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明到底是怎么出土的（三星堆文化与天下之中）

　　《山海经·海内经》、《吕氏春秋·有始览》和《淮南子·墬形训》等文献均以建木所在的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杨慎《山海经补注》指出，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1962年，蒙文通教授完成《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亦得出《山海经》的《大荒经》、《海内经》诸篇均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的结论。[1]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成都平原（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1986年夏，震惊世界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学者们惊奇地发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人首鸟身像、纵目面具等文物多可用《山海经》来进行释读，这是继王国维用《山海经》证殷墟四方风卜辞之后再次以《山海经》证古的案例。那么，《山海经》关于“天下之中”的记载又是否可从三星堆文化中得到解读呢？

青铜人首鸟身像（三星堆博物馆藏）

　　2000年，在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三星堆博物馆吴维羲先生提交的《试论古蜀人的神性思维与中央意识》的论文把蒙文通教授的观点与三星堆研究结合了起来。吴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中央意识”在三星堆人的居住观念、宗教精神、神权政治原则和“北极崇拜”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2]

　　无疑，吴先生的文章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三星堆文化具有的“天下之中”特征，笔者亦曾从4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于成都平原的尚五文化现象和三星堆的北斗崇拜文化进行思考，而这些思考多可与吴氏之文互为补充。关于成都平原的尚五文化和“天下之中”观念的联系，笔者将另文论述，本文仅就三星堆文化与北斗崇拜的关系论之。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我们知道，北斗文化首先是一种天象文化，没有深厚的天文学背景，北斗崇拜不可能产生。吴维羲先生认为，三星堆王都的规划布局蕴藏着法天象以承天休的宗教意识，贯穿三星堆遗址的马牧河很可能是天汉的象征。2017年，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在研究中提出了与吴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指出三星堆王都的规划布局思想也是金沙遗址和秦都咸阳的城邑规划思想源头。[3]

金沙遗址平面图（图源：南方民族考古）

　　文献记载，秦都咸阳是法象天汉而营建的。《史记·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庙，象天极。”《三辅黄图》也说：“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阳，营宫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取象于天，是中国古代都邑营建的最高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三星堆都城规划无疑开启了中国三千多年来古都规划布局的先河。

秦都咸阳与天象关系示意图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拥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对天象进行观测和解释的权力均为最高统治者所垄断。三星堆青铜文化属于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50年。在这一期间，中国境内与三星堆存在文化交集的青铜文化特别多，比如二里头文化、郑州商城文化、盘龙城文化、新干大洋洲文化、台家寺文化、城固铜器群文化、殷墟文化等。在这些青铜文化中，只有年代最晚的殷墟文化（约前1300年－前1027年）具有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城址规划布局，这表明三星堆的规划思想不仅是秦都咸阳的营建思想之源，也是殷墟遗址的营建思想之源。同时，这也证明三星堆文化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殷墟遗址平面图（图源：《安阳大司空》）

　　与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这些同样具有深厚天文学背景的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与天文学的结合颇具特色。这种特色首先就表现在我们使用了独特的赤道坐标系，而早期西方文明多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地平坐标系。这三种天球坐标系的区别在于，黄道坐标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为中心的，而我国所使用的赤道坐标系则是以北斗崇拜为中心的。

天球仪

　　建立在北斗观测基础上的天球坐标系以南北天极形成的轴线为中心，而这条轴线正好与地球轴线重合，并与地球赤道平面垂直。换句话说，基于赤道坐标系的天球其实就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因此，尽管我国古代先民普遍没有意识到大地是一个球形，也普遍没有意识到地球有自转现象，但却能够把这些现象通过天球坐标系反映出来。比如《史记·天官书》说：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前1260年春分凌晨在三星堆地区看到的北天区（图源：Stelarium）

这里所谓的“运于中央”，反映的就是三四千年前北斗七星正好位于北天极中心区域的天文现象。由于地球有自转运动，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围绕北天极每天逆时针旋转一周；同时，由于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反映到天球上便是天上星辰每天晚上要比前天晚上早四分钟升起，直到经过一整年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天文实测，古人有了把昼夜更替、四季变换视为受北斗控制的理解。除了《天官书》，对这类观念的记载也见于《鹖冠子·环流篇》：“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北斗七星图

