，931人，其他两个村，A村608人，B村231人，但撤并后，新的村名沿用了A村的名字，新村的办公地址也设在了A村，“人口数将达到1824人，共辖8个村民小组”。

自然村合并为行政村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事实上村民并不买账，基层干部工作上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02

换届插曲

在2020年的换届选举中，我被提前通知回家参与换届选举。寒冬腊月，天麻麻亮，我已经坐在了回家的村镇班车上。一到家，就被叫去了村里的党员之家。当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阵容以男性为主，大家都等着一起出发去参加镇上九点多的委员推选会。

等待的过程中，人们谈起这次选举，村里的老党员嘴里一边叼着烟斗，一边有些生气地说：“这次选举必须给咱村讨个说法，再这样我们都不干了。”

第一次参与这种大场面的大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我还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好做个小透明，静静地旁听。听了大半天，总算是听出一点门道：原来这些争执也不是空穴来风，究其源头，还是合并村之后有些事没处理好。

老党员们将各种不公悉数道来：合并村名字、无差别对待、劳与得不匹配……大概就是这几类问题。重要的是，他们把矛头指向老书记，将上述问题都归结于老书记的不作为不争取，导致问题才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老书记在一旁劝打圆场，但他显然已经没有话语权，大家并不听他的。

人越聚越多，争吵声不绝于耳，场面也越来越热闹。由于迟迟未动身去镇上参会，终于惊动了镇上的领导，连镇长都来了。镇长是一个新上任的女同志，年纪不大，身材娇小，普通话标准，但声音不大，气势不高，压不住人，全程基本是随同的男同事在协调矛盾。

由于争吵不出个所以然，最终人们还是决定去参会，终于坐上了去往镇政府的车。

在镇上的委员推选会上，整个会场就像吐槽大会，双方的态度都不友好，村民和工作人员就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差点大打出手。因为村民情绪激动，工作人员也没了耐心，不知是谁说了个啥冒犯了领导，台上坐着的一个领导激动得拍了下桌子。这一拍，就像点燃了炸药，一时间，会场完全失控，各种争吵声纷至沓来。调解半天后，镇领导本着民主原则，给了大家一个发言的时间，于是我们村的干部们便开始诉苦水。

“为啥我村总人口最多，党员人数也最多，却跟他们俩村一样的待遇，连选举名额也一样，这不公平！”这句话指的是，在当天选举上，虽然各村人口差距悬殊，但本着公平原则，3个村共产生6名委员，每村2名。

抛开公平与否的问题，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每个代表要选出6个人，除去自己村的2个，还要在其他两个村各选出2名委员。这就让很多代表犯了难，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其他村的候选党员。

这也不能怪这些代表。政策上的合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并。由于合并后的村子只是名义上合并，大家并没有真正搬到一起居住，村民们还是与原先的同村人更熟，与邻村村民可能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把大家聚在一起，让其投票选举就有些牵强了。对于我这种常年不在村里的人，自然更是两眼抹黑，无从下笔。有人曾现场反应该问题，得到的解释却是：村民自己不融入集体。这个解释，真让人大跌眼镜。

记得其中一个最小的村子，总共有3名党员，一对夫妻，另一个女同志经书记介绍强调，她常年不在村里，不参加会议，让大家酌情选择。这种情况下的选举，跟等额选举有什么区别？犯难归犯难，但会议还是按议程继续着。

就这样，最终，问题也没解决。早上十点多开始的会议，本该一小时结束，硬生生拖到了中午一点多。

03

问题

选举风波后，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目前我尚不清楚。但据我了解，这些问题大部分还是属于遗留问题。

合并的初衷是好的，好处也不言而喻：消除弱村、简化机构、节省开支、提升工作效率等。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性，并村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比如村干部方面。

并村后，村里杂七杂八的活儿更多了，分摊到每名村干部头上的工作量也会较之前增加。有村干部跟我说：“以前我们村村两委七八个人干活，现在三个村子合在一块了，活儿还是那么多，但是干活的却人少了，每个人的工作量都变大了，三天两头往村委会跑，还得轮流值班，工作量比以前多了太多。”

