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瘟疫历史（福建历史上有过一场重大瘟疫）

老福州

大约80年前，福建历史上曾经发生一次规模很大的瘟疫。

瘟疫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941至1943年，中心地点为闽浙赣边界的福建省诸县，并波及到全省。

疫情主要是鼠疫，也有霍乱，当时称霍乱为“虎疫”。

鼠疫致病力强，感染时间长，致死率高，感染鼠疫者临床多表现为腋下和两股之间的淋巴结肿大，前胸和面部因皮下出血而变成黑紫色，其余皮肤出现暗淡的粉红色等症状，老百姓称之为“老鼠瘟”或“黑死病”。

感染霍乱者则腹痛、呕吐和腹泻。

当年瘟疫带走了许多人，对经济和百姓心态影响很大。但随着时间消逝，许多记忆也慢慢消失，甚至成为一个迷团。

翻阅了许多材料，做一梳理，重温一下历史，让我们记着什么叫民生多艰。

01 瘟疫所带来的灾难

瘟疫使感染者饱受折磨，丧失健康，甚至被剥夺生命，痛苦死去。

瘟疫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和打击不可估量：粮食、庄稼受污，百姓颗粒无收，食不裹腹，人口锐减。

文史专家潘芳在“战时建瓯另一灾祸：鼠疫”中写到：“本地（建瓯）人口减少的原因，非繁殖力少，是死亡率高，主要在于瘟疫之盛行。”

有记载说，建瓯当年有三千多人死于鼠疫。

我可怜的故土建瓯啊（建瓯是我祖先漂泊过的地方）。

瘟疫造成了当时人口损失惨重，而其中又以百姓为主，这直接影响了生产，导致了经济的衰败。

福建本来较为发达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了影响。由于瘟疫持续流行，外境商户不敢进来，内部人民又无法外出，直接阻碍了贸易往来。

据《南平文史资料》记载：“1942年南平茂地乡宝珠村由于鼠疫流行，村民普遍心灰意冷，无心生产。”

老泉州

我的长辈、忘年交、寿宁文史专家、诗人缪曙晖跟我我讲了三件事，可以佐证这次瘟疫的威力。

1.1987年我（缪先生）编写《犀溪乡志》时到坑兜村，翻阅坑兜村《孙氏宗谱》时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全村71人，死于瘟疫35人”。村民说：早上死，有人埋，下午死，无人抬。

2.上世纪九十年代，叶某某对我说：他在县城（寿宁）帮助别人挖地基时，挖出满满四拖拉机人骨，一拖拉机按50具计算，足足有200具，人骨全部运到山外垃圾场倒了。

3.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某某对我说：解放前他老家有30几人跑上府，（建宁府称上府，福宁府称下府），帮助上府人砍树、驮柴赚工钱，以养家糊口。一天，一群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崇安县某村，找到了活干，就问村上人，有房屋出租没有，村人说，你们人多，去前村看看，可以不用付租金！一群人半信半疑，不一会儿就到了前面村子，村子只有几座房子，进了村不见人影，进了屋，只见厅堂有白骨，灶间有白骨，房间地上有白骨，床上还有白骨，这群人不知道这些人是怎幺死的，管不了那么多，一切都是现成的，不用花一分钱，于是三下五除二，把村上所有白骨都埋了，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就住下来了，免去房租！

重大瘟疫爆发，民心不安，纷乱四起，社会秩序紊乱成为必然的。资料显示，1943年虎疫流行期间，救济院及各学校施医施药，有些西医借此机会发横财。可谓瘟疫肆虐，“神医”横行。整个社会精神面貌混乱不堪，民众常常居于恐慌之中。

02 瘟疫来源何处

此次流行的鼠疫和霍乱来源于何处？

文史专家们有许多探讨，不外乎两个结论。

一是传染源间接来自邻省。

江西、浙江两省受战乱危害的百姓大量逃亡福建，他们是传染病病原体携带者，不少人都携带着鼠疫、霍乱等病原体，造成了福建民众的继发感染、疫病频发。

至于他们身上的病原体又从何而来，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这不影响三省边界地区成为瘟疫最流行的地区。

据《浦城县志》记载：“民国31年，日军侵占浙江，鼠疫随衢州、龙泉两地难民传入浦城。是年，福建省防疫大队第一分队派人驻浦，从事鼠疫防治工作，但仍未能控制鼠疫病蔓延。”

由于民国时期浦城一带卫生医疗条件非常落后，医药知识贫乏，加上抗战的特殊时局，百姓颠沛流离、食不裹腹、缺医少药，可谓死伤累累、哀鸿遍野。

二是直接遭到日军细菌战的结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侵略范围的扩大，日军出现了资源不足、战线过长且面临经济危机等不利局面，其速战速决的战略被打破。为了解决战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军对我国实施了细菌战，妄图以此迅速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

研究表明，在福建实施细菌战的应为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和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此二部队均为日军细菌战部队）。