四、文献角度：北斗崇拜与成都平原古文化的关系

　　《公羊传》 昭公十七年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天所以示民时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谓之大辰。”这条材料表明，大火（即心宿二）、伐（参宿）、北辰（北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均曾作为授时星使用。

　　对北斗进行祭祀，在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记载。但是，我们知道，殷人采用的授时星是大火星，这在《左传》有明确记录。同时，《左传》又提到参宿为夏人的授时星，如昭公元年说：高辛氏“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那么，把北斗作为授时星的是什么人呢？

殷人对北斗的祭祀（《甲骨文合集》21341）

　　众所周知，相传为夏人使用过的《夏小正》多次提到北斗的纪时作用，如该文言正月则说“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言六月则说“初昏斗柄正在上”，言七月则说“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县在下则旦”。如果说《夏小正》采用的是北斗授时体系，显然这与《左传》以参宿为夏人授时星的说法是存在矛盾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再谈笔者基于夏与商周并行论提出的“夏分三段”观点。

　　所谓的“夏分三段”，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三个不同时期的夏。其中，第一段为黄帝之夏，其时可上推及齐家文化的兴起，下延及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年代大致为《史记》记载的从炎黄之战到后羿代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其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

太阳神鸟金饰（成都金沙博物馆藏）

　　按此“夏分三段”之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三星堆文化与北斗授时体系之间的联系，显然需要先对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与参宿的关系作出说明。按《左传》记载，参宿为大夏主星，其地在晋，然而《史记·天官书》却说：“参为白虎。”正义引《星经》云：“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又《三国志》卷38《秦宓传》说：“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华阳国志·序志》亦有类似记载。以此观之，参宿除了曾被晋南地区使用外，也确曾为成都平原所使用。当然，要把这些内容交待清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成都平原与晋南地区的考古文化关系。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另文再谈。

北斗七星图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北斗。作为授时体系的北斗七星，古人是根据斗柄所指来进行辨时建月的。因此，在北斗七星中，居于柄杓末端的招摇星地位最高，如《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玄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颖达正义：“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差。”而《史记·天官书》言：

　　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

张守节正义曰：“杓，东北第七星也。华，华山也。言北斗昏建用斗杓，星指寅也。杓，华山西南之地也。”华山西南之地的统治中心在先秦时期为成都平原，这说明，作为北斗七星“主指者”的招摇星确实代表着成都平原的古文化。

岷山(图源：东湖社区)

　　在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下，招摇在天为指时之星，在地则为领首之山。《山海经》记事以招摇山开篇，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指出招摇山即今之岷山，此论正合《天官书》之说。三星堆玉石料主要来源于岷山，祭祀坑亦面向岷山方向，故蜀地祭山，首重岷山，是以《史记·封禅书》说：“渎山，蜀之汶山也。”蒙文通教授指出，《山海经》亦称岷山为昆仑山，而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言：“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昆仑。”《尚书纬》也说：“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此皆非空穴来风之言。

五、考古角度：三星堆纵目面具与北斗崇拜的关系

　　吴维羲先生在论及三星堆文化的北斗崇拜时，使用了三星堆城址、青铜神坛等考古材料来进行说明。这些材料固然可以反映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北斗文化特征，但笔者认为三星堆文化中与北斗崇拜联系最为密切者应属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戴冠纵目人面具（K2：142）

　　三星堆出土纵目面具共三件，形制皆阔口、大耳、眼球突出如柱。其中，小纵目面具（K2：142）为二件，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额中嵌铸有一高达68.1厘米的龙形饰。大纵目面具（K2：148）为一件，宽138厘米，通高66厘米，额中有一长方形孔，可能也是用于嵌铸类似小纵目面具龙形饰之类的饰件。[4]