以我们村为例，合并前人口大概一千人，五六个村干部一起工作，而合并之后全村两千多人也就配备了七八个干部，工作压力更重。

不仅如此，面对不熟悉的村情，他们干起来也相当吃力。现在整个合并村是一个书记，三个自然村每村一个副书记。各村副书记身上的担子不减反增，自己村里的大小事宜都需要张罗。加之村里常住人口大多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很多人进城务工，在城里买房定居的也不在少数，空心村问题比较严重。上次统一进行核酸检测时，我们原本一千人的村只有三百来人检测。户在人不在的情况，有时反而加大了各项工作开展的难度，比如各项统计排查工作联系不到人，难以开展。

新任的领导也很难让其他村民信服。并村后会重新选举一届领导班子，而领导班子的候选人基本都是从原先各村双委会班子中产生。并村前各村虽小，但也都是自己说了算，现在合并了却要听一个“外人”的。而新官上任，要让几个村的人都信服似乎不太容易，而且这个新书记也不大了解其他村的情况，也不好插手，具体工作还是交由各村的副书记去执行。

我们村这个干部是个75后，相对还算年轻，虽然有权，但却不一定能服人，因为资历不够。就拿刷广告墙这件事来说，就总有几户村民不配合，干部好说歹说也油盐不进，最后只得动用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出面，才能配合完成工作。在村里，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更重要的是，这些村干部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大多数人往往都要身兼数职，在务农、务工之间穿梭。邻村副书记王叔曾抱怨道：“人在地里打药呢，突然有人打电话要办事盖章，还得叫人放下手中的活儿，回屋给他一办，真是一后晌连个药都打不成。”

再说机构方面。

原本每个村都有一个党员之家、幸福院、卫生室，合并后三个自然村平分了这三个机构。

卫生室挪到了邻村，基本上成了摆设，除了组织老年人体检和安排少数在家的婴幼儿接种预防针外，经常大门紧锁。村里的史老汉不满地说：“原先卫生室还能发挥点作用，村里大人碎娃有个头疼脑热的还回去卫生室简单地医治医治，现在麻烦咧，还不如去镇上卫生院。”

党员之家也挪到邻村了，村干部值班、村里开会都要去隔壁村，这对一些身子骨不好、腿脚不利索的老人而言，很不方便。

留在我们村的是幸福院。这个幸福院由原先的党员之家改造而成，时常路过，常常都是大门紧锁，上边来检查时开上一两回门。

按照国家政策，幸福院为8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每日三餐，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午餐。好好的政策，为什么不能执行下去呢？原来，食堂需要一个做饭的人，这个人往往从村里留村的中青年妇女中产生，村里会象征性地给予一点补助，但是这个差事好像也没人看得上，政策也就没能执行下去。

究其原因，一方面村里老人太多，一年一万元的经费远不能支撑雇一个人的工钱；另一方面，上面划拨下来的这一万元，刨去食材等各项成本，能支付给灶夫的工资所剩无几。因而村里没有人愿意干这件事，在这儿干，还不如去外出打工挣得多。

还有一些事情，并村后，并不好办。

比如每个村有管计生的，村里叫妇联主任，这个活也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镇上的计划办每月都会统计各个村的出生、死亡、新婚、流动人口，3个村的总数据汇总到我们村的妇联主任这儿，由她再交给镇计划办，这是常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一样的活儿，我们村由于人多，工作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大不相同，却拿着跟人家一样的工资，一年3600。

而去年年底完成的“七普”，倒是很公平，给基层每个统计人员按普查的人头计工资，统计一个人2元。该项工作由3名妇联主任共同完成，但其他两位同事以不会操作iPad为由，最后的上传数据工作基本落到我们村妇联主任身上。很难想象她用iPad一个个手写录入信息，加班至一两点，最终才完成了这项大工程。说实话，这点工资真的对不起她的付出。

实施行政村区划调整改革，是中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但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农村，还需要耐心和努力。

作者 | 山秋 | 户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