1937年～1944年，日军一面向浙江、江西、福建大举南下；另一面从广东北上，攻入福建。据统计，抗战8年间，仅福建省建瓯县便被敌机空袭了176次，鼠疫、霍乱漫传，被细菌弹毒害、染上瘟病而死者不下千数。

又据《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描述，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除广州本部外，还在福建等地设置支部。另外，8604部队十分关注福建的传染病发生情况，绘制了“华南传染病发生概见图”。

据悉，8604部队曾在1941年参加福州战役，并于事后掘出当地民众尸体作了鼠疫鉴别检查。

日军在福建使用的生物武器主要是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制造疫病的手段有直接散放细菌弹、飞机撒播带菌物体及特务或汉奸在地面施放带菌老鼠、跳蚤等。

细菌战以人、畜及农作物为主要毒害对象，具有毒性作用大、传染性强、致病范围广等特点，是一种人为制造瘟疫的灭绝人性的极端手段。

03 各地遭受瘟疫的情况

福州

1940年代的福州是重要交通枢纽，瘟疫流行严重。

《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记载：“福州来客谈榕市米荒，敌无法维持，鼠疫流行民众死亡甚多。”

瘟疫盛行之时，民间流传“白天抬别人，晚上被人埋”的顺口溜，足见当年鼠疫病菌危害之大、疫情之重。

1942年，福州鼠疫大流行，死伤者无数，士绅蔡友兰得知云南昆明制药厂的鼠疫疫苗防治效果甚好，立刻电汇1.6万元购买疫苗并无偿分赠给全市各医院，免费为患者注射，使疫情得到控制。

永安

《近代福建社会史论》记载：“永安鼠疫仅在1941至1943年流行，疫区分布在2个区5个乡13个街村，发病128人，死亡101人。”

永安城内爆发的鼠疫恰巧为日军侵入之时，其受害范围十分广泛，受害群众患病后死亡率亦高得惊人。

《永安市地方志》也记载了此事件：民国30年～32年，日军侵略永安城，永安多次发生鼠疫，造成巨大伤亡，省政府甚至施行“捕鼠换米”的办法来消灭瘟疫，并成立了临时防疫站。

永安城里人人闻鼠色变，乃至省政府出动人力、物力来干预、控制疫情，防止鼠疫蔓延，足见此次疫情持续时间久、影响范围广。

老永安

浦城

浦城为闽、浙、赣三省七县结合部，是戎马必经之地。

据1943年《福建新闻》报道，当年4月，日寇曾假借救济名义将渗入毒药的馒头分发给江山城的百姓，当地百姓得馒头后一至五日内先后出现腹痛、呕吐水泄的中毒症状，不多日便有数十人死亡。从村民中毒症状可以推测，他们感染的是霍乱病。

据“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记载：“闽北鼠疫爆发的惨状，当时在第三战区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生和东南鼠防处瑞士籍白力士均亲眼目睹。当时亲身经历的叶光明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他看到日本飞机投掷炸弹后，浦城出现大批死鼠和鼠疫患者以及他和英国军事代表团医生接触，为他的邻居和同事取药治疗鼠疫的经过。”

《浦城县志》还记载：“1945年浦城县防疫委员会进行调整，国民党军政部派防疫队进驻浦城，负责对三十二集团军的鼠疫防治工作。同时，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医疗队参与了浦城的检验工作。”

同年2月，浦城县防疫委员会制定开展捕鼠运动办法，是月灭鼠2.5万多只。灭鼠数量之惊人，足见此次鼠疫爆发的严峻之势。

建阳

建阳是闽北中心城市，也是福建最古老的5个邑县之一，历史地位重要。

1942年，建阳遭受日本侵略。农历五月初一，日机轰炸并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城关南门棋盘街中弹，民房被毁。同年，建阳鼠疫横行，疫区分布在6个区27个乡53个村，发病3766人，死亡3177人，死亡率高达84.4%，成为该县鼠疫出现以来最严重的一年。

此外，江赣一带染有鼠疫的难民逃经此处。日军入侵与鼠疫横行时间高度重合。

除了上述地区外，有学者调查表明，福建的建瓯、光泽、邵武、顺昌、松溪、政和、崇安、南平、闽东等地先后发生瘟疫，范围非常广泛。

如今再看当年瘟疫，不意撕开历史伤口，重温旧痛，而是感怀国家强大，战“疫”有力，呼唤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也希望长鸣警钟，爱护自然，消弭战祸，共铸美好生活。

老建阳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福建地区日本细菌战研究”，载于《医学与哲学》2017年第38卷第4A期

潘芳.重温抗战惨痛历史[J].建瓯文史资料,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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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虞韶年.永安市地方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18-19

许作新.兽寇假救济名义毒死江山民众[N].福建新闻,1943-04-28(2)

杨家茂.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J].中华文史杂志,2005,35(4):242-244

建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建阳大事记[J].建阳文史资料，1982(1):71-72

潘芳.战时建瓯另一灾祸：鼠疫[J].建瓯文史资料，1987(1):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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