三星堆纵目人面具（K2：148）

　　学者们对于纵目面具的讨论大多集中于纵目。通观纵目面具的眼、耳、口、鼻等各器官特征，实际上都采用了一种夸饰手法。笔者认为，这种夸饰反映的是各个器官功能的增强与延伸。比如，纵目之意当在强调观测能力的增强与延伸，大耳之意当在强调闻听能力的增强与延伸，阔口之意当在强调号召能力的增强与延伸。限于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重点来谈谈眼睛和龙形饰这两个部分。

　　（一）纵目面具和天文观测

　　对于纵目所表现的是观测能力的增强和延伸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在人类学部分，我们要考察的是纵目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性文化内涵；在历史学部分，我们要考察的是纵目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内涵。

　　（1）用突出的眼球来表现观察能力的增强和延伸，这在人类学上不乏其例。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奥秘》第十章《地震和圆柱形的眼睛》就提到了这方面的数个案例。[5]比如，在属于萨利什语族的印第安社群中，人们使用一种叫做斯瓦希威的面具。该面具有突出的眼球，用来表示永远不会眩昏。又比如，在阿拉斯加北部和东部，爱斯基摩人总是将突出的眼睛与锐利的目光联系起来，或者将其归因于人们在黑暗中看东西时所付出的努力。

斯瓦希威面具（图源：《面具的奥秘》）

　　列维说，这种眼球所呈现的圆筒形状，在整个北美大陆的神话和仪式中，都被赋予了捕捉、确定远方信息并与之进行直接交流的作用。比如，特林基特人的神话说：

　　骗子乌鸦在离开印第安人之前，警告他们说，等它回到地球时，谁敢用裸露的眼睛看他，谁就将变成石头。从此以后，人们只得通过一个白菜叶卷制的圆筒看他。因此，1786年，当拉佩鲁斯的船队漂到岸边时，邻近的特林基特人就把帆当成鸟的翅膀，他们认为这些张着翅膀的大鸟就是乌鸦和它的随从。于是，他们匆忙地制做那种稀奇的望远镜，带上这种突出的眼睛之后，他们自以为视力已得到提高，这才敢于直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令人惊异的景象。

特林基特人的图腾雕刻（图源：时光海）

　　圆筒形状的物体之所以有助于增强人们的观察能力，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有效避开背景光的影响，缩小观察范围，下文将要提到的窥管其实就利用了这种原理。

　　（2）根据我国历史文献的记载，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三星堆纵目面具与古代蜀地的“蚕丛纵目”传说有关。《华阳国志·蜀志》云：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又《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瞿上即三星堆遗址，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和徐朝龙《“瞿上”再考》有考，此不赘言。《玉篇·䀠部》言“䀠”与“瞿”字同，䀠之构形为二目并立，与三星堆出土纵目人面具特征相符。纵目神话亦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烛龙（图源：《山海经》蒋应镐绘本）

烛龙可司晦明，说明其为司日月之神。"直目正乘"四字，郭璞注：“直目，目从也；正乘，未闻。”今按：目从，即纵目。《说文》十二篇下《乚部》：“直，正见也。”甲骨文中的“直”字和“见”字均含目形，且该目形的眼球多突出眼框，与三星堆纵目面具特征相似。据此可知，言直目之形即为“纵目”或者“柱目”，言直目之义则为“注视”。

甲骨文中的“见”字和“直”字

　　又《广韵·蒸韵》：“乘，驾也，胜也，登也，守也。”凡言驾、乘、登者，均需有所凭借。以此论之，则“直目正乘”当有凭物观测之意。王红旗先生认为：

　　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的纵目眼球凸出眼睛达16.5厘米，呈典型的管状，而且，这个凸出的管状眼球上还有一道明显的箍，很像是套管的连接箍。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它是一种用在眼睛上的测量仪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望远镜（包括各种测定距离的仪器，不一定都要求有透镜）。[6]

《淮南子·泰族训》记录有一种叫“金目”的测望工具：“人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快。”王红旗先生推测金目“是一种有刻度的两节窥管，能够自由伸缩的用于测量距离远近和山峰高低的仪器，它的前身应当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纵目”。

浑仪

　　把三星堆纵目面具的纵目与窥管联系起来看似大胆，但并非没有可能。西汉武帝时期，来自巴蜀之地的落下闳制造了浑天仪，窥管即为浑天仪所使用的一种观测元件。《庄子·秋水》说：“用管窥天。”这说明，窥管在称先秦时期已经在使用。《山海经》里的烛龙为司日月的纵目神，那么作为观测天象使用的窥管或类似工具在三星堆时期已经出现是有可能的。其次，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到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学者多谓前者蕴含着十日传说，后者的太阳十二道光芒意指十二个月，这说明三星堆时期已有比较完备的历法制度，因此三星堆时期已经使用天象观测工具应是可以成立的事实。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博物馆藏）

　　（二）天文观测仪器的千古之谜：对璇玑玉衡的一点推测

　　上面谈到了三星堆使用窥管等测量工具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再从考古角度来做一些讨论。我们知道，先秦文献提到的观测工具除了《庄子》里的“管”，还有《尚书·尧典》里的“璇玑”。孔安国说璇玑为“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汉儒马融更明确地说，璇玑就是浑仪的前身。可是，这种仪器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什么构件组成，以及怎么使用，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谜。

图源：《古玉图考》

　　清代末年，吴大澂(1835－1902)《古玉图考》首先把一种带三牙的盘形玉器称为“璇玑”。此后，学者多采其说，笔者亦认为此说可信；然而，璇玑应如何使用，却久不曾为人所论。1947年开始，比利时学者米歇尔（Henri Michel）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认定璇玑是拱极星的观测板，并进一步认为玉琮是套在该观测板中心孔的窥管。米歇尔认为，如果把璇玑上的刻口对准主要的拱极星，则真北极便必居于窥管的中央。这一观点后被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所采纳。

米歇尔复原的璇玑（图源：《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天学》）

　　1983年，英国学者卡勒（C. Cullen）对米歇尔的研究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米歇尔在研究中故意移动了许多星的位置，以求符合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按照米歇尔的复原，璇玑并不能起观测作用。我国考古学家夏鼐据此认为，所谓的璇玑并非天文观测所用，而是装饰品，并主张改称这种玉器为“有扉棱的饼形物”。[7]然而，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所出的岳石文化时期的一套璇玑玉器组合表明，这类玉器确非装饰物，而是实用器。

司马台璇玑玉器组合

　　1996年11月，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科技日报》发表《艺术和科学》，提出了他的璇玑复原方案：把璇玑、玉琮、玉璧等组合成一台观测仪。但细审其使用之法，实与米歇尔近似，他也认为璇玑是通过确定拱极星的位置来寻找天极中心的仪器。[8]

李政道博士的璇玑复原方案（图源：《李政道文录》）

　　今按：米歇尔和李政道博士之说均不可信。我们知道，璇玑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从新石器时期开始算起长达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使用同一类工具来对天极中心进行反复测定，这有悖常理。其次，天球上远离天极中心的星辰数量众多，这些星辰古人是如何测定的，按照米歇尔和李政道博士的观点，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玉璇玑（金沙博物馆藏）

　　笔者认为，璇玑仪器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平面坐标尺，是用来测定星辰之间相对位置的。其复原方案应大致如李政道博士所说，不过应在璇玑下面套上一块供记录用的星板。具体地测量方法是，先将璇玑中心的窥管对准一颗星以作为测量基准，随后旋转璇玑，利用璇玑的刻口和牙形确定一颗或数颗星辰的位置，并将其记录于星板上。测定完成后，再另外选定一颗星作为测量基准，如法炮制，反复使用，便可以将整个天区需要测量的星辰测定下来。当然，因为天区广阔，测量也可以分区域进行。按照这样的测量方法，在保持一定测量周期的情况下，也可以把星辰之间因运动造成的相对位置变化测定出来。

　　璇玑在青铜文化崛起前的考古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事实，大概反映的就是《国语·楚语下》所说的“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随着青铜时代的来临，一些强势的政治集团随之崛起。《楚语下》所说的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周语下》说的颛顼建立了星与日辰之位，反映的大概就是颛顼对天象观测的权力垄断。因此，在三星堆时代之后，除了殷墟集团外，这种璇玑形玉器也越来越少见了。

　　（三）纵目面具和颛顼的关系

　　文献中提到的纵目神除了《华阳国志》的蚕丛和《山海经》的烛龙外，《楚辞·大招》也谈到了西方的纵目神：

　　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纵目，被发鬤只。长爪踞牙，诶笑狂只。

蓐收（图源：《山海经》蒋应镐绘本）

王逸认为此豕首的纵目神即蓐收，然而《山海经·海内经》言颛顼之父韩流亦有“豕”的特征：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阿女，生帝颛顼。

郭璞注：“擢首，长咽；谨耳，未闻。”今按：擢首、谨耳不类，疑为谨首、擢耳。谨，乃状其庄重；擢有拔义，擢耳犹言竖耳。谨首、擢耳、人面、豕喙，堪为三星堆纵目面具的极佳刻绘。韩流，《竹书》作“乾荒”，郝懿行以为即高阳。因此，韩流或即颛顼所属部族之名，也就是高阳氏。如果此言不谬，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三星堆纵目面具表现的，从神格上来说，就是“烛龙”；从所属部族来说，则为颛顼所属的高阳氏，即《华阳国志》里的“蚕丛”部族。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出土现场

　　（四）颛顼戴斗与北斗文化

　　“颛顼”一名，素来颇为费解。《说文·页部》言：“颛，头颛颛谨貌。”又说：“顼，头顼顼谨貌。”颛、顼二字均以“头”言事，暗合于纵目面具。又《白虎通义》言：“颛者，专也。顼者，正也。能专正天人之道，故谓之颛顼也。”颛顼，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作“端玉”[9]。要说明《白虎通义》所谓的“正天人之道”，我们仍可从纵目面具说起。　

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局部）

　　纵目面具所戴的龙形饰，也有研究者称为“卷云纹”。此纵目面具若果与颛顼有关，则文献累见的颛顼所戴的“干戈”必指此饰件。《艺文类聚》卷11引《帝王世纪》云：

　　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

三星堆戴冠纵目面具（三星堆博物馆藏）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河图》也说：

　　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颛顼，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而《论衡·骨相篇》则说“颛顼戴干”，《白虎通义》卷7《圣人》也说：

　　颛顼戴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

《论衡》和《白虎通义》的“干”字原文皆作“午”字，此依卢文弨校。《太平御览》卷357引《春秋元命苞》之文与《白虎通义》相同而又以此为帝喾之象，并附宋均语：

　　干，盾也。招摇为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见天中以为表者也。

据此可见，颛顼“首戴干戈”之说实与北斗文化有关。颛顼为蜀山氏之子，于空桑登为帝。空桑即三星堆（说见《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此言招摇为主兵之星，与《楚辞》以空桑为主刑杀之地的说法吻合。三星堆大城崛起之时，成都平原大量的史前古城悉遭毁灭，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确为一个崇尚武力征伐的族群。[10]而传世文献以北斗七星中的“主指者“——招摇为干戈之象，或许这正是北斗授时体系具有三星堆文化背景的一种反映。

　　长期以来，鲜有治史者对颛顼“首戴干戈”之说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三星堆纵目面具的研究，并将之与颛顼和北斗文化相联系，始知这可能反映着颛顼对北斗授时体系的权力垄断。同时，当我们把璇玑玉器与天象观测以及有关的考古文化兴衰与颛顼绝地天通事件联系起来的时候，结果我们发现颛顼在战国楚简中的本名“端玉”或许反映的才是真实的历史记忆；而《白虎通义》把颛顼的名称与“正天人之道”联系了起来，无疑这正是对颛顼时代通过建立垄断的北斗授时体系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政治秩序的真实反映。这种全新政治秩序的建立，或许才是“天下之中”观念能够得以形成的深层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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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2017年第2期。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青铜器》，天地出版社，2009年版。

［5］列维·斯特劳斯：《面具的奥秘》，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7］夏鼐：《所谓玉璇现不会是天文仪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8］柳怀祖编：《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9］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10］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上，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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